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面对面》第7期
本期访谈嘉宾
黄乔生
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
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一书是关于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的合传，作者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
该书以翔实的资料、清晰的脉络为读者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周氏三兄弟之间的人生轨迹和交集。
如果没有陶阿顺冒失的行为，或许周福清（鲁迅祖父）就不会入狱；如果没有周福清科场“舞弊案”，周家可能也不会坠入经济困顿，周氏三兄弟或许就会有不一样的未来。
1893年秋季乡试，得知浙江主考官殷如璋与周福清是同科进士，周家几位亲戚就凑了一万两银子，打算托周福清招呼一下，让周家子弟考试更“顺利”。
经不住再三劝说，周福清给殷如璋写了一封信。为提前将信送到，周福清派听差陶阿顺在殷如璋经过的地方等候。
信交给殷如璋，可他并未立即就看，因为此时他身边还有副主考官周锡恩。
陶阿顺是急性子，不看情况，就急不可耐地叫嚷起来：信里有万两银票，怎么不给一张回条？
殷如璋一听事关重大，为了避嫌，将信交给周锡恩，这下坏了事。
信当场被拆开。贿赂的银票，周家应试子弟的名单，而且有“小儿第八”（周福清儿子、鲁迅父亲周伯宜）作为铁证，陶阿顺当场被抓。
此事后来惊动了光绪皇帝，要求：“查拿到案，严行审办。”
周福清知道躲不过去，便去自首。周伯宜此后也永远失去了科考机会。为营救周福清，周家陆续卖掉了二十多亩水田。
13岁的鲁迅和9岁的周作人在三味书屋读书。为安全起见，此时，他们也不得不被送往外婆家，开始流亡生活。三弟建人此时才5岁。
黄馆长介绍：“祖父丢官入狱，对鲁迅打击最大，作为长子长孙，他的意识已经比较成熟，家庭的屈辱、别人的冷眼、所受的苦，让鲁迅更为敏感，从小形成了一种倔强、反抗和怀疑的性格。周作人因为年龄小，对家庭变故感受不大，但这也孕育了他平和、温顺，不与人争的生活态度。”
去南京、赴日本；入工科，学医学，转文艺。在这样艰苦的家庭环境下，鲁迅完整地接受了西方教育，并引导二弟周作人也完成了学业。虽然三弟周建人留在家中陪伴母亲，没有去成高等学校，但鲁迅告诉他：将来我们学成，赚一个钱，大家合用。兄弟几个生活在一起，永不分家。
鲁迅和周作人学成归来后，经济逐渐有了好转，便买下了北平八道湾十一号，将母亲、三弟接到北平，实现了当初的承诺。
此时，兄弟三人已经先后成家，大小十几口人住在一起，鸡零狗碎、柴米油盐，为后来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埋下了伏笔，八道湾注定不太平。
作为长子，鲁迅主持家庭外务。考虑到家庭庞大，事情繁杂，母亲没有管家的能力，鲁迅妻子朱安没有文化亦不能主家，所以二弟妻羽太信子主持家庭内务。
“大伯子（鲁迅）主外，弟媳主内，这样就比较别扭，商量的过程就很少了。等于鲁迅放手让羽太信子掌管家庭。”黄馆长说。
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孩子一点小病，她就要请最好的德国或日本医生。有一次鲁迅步行回家，正碰上汽车从八道湾驶出，溅他一身泥浆。鲁迅曾以幽默的口吻说：“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为此，他不得不四处找朋友借钱。
不仅如此，为照顾二弟一家，作为长子的鲁迅还将后院分给了他们，自己选择住在前院靠近门房的屋里，也没有和“母亲送给自己的礼物”——妻子朱安，住在一起。他成了八道湾十一号名副其实的“流浪汉”。
老三周建人这时已经进入北大读书，不仅没有赚钱，还要花钱。虽然没有人会埋怨他，但住了不到一年后，建人还是选择去上海谋生。
“个人是有自尊的，在保护伞下生活，老三心里有压力，他离开，两个哥哥之间的关系也会很快破裂，这个过程已经酝酿很久了。”在黄馆长看来，失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日常繁琐小事的积累。周建人的离开，为八道湾传统大家庭生活矛盾的爆发撕开了一条裂痕。
1923年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7月19日早上，周建人派人给鲁迅送了一封信，写道：“鲁迅先生：……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8月2日，鲁迅搬出了八道湾十一号。没有人知道两兄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离开八道湾以后，周氏三兄弟再也没有同时在一起相聚过，相逢一笑，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梦。
从鲁迅1881年出生，到周建人1984年去世，周氏三兄弟串起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历史。
他们的成长和成就，也不断向我们诉说着20世纪的激荡和巨变，启示着未来。
作者：黄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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