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在老家陪妈妈住院。腊月二十六那天飘了一场雪,街道上一些大的店铺已经贴出了放假的通知,人们都在赶着回家准备过年,但是我们回不去了,医生说,你们就在医院过个年吧。
晚上,我们住的急救室里来了一位老人,长得瘦瘦小小。她因为感冒需要输液,就在急救室空着的一张床上躺着,送她来的儿子和儿媳妇待了有一个小时走了,临走前嘱咐我先照顾一下老人,很快会有人赶过来。
他们走后,老人靠着被子躺着,眯着眼睛对着房间里的药柜看了很久,而后转过来,对我说,我九十岁了。我说,您身体还好?老人没有听见,她的耳朵一定不怎么好使了,她只顾自己说话,我的姐姐、妹妹、哥哥都走了,我住在山上,老天把多少人都收走了,就是不收我。说完她皱紧了眉头,眯起双眼看着被子,她用一只手摩挲着背面。我不知该怎么把这个话头接过去,只好走到她面前,抬起头看了看她的吊针瓶,再慢慢地走回来。
老人吃力地转动着脖子,那种想要表达的欲望使她一时间像个健康的人,也让我忽略了她的年龄和她内心的空洞。我拿起了手边的一份报纸,漫无目的地浏览着,说实话,我什么也没读进去,只是不让自己更累而已。
大概过了几分钟,我感到老人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我便迎着那目光,它让我一瞬间想到死亡的形象,心不由得缩在一起。老人突然对我说,我想去厕所。
我扶她下了床,一步一步挪到外面的卫生间,替她打开门。她站起来的时候,我提着手中的吊瓶,一边准备扶她出来,她又一次盯着我,说:我觉的活着可没意思!
我哑口无言,甚至呆滞到忘记了扶住她递过来的手。她的痛苦是真实而强烈的,可我不是上帝,不是老天爷,决定不了一个人的命。我不愿意辜负这样的肺腑之言,却束手无措。
今年六月底的时候,我去医院看望一位同事,在我们旁边,躺着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脚上的指甲脱落殆尽,浑身骨瘦如柴。据照顾她的护工说,她已经做了十一年的透析。护工白天戴着口罩,夜里睡觉的时候才把它摘下来。她的气色很糟糕,隔着厚厚的棉口罩,我听到护工说,儿女们都不怎么管了。
有几次我从老人的床边走过去,想和她说说话,不知是光线的原因,还是我近视偏高,总觉得她一动不动,仿佛一具空壳。
我在医院里待了两天就匆匆地离开了,这是一栋很老的建筑,和几年前妈妈住的医院极为相似,压抑和恐怖的气氛从楼道口一直延续到整个楼层,在那里我看不到一丝微笑,包括站在门口徘徊的门卫。说一句不该提起的话,----它在我头脑中挥之不去,医生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的化身?
医院门口连接着过街天桥,它使我一瞬间流泪,想到生与死的连接。不过是几十米长的天桥,可是在病痛面前,却悠长广袤得像银河,需要赔上多少日夜的沉浮,方可超度!人活着最大的痛苦究竟是什么呢?
人没办法选择生,却要独自面对死,这是活着的困境之一,我们该如何在这困境中脱身,求得最后的尊严与体面?
这座桥上,站着一位和尚打扮的哑巴“大师”,正用手中的塑料尺子丈量着一个中年人的手指长度,帮他掐算出寿数。那中年人瘦得像深山的老猴,他笑着揣测“大师”的手势,回道,是六十吗?够了,我满意了,还有三年。他回头望着望他的人,笑得更爽朗,他的回答仿佛是在安慰观望者。一时间我在他的微笑里感到了力量,于是迎着阳光,过了桥。
▌作者:西风,曾为陕西某校语文教师,后辞职专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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