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徐蓓
日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常沙娜来到“人文清华讲坛”,做了题为《永远的敦煌》的主题演讲。针对当代设计界的浮躁病,89岁的常沙娜强调,传统文脉不能丢,要坚定地走中国人自己的设计之路。
我的童子功是在敦煌打下的
1931年,我在法国里昂出生,我出生的地方有条河名叫Saone,我的中文名字“沙娜”便是从“Saone”音译而来。也巧了,我爸爸后来一直在沙漠地带工作,人家说他的女儿早就叫“沙娜”,将沙漠与婀娜多姿结合在一起。
那时候,我爸爸常书鸿和我妈妈在巴黎学习西洋绘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我爸爸在法国已经待了9年。有一天,他在巴黎街头偶然看见探险家伯希和编辑的《敦煌图录》,才知道自己的祖国还有这么一座1000多年历史的艺术宝库,他于是下定决心要去敦煌。
他先回国,后来我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也回来了。我在昆明上了小学,才渐渐学会中文。1943年秋天,我爸爸下决心带着我们全家去敦煌,于是我们开始动身,从重庆出发,颠簸了一个多月,坐着一辆卡车到了兰州。到了兰州以后,歇了一会儿,我妈妈受不了了,因为天越来越冷。我妈妈一直都穿旗袍,后来不得不穿上棉袍,但我爸爸说:“不行!不够!你们要穿羊皮袄。”于是我穿上了羊皮袄、毡靴,可还是冻得不行。在兰州住了几天,又坐卡车出发,经过武威、张掖、酒泉,一路越走越冷。我那时候才12岁,不知道艰苦,一路上很开心,但我妈妈非常不适应,弟弟也还很小,我爸爸就一直照顾着他们。
到了敦煌,天气太冷了,连我也受不了了,更别说我妈妈和弟弟了。我们在敦煌遇见了苏莹辉先生,他后来成为台北故宫的专家,然后我们一起去莫高窟。那时候莫高窟又叫“千佛洞”。25公里的路,我们坐着木轮的牛车,整整走了3个小时。这一路上太艰苦了,都是荒漠,沙子到处吹。后来我们这样总结当时的感受:“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面是戈壁滩,后面是鬼门关。”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但是我爸爸却特别积极、特别乐观。
常书鸿带着常沙娜、常嘉陵在莫高窟洞窟内
我今年89岁了,但第一天到莫高窟的印象太深了,这辈子也忘不了。那时候正是晚餐时间,我爸爸进去忙乎了一会儿,然后给每个人端出来一小碗面条,桌上放着一碗醋、一碗盐。我妈妈很尴尬,苏莹辉也很尴尬。他们不好意思问,我就说:“爸爸,怎么没有菜啊?”我爸爸说:“对不起,这里没有菜,只有这些。我来不及准备了,明天再给你们杀只羊,涮羊肉,来迎接你们,你们安心休息吧。”实际上,莫高窟那时的生活条件就是这么艰苦,连蔬菜也没有,和我们原来的生活简直是天差地别。
第二天早上,天特别蓝,我爸爸说:“有了蓝天,我们的心情就能好转。我今天带你们去参观千佛洞。”从那以后,我就经常跟着大人一起去看壁画。
莫高窟壁画前后绵延十个朝代,包括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元等。其中唐代200多年,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每个时期壁画的特色都不一样。壁画的内容富丽多彩,包括各种各样的佛经故事、山川景物、亭台楼阁等。此外,壁画还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和环境,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艺术表现方法。所以说,敦煌壁画是一座宝库。
著名画家董希文是当年我爸爸在艺专的学生,他当时也去敦煌工作,也在那儿临摹壁画。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兴趣越来越浓。
我在莫高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每天跟着大人学习、临摹。那时候我十几岁,不用我爸爸催促,也不用我爸爸安排,我会主动去学习。我的童子功是在敦煌打下的。
林徽因先生促我走上设计之路
1951年,我见到了林徽因先生。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在北京举办“敦煌文物展览”,展示我们国家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我爸爸高兴得不得了,把他们临摹了十几年的绘画都拿了出来。当时北京就在午门城楼上办了“敦煌文物展览”。
有一天,爸爸对我说:“沙娜,你明天要陪着梁伯伯和梁伯母到午门城楼上参观。”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和我爸爸早就是好朋友,他们经常来往,梁思成先生很羡慕我爸爸能在敦煌进行研究工作,他有一回对我爸爸说:“你在那里好好地干。将来身体好了,我也要去。”他希望通过壁画,可以研究古代的建筑。可惜梁伯伯和梁伯母身体都不好,有肺结核,最终没能成行。
那天,我陪着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参观,他们爬上午门城楼,虽然很累,但是激动得不得了。后来林先生跟我聊,问我在敦煌的情况。一个星期后,林徽因先生对我爸爸说:“你让沙娜到清华大学营建系来协助我,做助教,我想对北京的传统工艺美术进行改造。”当时,景泰蓝已经很难发展,甚至濒临根绝,林先生提出要对传统工艺品景泰蓝的设计进行改进,用于现代生活所需。她设想,把敦煌元素糅进掐丝这种比较先进的景泰蓝工艺中,所以希望我去当她的助手。
