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又一次盘算到琴江村走一趟，却迄今还未动身。
琴江村如此有名，各种版本的地图无不标示了公共汽车的抵达线路。然而，我考虑的是，能否从水路出行？那一条滔滔奔涌的闽江正从我家窗前流过。出门爬上一条木船，天高云淡，顺流疾行，二十公里上下吧？那种敞篷的木船古风犹存，艄公一张黝黑的脸长年风吹日晒，划橹的响声咿咿呀呀——一些木船尾部已经安装了一个小马达，啪啪啪地驶得飞快。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两岸青山，一行白鹭，没有酒就带一壶茶，包括带上一大堆古代文人泛舟江湖的记忆，估计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木船靠岸的时候或许有些颠簸。琴江村钉在三江——闽江、上洞江、琴江——交汇之处，接近闽江出海口，水流紊乱，风长浪高，稍许的颠簸不足为奇。那里还存在停泊的码头吗？我不知道。算了，没有必要计较这种细节。木船可以抵近江岸，什么地方都可以上来，浅滩上趟两步水也没什么了不起。岸边应当有几棵或大或小的榕树吧？大如巨伞，小亦成荫，墨绿的树叶终年泛出油光。会不会还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佝偻着身子枯坐着，木然望着荡来漾去的江水，絮叨着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忆？
为什么称作“琴江村”？所有的记载资料都愿意重复一个富有诗意的解释：流经这一段的江流状若古琴，“琴江”二字音韵悠长。可是，乘坐木船顺流而下的时候，人们肯定察觉不到正在驶入一架古琴，听到的其实是隐隐的铿锵之声。绘在地图上的这一段江流形状没有什么异常，看不出老天爷在这儿摆了一架古琴，邀请左岸的鼓山或右岸的旗山得空时过来悠扬地演奏一曲。当然，命名从来就不是一件多么隆重的事情，哪一位古人顺嘴说出了自己的想象，先声夺人，后来者就这么沿袭了下来，朗朗上口而不再费心思推敲分辨，如此这般。
初次来到琴江村的人，肯定一眼就会看到广场上高耸着八根神气活现的大旗杆。一些重要的日子，琴江村会将八面旗帜悬挂起来。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和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面旗帜翻卷在江风之中，旗形变幻，呼拉作响。没错，这即是清代满族人的“八旗”。
琴江村曾是纯粹的满族人聚居村落。
清雍正七年，镇闽将军阿尔赛奏请清廷，从镶黄、镶白、正蓝、正白四旗之中抽调五百来名士兵携眷南下福建，在福州三江交汇处筑地为城，组建“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不知当时的清廷是如何构思漫长而曲折的海防布局的，大约相近的时间，天津、南京、乍浦、广州的八旗水师也纷纷组建，它们互为犄角，彼此呼应。鼎盛时期，福州水师旗营的官兵多达四千多人，共有一百二十九个姓氏。寂静的江畔突然被无数杂乱而陌生的脚步叩醒，八根旗杆一夜之间迎风而立，一种格格不入的口音开始弥漫——旗营的官兵多半来自辽东的铁岭、延边、抚顺等地。一个军营的骁勇将士被拎出东北的白山黑水，横跨数千公里，轻轻搁在绿树纵横的闽江之滨。闽江两岸的山脉起伏绵延，这一段狭窄而湍急的江流可以视为闽地的咽喉，转过几个山峰即是浩瀚的东海。水师旗营犹如搁在咽喉旁边的一柄锋利的匕首。这些军人的职责是：抽刀断水——必要的时候。这一天开始，数千名八旗子弟栖息在温暖的亚热带。千山苍翠，万树繁花，这儿没有东北的鹅毛大雪与尖刀一般的寒风，然而，一团团烟雾似的蚊群在皮肤上叮出数十个红点，鬼魅般的瘴气如同一阵黑影掠过村落的街巷。当然，他们慢慢习惯了，不仅弓马娴熟，同时擅长操作兵舰上的火炮，数百年的时间不知不觉滑了过去。
