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刊于《中国作家》纪实版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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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不上学，只有回家看牛。”父亲说。
多年前的那个早晨，天刚亮。父亲把我喊起来下地。我瞬间感觉空空的绝望，也看到父亲脸上的肌肉在颤抖。就连说话也有些打舌，显然内心的情绪很悲愤。他左手不停地抓脸颊上的皮疹，喘着阴冷的粗气，还得擦额头往下流的汗珠。右手挥舞着锋锐的刀，不停地挺着身子拥挤上去，用手捞割着地坑上的茅草，没一会儿就一扫而光。
他感觉自己有些累了。坐在地头的茶兜下歇歇，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我知道他此刻很是失望，也知道迟早会把气发泄出来。他最大的骄傲，就是希望我刻苦用功，将来考所好的学校。现在呢？我落榜了，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
他的眼睛里满是悲哀。这种粗糙的伤害是他多年来堆积起来的，由于太过于期望，当要坚定地面对时，就变得那么的脆弱和失望。
原谅我吧！我在心里向父亲道歉。可他是听不见的。
“赶紧割。”我的身子吓得抖了几下。
“你是电触了吧！”母亲一直护着孩子，但作为支撑着家的男人，她还是会体谅和宽容。
父亲跌跌撞撞地站起来，朝手掌吐把唾沫，又抱着地坑的茅草不停地割。
夏天的阳光，像火焰般燃烧着。天空纯蓝，万里无云，太阳就像个火球挂在天上，狠狠地摧残着大地，不见一丝凉风。像是太阳与土地之间有着深仇，非要把庄稼烤死才肯罢休。
地坑上的茅草是烤不死的，在与太阳的抗争中疯狂地长得更加茂盛。我的心像是系在滚烫的油锅边上，烦躁不安，好像什么都是伤心的。父亲并非恐吓我，身为四个孩子的父亲，他不得不考虑将来的问题。姐姐刚考上中专，两个弟妹都在上小学，仅学费半年就得一千多块钱。
他的脸色越来越黑。那个上午，整个天空就被他黑着。有些声音在喊着他，可他没有注意到。他一时半会儿还很难明白过来，一些事情明白需要过程。
母亲能完全体会为什么。父亲是教学点的老师，也是大半个农民。白天除了按时给孩子们上课，休息时间还得下地劳作。他的一天被各种大小事情吞噬，根本抽不出时间来教育我们。
不过今天，他突然想起了些事情。开始叽里咕噜地和母亲说着，接着毫无掩饰地对我发火。
我有些委屈。村里实际上没有学校，全村只有27个孩子，两个教学点，一个办在山头上，另一个在我家。各一个复式班，小学五个年级。
父亲让我去山头上的教学点上学，来回走路得一个多小时，这让我受尽了苦头。他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可他不知道，我的脚力有限，走起路来非常吃力。幸好，我的老师是个活泼、聪颖、风趣、令人崇拜的女人。
她除了讲课绘声绘色外，还会唱歌，我大概明白父亲让我去山头读书的用意。有时候，他也称赞她的课讲得活泼。可惜的是她是位代课老师，月工资仅仅36元。
父亲的工资比她高很多，每月是119元。学校没有教学经费补贴，所以黑板是他用木板做的，用墨汁涂黑，上面写着人民币的大小算法。
他经常会为孩子的学习焦心，总想找套简便的教学方法来。但不可能每只鸟儿都能够高飞，当他意识到这点的时候，隔着窗户安静了下来。有些问题，注定不会有答案。他感觉人是坚强的，不会那么脆弱。他见过拍不死的蚊子，一只蚊子飞到他跟前时，合拢手掌拍上去，蚊子已在手掌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拍死，但松开手时，蚊子却毫发无伤地飞了出来。
这就是他的弱点，他总想着这些孩子，想着他们长大后会有所成就，或者说，哪怕回到村里当名医生或者老师，那也是非常理想的。那样的话，村里会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不会像他现在这样，学校只有一名公办老师和一名代课老师，而且分布在两个山头，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他当农民时，村里有很多聊天的人。他们聊的都是一些牛事、狗事，很少有人提到曹雪芹、罗贯中。
