认识严歌苓先是认识由她的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梅兰芳》《金陵十三钗》《归来》《芳华》等,然而在阅读了她的小说文本之后,更是被她的作品深深吸引,仿佛时空交错,文化斑驳。严歌苓笔下的人物,总是拥有难以言表的苍凉和凄美。她曾说过:“我追求个性化的东西,所以我对边缘人,对边缘题材更加感兴趣。”所以同样是审视弱势群体的坎坷境遇和多舛命运,她更倾向于也很擅长边缘女性的书写,比如妓女的形象。小说《扶桑》和《金陵十三钗》都是对这样的边缘女性的描写,刻画的却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妓女形象,虽同为风尘女子,却大相径庭。
《扶桑》中的扶桑在乡村农家等待去海上归来的素未谋面的丈夫时,被拐卖到旧金山沦为妓女,她轮转于一个又一个拍卖场,被人从一个妓馆卖到另一个妓馆,但她却始终不同于拍卖场上的所有女子。“你没有技艺,也没有妖惑的妩媚,丝毫不带那千篇一律的淫荡的眼神。你的平实和真切让人在触碰你的刹那就感到了。你能让每个男人感受洞房的热闹以及消灭童贞的隆重。”正是她与生俱来的与众不同,使她成为名妓。“因此你是个天生的妓女,是个旧不掉的新娘。”所以在故事的最后她终于结了婚,嫁给了她原本等待多年的丈夫。
这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而扶桑这样一位边缘化女性,在她的悲惨命运下闪耀着的光辉甚至是神化的。她和12岁的克里斯第一次相遇时,她那种东方女性的怒放的美丽以及天然拥有的母性特质,在克里斯的视角下体现得淋漓尽致,“两只若有若无的脚,如此残酷而俏丽的东西”“柔细温暖的肌肤”“撮起的嘴唇和垂下的睫毛使她脸上出现了母牛似的温厚”“你装着看不出他的年龄,你一点也不偷懒地待他,你那样诚挚地笑,仿佛面前是个势均力敌的血性汉子”,克里斯在那次初见,便被穿着猩红大缎的扶桑迷住了。可笑的是,当扶桑因患痨病秘密关押等死被拯救会救出后,穿着宽大的白麻布衬衣坐在四处洁白的房子的白色床上时,克里斯却迷茫了。而当烂红如醉皱皱巴巴的红绸衫紧贴在她的皮肤上时,克里斯便又被这突兀的红色怔住,连走向她的脚步都带些梦。果然她是个天生的妓女啊,她爱上的这个大男孩最初爱上的就是她妓女的模样,仿佛她活在世上的意义就是为了做一名妓女。
其实说是天生也的确并不为过,扶桑出生的时代背景以及成长起来的家庭环境,在男权社会中又没有接受过伦理道德的教化,再加上天生的一点愚钝和乖顺,在她被拐卖到妓院,沦为男人把玩和猎奇的对象时,都没有产生一丝有关妓女的尊严的羞耻和反抗,她甚至在迎合、在享受。最初我是讶异的,扶桑竟是如此超脱的一位女子,然而转瞬我便懂得了。克里斯在爬窗看到这幅香艳画面时,他不但没有感到厌恶和肮脏,他甚至被这种意外的和谐的美丽感动地颤抖落泪,“那是最底下、最不受精神干涉的欢乐”“他从没想到世上有如此神秘,如此罪过的一种美丽”,克里斯所欣赏的这种美是与苦难并存的。因为那是扶桑与生俱来的承受一切苦难的光芒,让她能够凌驾于所有杀戮和纷争之上,显出优越和超然,仿佛凤凰涅槃般,她的这种不参杂任何东西的纯粹的包容和顺从,这样“无言的生动、如畜牲般可贵的感知”,在那个时代,造就了一个非凡。
也正是严歌苓刻意设置的这样一个女性形象,展现出一种最原始、最古老的人性,简单得如同可以包容万物,仿佛来自远古。但偏偏是这样一个女性却爱上了一个男孩,又着实是世事无常,困于爱情的她终究放弃了爱情。从克里斯12岁到17岁,同样迷恋着扶桑的克里斯一心想要将她拯救出来,得知扶桑便是自己素未谋面的妻子后性情大变的大勇也是如此,但是扶桑根本不需要男人的拯救,“她从原始走来,因此她健壮、自由、无懈可击”“扶桑从爱情中受到的痛苦比肉体上的任何痛苦都深”“爱情是真正使她失去自由的东西,她肉体上那片无限的自由是被爱情侵扰了”。扶桑似乎包容了万物,但是她又是自私的,她剪开了一切感情爱恋的牵累,放弃了克里斯。她选择与大勇结婚,并不是她的良心选择了自己曾苦苦等待的丈夫,她只是用一身红妆,换取了漫长余生的自由。这或许可以理解为超脱的神性背后的人性自私,也可以称为是最本真原始的人性自由。