众多提到三江口水师的记载都没有遗漏两个字：“携眷”。“携眷”就是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变卖了家里的一亩三分田地，包袱里装上全部细软，然后揖别故乡不再回头。士兵不必候鸟似的北上探家，来去匆匆；闲常的日子也不必挖空心思地牵挂父母妻儿，夜里被一张大网似的乡愁缠绕得睡不着觉。“携眷”就是连根拔起，然后重新种植在闽江岸边这一片湿漉漉的沼泽地上。
一平方公里左右的琴江村的确是构筑在沼泽地上：一锹一锹地填上硬土，垒起厚厚的城墙，东南西北四座城门，纵横有序的街巷和官署、兵房、衙门、炮台、教场、民居一应俱全。挥断后顾之忧，他们重塑这里的一切。琴江村拒绝与城墙之外通婚，他们不愿意外来者沾染旗人的血统。这里是军营。城墙里的旗袍仅仅向军人展示婀娜的身姿，街巷之间婴儿的强悍啼哭仅仅表示又一代军人出生。“此心安处是吾乡”，一代又一代在这里繁衍生息，但不再是东北人了。故里真的不会魂牵梦绕了吗？没有人提起这个问题。可是，从琴江村的地图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秘密：围绕村子里的小鲤鱼山，纵横展开的房屋居然排列成一个“回”字。
那一天我惊讶地听说，琴江村是一个满语的飞地。我没有听过满语的发音。我猜这是一种悦耳的语种，尽管北京话的翘舌音并非源于满人。当年的水师旗营将士挎在肩上的包袱携带的是家中细软，口齿之间携带的是满语。驻扎的营盘里俱是乡亲，满语是城墙内部自足小社会通行的语言货币。满语的历史其实很短，十六世纪末年，努尔哈赤命令自己的两个大臣以蒙古文为蓝本创制满语，十七世纪上半叶，皇太极又进行了一次改善，前者称“老满文”，后者称“新满文”。清朝的许多文献均以满文撰写和记录。然而，世事沧桑，现今已经没有多少人通晓这种语言了。人们担心的是，东北的那几个老人离去之后，满语可能成为绝响。那些清朝的档案、史料或者书籍将重新沉入无语的黑暗，破解如坠迷宫。然而，即使音调低沉的福州话四面合围，这个亚热带的小村落仍然埋伏了一支满语的奇兵，一串串发音奇特的对话欢快地回荡于街巷之间。那些满人的后裔远涉千山万水，荷枪实弹地守护脚下的这一片土地；同时，他们意外地将满语作为一笔文化财富捐赠给了福州三江口。还能持续多久？没有人能够回答。
相似的语言学故事曾经多次重演。福州话、闽南话或者客家话均是当年的中原古音。西晋之末开始，中原的居民陆续移民南迁，或者是躲避北方的战乱，或者是跟随哪一支部队辗转征战抵达南方，总之，他们定居下来的时候，那个年代的中原语言同时落地生根。中原是一个英雄豪杰轮流值班的硕大舞台，但很快物是人非，改换门庭，连同他们的语音和词汇。久而久之，那些试图追根溯源的历史学家只能到南方寻访古老的语言化石。这种历史的回流如同一个巨大的梦幻。
我曾经在一部欧洲小说之中读到一段奇异的情节：医院病房里一个老太婆低眉顺眼，温和谦恭，然而，晚上入睡之后，她会以一种谁也听不懂的方言说梦话，音调激烈而愤怒。病房里没有一个人敢于询问这种方言包藏了哪些可怕的秘密。我愿意这么猜测：琴江村那些八旗子弟说梦话的时候用的也一定是满语。他们的祖先托梦，梦中絮絮叨叨地谈到了故乡的河流、庄稼收成和盘旋在祖坟上的老鸦——只有满语才能尽情地互诉衷肠。
追究起来，我对于琴江村的最初兴趣是始于一个传说：村落里的众多房屋组成了一个八卦图阵。某种程度上，“回”字与八卦图形不无相似。进入琴江村犹如踏入一个迷宫，纵横的街巷彼此交错，四通八达，两侧的木板房建筑似曾相识又似是而非。据说许多小贩没有胆量去琴江村做生意，踏入村子之后横七竖八大半天绕不出来。我立即记起了《水浒传》之中的“三打祝家庄”。祝家庄的盘陀路交叉缠绕，难以辨认，宋江攻打了三次才得手。琴江村的八卦迷宫或许比祝家庄还要复杂，街巷之间有无数交汇点，许多T形交汇点建了一座小庙，小庙的褚红围墙总是让人误认为来到了一个死胡同。考据表明，这种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巷战。哪一天敌军包围了琴江村，贸然闯入，他们将茫然地陷入这个迷宫，任何一条街巷都可能闪出刀光剑影，所有的地方都可能藏有伏兵。水师旗营为琴江村填上第一锹土的时候，他们的设计之中已经包含了令人动容的决绝情节。