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少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志向。可我厌倦了土地，不想一辈子和泥土打交道，更不想和父亲手里的刀打交道。父亲的手臂被太阳炙烤得漆黑，脸上的皮肤如脚下的土地暴着裂缝。身体弯得像弓，终日在土地里刨着，想想，这是多么可怜、凄苦的事情，你见过这样的乡村老师吗？可他很满足，从未发过半点牢骚。
“叫你读书你就是不读，成天只知道玩。现在好了，别人读书，你回家种田。”父亲不依不饶地说着。我憋着气，一句话都不敢说。我知道父亲特别在乎的那张录取通知书一直没有来，我没有让他骄傲，反而让他羞愧。
可是我的乐趣真不是读书，在学校里成天打瞌睡，听不进老师讲课。耳朵嗡嗡地响，像是小提琴家在演奏。放学回家时，一路上追赶野兔、捕捉蝉。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都比读书好玩。我是被那个女人逼着读书的，读着读着又进入了梦乡。我现在开始觉醒了，可是为时已晚，我就是个超级混世魔王。我在心里不停地祷告，愿上帝给我带来奇迹。
“蛇。”父亲刀尖上一条青蛇卧在茶兜处。我吓得魂飞魄散，站起来就跑，仿佛后面的蛇是千军万马朝我追来。
“跑啥啊！”父亲的怒声震停了我的脚步。我回过头，父亲用失望的眼神看着我，“男子汉大丈夫，岂能被小小的一条蛇吓成这样，太没出息了！”我发现此刻的父亲变了，变得野蛮，不讲理。这还是我的父亲吗？
我想着离开这个村庄，到山外去。不是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嘛！真的除了读书，就没有别的出路吗？那些木匠、篾匠、剃头匠，我都不感兴趣。我想想，如果连初中都考不上，估计这辈子可真完了。“一条蛇就吓成这样，今后还要在农村待一辈子呢，你打算怎么过？”父亲的话像块坚硬的石头击中了我的内心。
天啊，如果一辈子都要我在这里干农活，这可怎么得了呢？我想着今后漫长的一辈子，眼泪委屈得决堤般往外流。
“不要再说孩子了。”母亲说。
“你知道个屁，护着他有什么用！”父亲不愿意停顿下来。
日头从东边升起，又从西边落下。地坑上的草长得繁茂，像是在和我做着一场赛跑。
我有了第一次逃离村子的计划，可是去哪儿呢？父亲常说外面很危险，有人被拐骗，也有人被残忍杀害。
1978年，我们村里一名叫谷山的中年男人，一个人去了深圳，走出村子后，再也不见回来，村民都传言他被人杀害了。
我还是个小孩，哪来的勇气外逃呢？我趁漆黑，试着朝山外跑过一段山路，周围寂静得能听见虫蚁的说话声，草丛里野鸡不时翻个身，吓得我魂飞魄散，只好又乖乖地跑了回来。
第二次逃离时还是一个夜晚。我逃到马路边时，听见有人拿着砍刀追着一个人砍。这次是母亲把我找回来的，我已经迷失了回家的路。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只好硬着头皮干着农活。茅草特别深，一不小心就会把胳膊划得鲜血直流，汗水流在伤口上非常难受，苍蝇趴在上边嗷嗷地吃着血。我的内心不停地颤抖着，可还是强忍着不敢发声。
父亲不再发怒，可我不想看见他的眼神，我不停地劳作着，用这种方式来向父亲赎罪。我觉得只有这样，父亲的内心才会好受，我也就不会受到责骂。
我开始封闭自己，不愿意说话，内心无比地痛，像是一个人活在针尖上，我发现没有人救得了我。那天黄昏，茶饭过后，我听见母亲和父亲轻言细语地说，孩子太小，还是让他复读一年吧！“复读又顶个屁用？不愿意读，怎么复读都没用。”听着父亲的话，我的眼睛像是被盐渍腌过。母亲担心我患上抑郁症，四处借钱，她还想送我读书，她私下里和我有过一次长谈，说她只有借钱的能力，没有还钱的能力，借来的钱得等我以后来还。我使劲地点头。
日子如天上的流云般消逝。母亲早晨天还未亮出门，晚上半夜才回家。连续去了几天，都是空着手回来。父亲不开口，即便亲戚家有钱，也不会借给她，家庭主妇是借不到钱的。话又说回来，即便是父亲开口，别人家也未必有多余的钱借。
其实父亲完全可以让我跟着他复读，少报个学生数不就得了。可他从没有这么想过，没有交钱，他是不允许我坐进教室的，即便那间教室晚上便成了我的卧室。
那天下午，村里刮着狂风，鸟雀在乌黑的天空中盘旋着，铺天盖地的热气朝我那瘦小的身体压来。再过两天就要开学了，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准备着开学的事情。我躺在田埂上，任由风吹打着，内心焦急得滚烫，我希望这场风能把我卷走，卷到一个没有忧愁的地方去。
村子里躁动起来，村民们得赶在暴雨来临前，把地场上晒着的粮食抢进粮仓。我听见有人在喊我，声音是从乌云的缝隙里传来的，光亮和黑暗不停地抗争着。谁也不愿意退让，突然“轰隆隆”一声炸雷巨响，万箭朝着大地倾泻而来。干旱了好些日子的稻田，到处是裂开的缝隙，这显然是一场及时雨。
