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按照循序发展与不断递进的规律来看，尽管有着内在的必然性，比如遗传基因、性情爱好、文化背景、教育影响以及成长环境等，都会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方向；但是，也往往充满着一定的偶然性，特别是在成长的关键时期，偶然的因素反而更能够决定人生的走向或发展目标，比如一次触动灵魂的谈话，一场高水平的学术报告，一个震撼人心的场景，一部摄人心魂的作品，甚至一个灵犀交融的眼神等，都有可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或价值取向。据汪曾祺先生自述，他自青年时代起，就义无反顾地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并在日后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就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这两部书所产生的影响。
1937年暑假后，日军攻占了江阴，隔江相望的高邮也处于危急之中。此时，就读于江阴南菁中学高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终止学业，作别母校回到家乡以躲避战火。不久，国军战局失利，人心惶惶，于是他又随着祖父和父亲，到距离县城稍远一些的农村庵赵庄避难，一住就是半年多时间。为了打发这段枯寂难耐的日子，汪曾祺挑选了两部文学作品随身携带，一部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部是《沈从文小说选》，或于晨光熹微之时，或在晚霞明灿之际，沉浸书本，近乎着迷，即便是清风叩窗的午后，或奄奄人定的深宵，都是他在文学的天地里心醉情谜的良辰佳时。从《猎人笔记》中，他认识到了俄国农奴主的残暴和农奴们遭遇的悲惨；当然，俄国庄园的日常生活、俄罗斯壮美的自然风光等，也都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尽管这一切对他来说是陌生的，是迥别于故乡的另外一种社会形态与生活场景，但差异愈大，作用力愈猛，心灵所受到的震撼就愈为强烈。
他在阅读沈从文小说的过程中，特别在意的就是著者塑造的一系列农民、水手、小业主、强盗以及社会中的诸多下层妇女的人物形象。他觉得这些人物血肉丰满，口吻毕肖，如临三步，呼之欲出。他赞赏小说语言的生动、笔墨的朴素，时常被人物身上散发出来的近乎原始生存状态的矫健与力量所吸引，又常常沉醉于小说中描绘出的优美恬静的自然环境与古朴有趣的风土人情。就这样，一下子拉近了他和著者的情感距离。
小说中隐隐流露出来的对于社会底层人物的温爱之情，也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心扉，从中发现了作品的美与诗意，于是，对于著者及其作品便产生了更深层次的认同感。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阅读感受讲给祖父听，讲给父亲听。祖父和父亲受到汪曾祺情绪的感染，也饶有兴趣地开始捧读起沈从文的小说来。正是沈从文的小说，给他们焦躁不安的避难生活打开了一片澄明的世界。小说中对湘西山民哀乐故事的娓娓述说和旖旎风光的细腻描绘，完全不同于他们早已习惯了的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尤其新颖而别致。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先生禁不住感慨道：读了沈先生的小说，我才知道，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
在研究了汪曾祺人生发展的轨迹之后，完全可以说，庵赵庄避难生活中的恣意阅读，对他的人生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此，沈从文不仅成为了他的精神导师，也成为了文学创作时所刻意追寻的美学坐标。在战火四起、国土沦丧、风雨如磐的日子里，冥冥之中仿佛有一个圣祥的声音在向他发出召唤：挥别故土，远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于是，他由上海经香港，绕道越南，然后再改乘火车，翻越隘隘关山，战胜恶性疟疾，九死一生，历尽艰难，终于跨入了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门槛，成为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后来，他在《自报家门》一文中曾深情地说：“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指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前是想到的。”
岁月易逝，山河有情。四十多年之后，当汪曾祺根据庵赵庄避难生活的这段人生经历，以邻家少女大英子朦胧而美好的情感故事为蓝本，着意创作出了《受戒》这篇小说，一经发表，文坛震动，人们忽然发现小说创作除了“高大全”“红娘子”等题材之外，还能够从诸如明海、小英子等凡人小事中，挖掘出健康的人性与美好的情感！当时，人们不禁惊呼：“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是的，小说本来就应该这样写。后来，面对别人的疑惑与质询，汪曾祺回答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关于〈受戒〉》）又说：在西南联大，沈从文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贴到人物来写”，“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正是沿着沈从文开创的路子坚实地走了下去，他才能够厚积薄发，影响深远。汪曾祺曾回忆道，一次，他到北京郊区门头沟给当地文学爱好者举行讲座，闲谈时公社书记告诉他，某日公社召开干部大会，散会时发现胶台布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多字，仔细一看，原来竟是《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是参会者一人一句默写下来的：
…… 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一片芦花荡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支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就连当时的农村基层干部，居然都会如此喜爱这篇小说，说明对于美与人性的描摹与赞颂，是任何壁垒与障碍都阻挡不了的。汪曾祺晚年曾撰文回忆说：“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自报家门》）可见，就是这样一次偶然的恣意阅读机会，特别是与沈从文小说的美丽的邂逅，从而改变了汪曾祺的人生走向；而这样的一次改变，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宝库。如此，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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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HN野菠萝”推送的第77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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