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在老家陪妈妈住院。腊月二十六那天飘了一场雪，街道上一些大的店铺已经贴出了放假的通知，人们都在赶着回家准备过年，但是我们回不去了，医生说，你们就在医院过个年吧。
晚上，我们住的急救室里来了一位老人，长得瘦瘦小小。她因为感冒需要输液，就在急救室空着的一张床上躺着，送她来的儿子和儿媳妇待了有一个小时走了，临走前嘱咐我先照顾一下老人，很快会有人赶过来。
他们走后，老人靠着被子躺着，眯着眼睛对着房间里的药柜看了很久，而后转过来，对我说,我九十岁了。我说，您身体还好？老人没有听见，她的耳朵一定不怎么好使了，她只顾自己说话，我的姐姐、妹妹、哥哥都走了，我住在山上，老天把多少人都收走了，就是不收我。说完她皱紧了眉头，眯起双眼看着被子，她用一只手摩挲着背面。我不知该怎么把这个话头接过去，只好走到她面前，抬起头看了看她的吊针瓶，再慢慢地走回来。
老人吃力地转动着脖子，那种想要表达的欲望使她一时间像个健康的人，也让我忽略了她的年龄和她内心的空洞。我拿起了手边的一份报纸，漫无目的地浏览着，说实话，我什么也没读进去，只是不让自己更累而已。
大概过了几分钟，我感到老人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我便迎着那目光，它让我一瞬间想到死亡的形象，心不由得缩在一起。老人突然对我说，我想去厕所。
我扶她下了床，一步一步挪到外面的卫生间，替她打开门。她站起来的时候，我提着手中的吊瓶，一边准备扶她出来，她又一次盯着我，说：我觉的活着可没意思！
我哑口无言，甚至呆滞到忘记了扶住她递过来的手。她的痛苦是真实而强烈的，可我不是上帝，不是老天爷，决定不了一个人的命。我不愿意辜负这样的肺腑之言，却束手无措。
今年六月底的时候，我去医院看望一位同事，在我们旁边，躺着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脚上的指甲脱落殆尽，浑身骨瘦如柴。据照顾她的护工说，她已经做了十一年的透析。护工白天戴着口罩，夜里睡觉的时候才把它摘下来。她的气色很糟糕，隔着厚厚的棉口罩，我听到护工说，儿女们都不怎么管了。
有几次我从老人的床边走过去，想和她说说话，不知是光线的原因，还是我近视偏高，总觉得她一动不动，仿佛一具空壳。
我在医院里待了两天就匆匆地离开了，这是一栋很老的建筑，和几年前妈妈住的医院极为相似，压抑和恐怖的气氛从楼道口一直延续到整个楼层，在那里我看不到一丝微笑，包括站在门口徘徊的门卫。说一句不该提起的话，----它在我头脑中挥之不去，医生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的化身？
医院门口连接着过街天桥，它使我一瞬间流泪，想到生与死的连接。不过是几十米长的天桥，可是在病痛面前，却悠长广袤得像银河，需要赔上多少日夜的沉浮，方可超度！人活着最大的痛苦究竟是什么呢？
人没办法选择生，却要独自面对死，这是活着的困境之一，我们该如何在这困境中脱身，求得最后的尊严与体面？
这座桥上，站着一位和尚打扮的哑巴“大师”，正用手中的塑料尺子丈量着一个中年人的手指长度，帮他掐算出寿数。那中年人瘦得像深山的老猴，他笑着揣测“大师”的手势，回道，是六十吗？够了，我满意了，还有三年。他回头望着望他的人，笑得更爽朗，他的回答仿佛是在安慰观望者。一时间我在他的微笑里感到了力量，于是迎着阳光，过了桥。
▌作者：西风，曾为陕西某校语文教师，后辞职专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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