我在网络上看到许多琴江村的相片，它们是众多旅游者的摄影作品。相片的风格安逸、绵软、轻柔、寡淡，天气晴朗，波澜不兴。墙角的榕树郁郁葱葱，一个妇人神情闲适地站在柴门之前，牌坊下的路面映着一块四四方方的阳光，几个孩子在灰色砖墙边快乐地嬉闹，若干古色古香的风火墙起伏有致，如此等等。相片之中看不出丝毫阴郁的杀伐之气，更看不出破釜沉舟的刚烈。将军行辕正中央有一张画像：将军端坐长条桌的正中，另一些人分坐两侧，不知道是正在召开军事会议还是举行冷餐会。我迟迟没有动身是否多少与这些相片有关呢？——现在是不是还能真正看得到一个血性的琴江村？
这个村庄的历史不长，它有神话传说吗？当然。琴江村的神话传说是水师旗营自己制造出来的，即五炮神。村里共有两处五炮神的塑像，一处在广场附近，另一处在烈士陵园。1884年的夏天，一个名叫孤拔的法国将领率领几艘法国军艇大摇大摆地侵入闽江，停泊于马尾的罗星塔之下，试图以军事挑衅逼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四十多天的谈判之后，法国军舰发动突然袭击。顷刻之间，炮声震耳，硝烟弥漫，驻扎在马尾的福建水师遭受重创。这个事件史称“马江之战”。孤拔的突袭时刻定在闽江退潮的时候，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谋略。十来艘福建水师的军舰停泊在一起，舰首的铁锚牢牢钉在江底。退潮的时候，处于下游的法国军舰舰首对准了福建水师军舰的尾部。舰首主炮的火力远远超过了军舰的尾炮，孤拔阴险地利用了这个难以察觉的失衡。事实上，福建水师几乎没有任何防御意识，第一波炮击之后就全军覆没。他们的松弛大意显然与清廷的软弱有关。清廷期待在谈判桌上议和，担心贸然交火干扰了谈判的气氛，反复强调“不可衅自我开”。所以，清廷传来的军令是“无旨不得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泊在江面的军舰沉没之后，仅有闽江两岸的炮台尚能勉强还击。琴江村小鲤鱼山炮台的长官是水师旗营的佐领黄恩禄，他毅然决定开炮。“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知黄恩禄是否从古代小说之中读到过这句话，反正他用这句话为自己开脱。闽江两岸的多数炮台筑于山巅，居高临下地俯视江面；小鲤鱼山的高度不过二三十米左右，如同蹲伏在草丛中的一只野兽。一艘法国军舰驶过，小鲤鱼山炮台的大炮猛烈发射，法国军舰中弹起火，甚至风传孤拔因此身受重伤。
不管小鲤鱼山炮台发射的炮弹是否击中敌舰，违抗军令必须问斩。为了应付上司的盘查，水师旗营的将士编造出一个离奇的故事。他们声称闽江的一个鲤鱼精对于侵略者义愤填膺，它抛出五片鱼鳞化为五个炮神来到炮台，开炮发射的是他们。一个炮神拉动炮栓时过于用劲，以至于折断了一根手指。琴江村的一座庙宇里保存了五炮神古老的画像，画像上的一位炮神的确少了根手指。村庄里八旗广场附近的那一座簇新的五炮神塑像大约刚刚完成不久。哪一天到了琴江村，我要到塑像跟前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位光头、留八字胡的炮神。互联网上可以看到一张相片，黄恩禄就是这般模样：光头，八字胡。事后他没有被军纪惩罚，而是得到了嘉奖。
这个神话传说仿佛有些戏谑的意味。然而，“马江之战”是一个惨烈的历史事件。大约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苦心经营近二十年的福建水师九艘军舰中弹沉没，七百多个将士阵亡，江面密密麻麻充满了浮尸和断樯折桅，昏黄的江水之中流淌着一缕一缕刺目的鲜血。琴江村的水师旗营损失两百多人，几乎家家户户难逃丧子失夫之痛，恸哭哀嚎之声在各条巷陌之间此起彼伏，数日不绝。村子之中的马姓曾经人多势众，一条马家巷赫赫有名。马江一役，马家巷的男丁全部殒命，留下一堆悲伤无助的妇幼。如今马家巷仍然存在，据说巷子里已经找不到姓马的住户。