而在这个完整的故事里,严歌苓十分博人眼球地采用了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互相穿插补充的叙事方法,以一种多角度的叙事视角讲述故事,新鲜而奇异。在小说叙事中很少使用第二人称叙述,若表达不到位会有很大的风险。而《扶桑》全篇的第一句便是“这就是你”,然后十分大胆地以第一人称补充解释辅助第二人称叙述主体的方式描述扶桑的出场,接着利用第一人称转接引出第三人称的克里斯。其实第二、三人称并不固定在某个人物身上,在不同的故事时间线之下灵活的变化着,而第一人称对其中的流畅转换起着很大的作用。故事中的“我”不仅仅是故事的讲述者,而且是故事的局外人,更加清晰直观。却能直接和故事人物进行对话,通过“我”的讲述和情感表达,补充理顺故事情节,阐述人物心理,完善故事内容。仿佛更加真实贴切,又有种从云雾中豁然开明之感。因此展现出来的扶桑是个简单又复杂的女性形象,拥有最原始柔美的东方神化女性特征,又有固执自私的不可忽视的人性特征,也正因为有了后者,扶桑展现的人性才如此卓然不俗,深入人心。
同样,《金陵十三钗》也是一部关于妓女的传奇故事。同为边缘女性,却是完全不同的性格特质和人性光芒。这个故事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的是十三名秦淮妓女舍生取义拯救了女学生的故事。妓女和学生,在那个时代是在伦理上处于截然对立的形象。因此有些人会质疑,凭什么妓女就是肮脏的、女学生就是纯洁的,凭什么让妓女去为日本兵服务就是应该的,难道因为妓女早已经不干净了所以就没有保护的必要了吗?他们会说这部作品是歧视妓女,是恶俗没有人性关怀。或许各家各有己见,但是我所理解的这部作品,只是在当时当景,在一种强烈的对比下展现了战争和生死的苦难中的人性。“商女亦知亡国恨,此恨无关风与月”,正因为是妓女,正因为救的是女学生,正因为打破了桎梏,才是难能可贵。
和《扶桑》相似,《金陵十三钗》也是有一个“我”作为融汇整个故事的主要叙事者,但不同的是,这里并不单纯的使用第一、二、三人称交错叙述,而是以“我”的叙述为展开,由“我”阐述姨妈书娟,再由书娟阐述她所看到的赵玉墨,再是通过赵玉墨描述她身边的其他妓女们。整个故事都是在女性的视角下铺呈开来的,而这三个叙述人物“我”、书娟、玉墨,分别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复杂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与《扶桑》相同的一点便是,“我”在讲述这个故事中表达的主观感受和认知,将书娟和玉墨两者的叙述巧妙地拼接起来,并且补充了故事内容,呈现出一个清晰完整的极富戏剧性的悲剧。
但是,这里的妓女们和扶桑大不相同,同为边缘女性,却传达着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意义。《扶桑》中的扶桑,展现的是原始古老甚至有些神化了的人性,而《金陵十三钗》中的妓女们,象征着苦难中的救赎。在这部作品中,很直接地表现了女性身体在当时仅仅是工具或道具,女性完全被欲望化、物质化,而通过学生和妓女们的对比,放大了这种传统伦理下的世俗,“为了使女孩们单纯、洁净从而使她们优越,世人必须确保玉墨等人的卑贱”,何为肮脏,何为纯净,最终在这场灾难和杀戮中拯救了纯洁女学生们的竟是这些看似最肮脏的身体最卑贱的灵魂。如此一场颠覆的救赎背后所影射的不仅是人性,更是对整个民族女性观的反思。她们用身体和性命保全了人格和尊严,“她们的牺牲不仅悲惨,而且绚烂。”
严歌苓笔下的人物总是渺小卑微却散发这不俗的生命魅力,并且其别出心裁的叙述视角令人产生似真似幻的错觉,仿佛超越了真实和虚幻。如同《扶桑》和《金陵十三钗》,在凄美苍凉的故事中关注人物的灵魂深处,挖掘边缘女性的人性光芒来剖析寂寥惆怅的社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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