1948年的常沙娜与父亲常书鸿
我那时没有文凭,就在她的指导下工作。除了我之外,还聘请了浙江美院刚毕业的两个女生,一个是钱美华,后来成了景泰蓝设计大师,另一个是孙君莲。林徽因先生身体不好,我们早上去她家,她就躺在床上,把她的思路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开始工作。
正是林徽因先生,让我走上了设计之路,从那以后我把终身都献给了艺术设计和教育事业。
把敦煌图案运用到现代设计中
20世纪50年代,一座座崭新的历史性建筑在首都北京拔地而起,成立不久的中央工艺美院,从教师到学生都全力以赴投入“十大建筑”的艺术设计中。我有幸被安排到人民大会堂设计组,奚小彭是组长,我负责设计宴会厅的天顶装饰。
我根据敦煌藻井上的图案,设计了好几个天顶装饰方案。当时有个工程师叫张镈,我永远忘不了他。他对我说:“沙娜,你这个图案很好看,但是你的设计要和宴会厅的功能相结合,要和通风、照明结合起来。如果没有照明、没有通风口,你设计的图案再漂亮也没有用。”于是我们连夜修改,把敦煌的图案和功能结合了起来。最后张镈很满意,说:“这个天顶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还把功能完美融合在一起。”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灯花设计
参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让我一辈子受益匪浅。从此,我知道设计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而是要合作共赢,要共同完成。同时,设计还要和时代、传统、大自然、生活所需相结合,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上世纪90年代,我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傅铁山主教的要求,为北京天主教教堂即宣武教堂设计彩色玻璃窗。当时我问他玻璃窗上要什么图案,他说:“葡萄代表红酒,麦穗代表面包,就用葡萄和麦穗组合在一起吧。”按照这个思路,我选用了一个隋代的图案,将葡萄和麦穗结合起来,用玻璃镶嵌,制成了彩色玻璃窗。傅铁山主教非常满意。
2007年,我为香港九龙钻石山的志莲净苑设计佛像。我把敦煌第45窟、第328窟这两个盛唐石窟的佛像组合在一起。盛唐是唐朝最繁盛的时代,用色非常讲究,当时的主要色调是石青、石绿、土红、土黄。每一个图案不是纯绿或者纯红,而是深浅相宜,这样的色彩很丰盛、很漂亮。我把这些盛唐时期的用色方法都恢复了。
前前后后一共花了5年时间,志莲净苑的师父说不着急,一定要设计好,因为那代表了唐代佛祖的形象。2008年我得了乳腺癌,做完手术,停了一年。我在化疗、放疗后回到家,一边放着我很喜欢的喜多郎的音乐《丝绸之路》,一边把佛像服装的图样慢慢画了出来。可以说,创作对我身体的恢复也很有帮助。
我感到非常欣慰,我们的传统佛教艺术,我们的民族文化,终于在香港得到了再现。
民族的文脉、血脉要延续下去
对于敦煌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我觉得还要继续努力。
现在,扎扎实实地在敦煌搞研究获得成果的还是不多,很多人就是去看一看、晃一晃,以为就够了。有的艺术家画《敦煌印象》,我一看,这哪叫敦煌印象?就是草草几笔。还是要扎扎实实,不能太浮躁。所以我强调,一定要下决心吃苦耐劳,在那里好好研究、好好学习。学而问、问而学,有了真正的感受和感悟之后,才能按照需要去设计。
常沙娜和曹可凡
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敦煌的宝库是取之不尽的。我这一辈子,就是专门研究敦煌的图案。但除了图案,敦煌还有乐器、舞蹈、建筑、服装等很多内容,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专题性研究。
现在我们面临着时代的变化,科技在迅猛发展,人们对衣食住行提出了新的要求。设计应该怎么办?我认为,中国设计一定要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特色。
有一些现代的设计作品我真是看不上,比如用骷髅头作为一种装饰。设计还是要提倡真善美,不要假丑恶。我们的宗旨是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也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别忘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是中国人。也许我年纪大了,我的思想比较老套、比较陈旧,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必须坚持,那就是绝对不要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我们的文脉要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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