琴江村在江畔一座小山修建了忠烈祠和坟墓，江里打捞的尸体安葬在这里。马江之战的次年，闽江对岸的马尾建昭忠祠，琴江村山上有名有姓的水师官兵尸体迁移过去，另一些无名无姓的尸体依然原地留守，他们的坟茔与马尾的罗星塔隔江相望。“马江之战”发生的这一天为农历七月初三。琴江村从此形成一个延续至今的独特习俗：每年七月初三，村民聚在江边放漂水莲灯超度亡魂。纸折的灯座载一枚点亮的小蜡烛随流而去，绵长的哀思织入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帷幕。
我曾经设想，是不是待到七月初三那一天赴琴江村？当然，出发的时间必须是午后。七月初三的满潮时间是下午两点半左右。大约早晨就开始涨潮，东海的海水沿着闽江口倒灌进来，数十公里的闽江迫于巨大的压力开始倒流；待到海水开始退潮，江水再度汹涌向东，泊在江面的法国军舰与福建水师军舰顿时旋转掉头，这时，孤拔军舰蓄谋已久的炮弹嘘嘘地凌空飞过。傍晚时分，硝烟未散，阴霾四合，由于三江交汇，水流盘旋，江面的大约五百具浮尸漂到了琴江村的沙滩上，陆续打捞上来的尸体伤口殷红，四肢残缺，面庞浮肿。这些尸体据说陈列在村口的庙宇前让家属辨认。天气燠热，气味熏人，无数苍蝇嗡然乱飞，悠长悲彻的哭声长久缭绕在村庄的“回”形街道之间。这就是战争，多少壮观与豪迈的形容词都无法遮蔽这些令人喘不过气的疼痛景象。
可是，琴江村从未因此退缩。军人的天职就是驰骋疆场，需要捐躯的时候不准皱个眉头打个颤，水师将士认这个命。当初迁来的一百二十九个姓中，据载已经有九十个姓因为男丁战死而绝嗣。尽管如此，活下来的人仍然一代又一代从军。这个村出现了许多海军世家：贾家连续九代参加海军，黄家连续八代，许家连续七代，黄恩禄即是黄家的后人。如果仅仅想种田打鱼、安居乐业，他们又有什么必要断然离开遍地大豆高粱的东北大平原？
一代又一代的男人义无反顾地从军，那么，女人呢？女人——或者说还有半个琴江村——隐在“六离门”背后。琴江村旗人街每一幢房子正中的门上均有一套矮木门，上端镶着镂空的小窗，这种门称为“定心门”或者“六离门”。“六离门”通常关闭，只有在婚丧之际才打开。所谓“六离门”，“六亲不认、众叛亲离”之谓也。明末大臣洪承畴兵败被俘，继而降清，官拜江南总督。传说洪承畴思念母亲，他衣锦还乡，回到福建南安接母亲跟随他赴京享福。洪母闻讯修了个“六离门”，她拒绝见洪承畴，而是将自己锁在门里，声嘶力竭地痛骂洪承畴的失节背叛。戏曲《六离门》的情节更为尖锐：不仅洪母不认儿子，洪妻也毅然与丈夫决裂，婆媳二人最终自焚明志。另一种说法是，这些故事无非是明朝遗民的杜撰。洪承畴是一个孝子，洪母很快随他启程，居住在北京，过起了锦衣玉食的快活日子。当然，大多数黎民百姓宁可放弃历史真相而沉浸于令人解气的戏文。据说琴江村旗营右翼的毓麟宫至今犹存，当年是琴江村的祖庙之一。宫里有一座古戏台，除了上演被称之为“台阁”的满戏，闽剧《六离门》大约是那里一个经常上演的特殊剧目。
琴江村借用“六离门”的典故教育子弟，他们不在乎洪承畴降的正是大清王朝的祖先。对于他们说来，忠贞的气节似乎比效忠于哪一个朝代还重要。家家户户的“六离门”显示的家训是“宁死不降”。哪一家的子弟去当兵，长辈就要在“六离门”面前郑重叮嘱：“如若投降或者当了逃兵，那就不必回来了，家里就当没有你这个人！”
辛亥革命终于为这些老故事划上了句号。断了清廷下拨的皇粮，水师旗营很快寿终正寝。围墙慢慢拆了，据说仅有北面的一个城门歪歪扭扭地幸存下来，琴江村如同一个残破的陶罐，孤零零地搁在江畔。放弃了守护疆土的职责，春种秋收，捕鱼捉蟹，这儿日复一日地退化为城郊的一个寻常村落。陈旧的传奇逐渐冻僵了，八旗、满语与八卦图形正在渐渐远去，或许哪一天终将从潮湿温润的江畔飘走，仅仅剩下电脑屏幕上的几行文字。那个时候，我们还能从这些历史与传说之中呼吸到泥土气息和尖利的江风吗？
动身去一趟琴江村吧，尽管不知道能否找得到答案。
本文刊于《雨花》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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