“木，快点回来，录取通知书来啦！”这是母亲的声音。我仰望着天空，黑色的云团像艘航空母舰，离我越来越近。太阳从云朵走过的缝隙里有意无意地刺射着我的眼睛，我的心跳得特别厉害，眼前突然一团漆黑，肌肉里发出强烈的刺激信号。“通知书来了！”是在喊我吗？我一遍遍地确认，是不是耳朵出了问题呢？一声炸雷再次响起，我的泪水和雨水一道倾泻下来。我的天，乡中学补录名额，那年意外地扩招了五人，而我，是其中之一。录取通知书就像是从伤口里钻了出来，放在箱角上。
我考上中学的消息如蒲公英的种子，在村子里的上空到处流传。其实全村仅有三个孩子考上了初中，我是代课老师教学点唯一录取的学生。不过父亲的脸上始终保持着往常的严肃，还增加了不少的晦涩。二百多块钱的学费，得让他操心好一阵子。
母亲开始给我张罗被褥，这回她是挺着腰杆的。她对这张姗姗来迟的录取通知书，表现出强烈的兴奋。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通知书后，她就再也没有停歇下来。
父亲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板着脸，吸着旱烟。吸一口又添加点烟叶，接着又吸一口，烟筒里咕噜咕噜地翻滚着，烟从鼻孔里溜出来。吸两口，烟斗里的烟叶就变成了灰烬。父亲焦虑地抽起烟，将烟屎抖落在地。他在想着学费的事情，母亲不便打扰他，把破旧的布条找出来，朝衣服的窟窿上比对，比例协调就剪下来，贴在破的地方用针线来回缝补。然后把垫在床底下的被子翻出来，这是几年前买的旧棉花翻新做的被子，也是为我上学早做的准备。有好棉被，没有好被套。母亲只好把几床旧的分成几块，面上的比里面的好，把几个面子裁剪下来，重新缝成一个被套，看上去就像是新的。有了被子，又没有衣服。她又把箱子和橱柜，里里外外翻了个遍，没有找出一件像样的衣服来。
“猪仔卖掉吧！”父亲先叹了口气，然后回过脸看着母亲说。母亲正在缝补着被套，她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针就不听使唤地扎到了中指，她迅速把指头放到嘴里，轻轻地吸了吸，有种咸咸的味道从咽喉一直进入胃里。她沉默了好一会儿，“过年怎么办？”母亲还在想有没有别的办法。孩子多的人家，就想着过年。父亲放下烟筒，把头埋在裤裆里。看来已是别无选择了。“卖掉就卖掉吧！”母亲干脆地说。在她眼里上学是大，过年是小。
“上周听说姨夫要猪仔，叫他明天来赶。”父亲又说。“他不一定有现钱。”母亲说。
“哦。”父亲又开始沉默。
“上屋的起贵不是也要猪仔吗？柳春说打算这几天去黄沙买。”柳春是起贵的妻子，和我母亲常有往来。
“那就卖给起贵吧，他刚去湖北卖了木桶，有现钱。”父亲说。
第二天黄昏，我听见起贵来我家猪圈里放猪。猪不停地哼叫着，几个人都拉不出来。
父亲说：“喂了半个月，按照买来的价钱给你的，你不亏。”
起贵并不太高兴，说只能先付一半的现钱，半月后再来付清，“还不知道你这猪仔有没有问题呢？”
喂食半个月喝了不少粥水不说，就挑回来的脚力都花了一天。父亲突然就不想卖了，可转念一想，绷着的脸立马松弛了下来，不卖学费怎么办呢？
“要不是孩子上学缺点钱呢，说啥都不会卖，你要是不想要，过段时间我把钱还你，猪仔我去牵回来。”母亲说。
“我哪有闲钱借给你？”起贵的脸红一阵黑一阵。
猪仔总共才96块钱，付一半不到50块，还是不够学费。父亲又好说歹说，才说妥了70块钱。父亲知道，要起贵付清是不可能的，他从夏长贵家买来时，还欠了13块钱。
起贵碍着柳春和我母亲的关系，再加上家里还有个小孩不日要来读书，两日后把剩下的钱又送上门来。
父亲又东挪西借，总算是凑齐了学费。
1991年的9月1日，是新生开学的日子。母亲把被褥捆在一头，装着衣裳的箱子捆在另一头，给父亲准备好了沉甸甸的一担。
出门前，不停地和我唠叨着，要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晚上多穿衣服不要着凉了。
父亲挑着母亲准备好的担子，领着我朝山的另一边走去。重峦叠嶂的山，崎岖不平的路，来回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少说也得走两三个小时。
一路上，父亲走在前头，我跟在后头。我用足气力，都赶不上。
“停下来歇歇吧！”我还是大着胆子和父亲说了一句话。
“哎。”父亲放下担子，解开扁担两头的绳索，横亘着放在路中间，让我坐在扁担上歇着。我的屁股刚坐下去，就被汗水黏住了。父亲说：“在学校里要安心读书，只要你能考上学校，就算是家里砸锅卖铁也要送你读。”父亲说完，嘘了口气。他的身体黏糊糊的，这才感觉下肢酸痛得厉害。
此时，我感觉父亲没有那么的可怕。
父亲给我滔滔不绝地讲“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说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他像是在和我交心，知道我能听进去。
说实话，我的顽皮已被巨大的魔杖压在了心底，就算是有孙悟空的本领，我还是愿意把自己关起来。武士也要克柔，只有这样才可能取胜。
已是秋天，路两旁的玉米熟了，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我仰望着天空，看着碧空万里无云，顿时便心旷神怡起来。
可以看见“上庄中学”的门牌了。门前挂着欢迎新同学入学的条幅，用红纸写着张贴在学校门口。
一所砖木结构的学校，背靠着巍巍的大山，门前是一条深不见底的河流，两层低矮的教室和几栋破旧的楼房被围墙圈着。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操场，中间立着一个旗杆，一面褪色的红旗在风中飘扬。
一楼最左边的门口挤满了人头，全是前来报到的学生家长。父亲放下肩头的担子，在教室外的台阶上坐下来。走了半天的路程，他有些饿了，也有些渴了。
我像个侦察兵四处搜寻着，找宿舍和班级。教室的门顶上挂着一块灰白色的木牌，上面写着各个班级的名号。三个年级六个班，初一年级三个班，初二年级两个班，初三年级一个班，越往高年级班级就越少。造成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家庭越来越困难，到后来交不起学费。二是学习越来越难，孩子产生了厌学心理。家长几乎没有强迫孩子读书的，万一读不下去就回家种田。
父亲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都没有说出来。
我想着，三年后我能从这里升入另外一个学校吗？
我正沉思着，父亲说，宿舍在那儿呢！一排20世纪70年代盖的杉树皮房。门口贴着禁火令，严禁学生带火种到寝室。禁火令用红色的油漆涂着，再调皮的孩子也不敢违背禁令，所以学校里没有发生过火灾。禁火令的字体上，像是被调皮的学生用墨水涂过。
寝室内像是被人打扫过，一尘不染。风吹过，却还是有股刺鼻的米豆腐臭味，从鼻孔钻进胃里翻江倒海。有些家长发牢骚，说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有些还找到校长理论，校长笑着说，现在只能将就着住，等上面有拨款来了，必定盖栋高高大大的楼房。
空间不大，有点挤。四面墙都是铺架，分成两层。个头小的睡上层，个头大的睡下层。我分在上层，刚一站起来，“嘭”的一声响，头撞到了屋顶，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大家都担心晒得干枯的树皮很容易爆裂，雨天会朝屋内漏水。所以一到下雨天我们就提心吊胆，奇怪的是一滴水都没有漏下来。
倒是有一年五六月间，寝室内成了水塘。到处是汪汪的水，漂浮着各种杂物。同学们在四个墙角处挖了洞，才把水排出屋外。父亲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他说这屋子地基牢，墙脚都是砖石，水浸泡多久都不会塌下来。
我铺好被褥后，父亲又去国营商店给我买来了搪瓷杯、饭盒、双喜脸盆、牙膏牙刷和毛巾，并教我用碗量米。
落日的余晖照在校园的树梢上，像是涂抹着一层凄迷的颜色。
父亲开始收拾着绳索准备离开。学校里的光亮了起来，一半照在父亲的脸上，另一半照在黑暗中，显得无比的遥远。父亲的衣服还是湿漉漉的，有几处破烂的地方还没来得及缝补。
父亲一回头，我感觉眼泪差点崩出来。
说到底，我没有离开过家。这次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与家人分开，一个人在一个新的地方生活下来，真的很难排遣内心的孤寂。
“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老师的话像铁钉般扎进了我的心里。我喜欢这句话，我在村小教学点时没有太过用功，这回重新站立在起跑线上。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和那些同学有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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