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鹏举
1983年，第一次见到沙耆，是在上海沙耆画展开幕式上。他家乡村子里的小后生跃强引我见他。他身板硬朗，肤色白皙，头发褐中泛银。他患着病，精神不同常人，和蔼地笑着，只说些简单的词。
沙耆画展，是吴作人题写的展标。他和沙耆同是徐悲鸿学生。五六年之后，我在北京拜访吴作人。他说他想来上海开画展。但他犹豫，怕开不好。他感叹说，画家过不了长江，不能算是好画家。那时，我回想起他给沙耆画展题写的展标，感觉写得真好，看到了他的心情。
沙耆画展在上海油雕院展出。那时，油雕院还在新锦江饭店原址。一个大院子，老建筑错落着，最高也就两层。艺术家都是本分人，看上去大都稀松平常。小个子的张充仁慢条斯理地讲着沙耆。他和沙耆当年同样旅欧，同样获得过殊荣。
安排沙耆画展在杭州开了之后又来上海的，是沙孟海。沙孟海早年介绍沙耆和沙季同跟徐悲鸿学画。沙季同是沙孟海的亲弟弟，后来去了延安，在那里病逝。沙耆是他族弟。徐悲鸿曾说，沙耆和沙季同是他“最好的两个学生”。
当天我写了一篇新闻专访《访沙耆》，开篇提到前一年出版的廖静文新著《徐悲鸿一生》。书中说：“沙耆不幸早逝，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过一年这本书重版，作者删去了这句话。
沙耆年轻时
1936年，沙耆乘船去欧洲留学，蒋碧薇和沙耆夫人一起去码头送他。沙夫人之前逃婚出来，在乡村教书谋生，后来结识和嫁给了沙耆。蒋对沙夫人说，夫妻离别久了，其实不好。这话是说中了。谁想到夫妻这一别，从此竟不再相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沙耆滞欧八年。他回国后，他唯一的儿子天行分别照顾父母。我见过天行，当时他快四十了，是个温和的人。
沙耆和夫人分手，病况加重，不得不回家乡休养。在沙村，在病中，他度过了三十八年。
我去过沙村。沙村在浙江鄞县，地处丘陵一带。沙氏松竹梅三房，在一个土丘上。沙耆家上代有文化，给家取了个“藜斋”的名字。二层楼房，由一层楼高的砖墙围着。院子不大，大约四、五步宽。二楼像上海石库门的前客堂，一面临窗向阳，三面是板墙。三面板墙上，满满地并排着七、八幅等墙高的油画。画的是同一个女子，裸体、骑着马的女子。神色优雅、高傲，眉眼很漂亮。听跃强说，她就是沙夫人。
下得楼来，看见内墙上有不少墨迹。仔细辨认，是屈原《离骚》中的大段诗句。看得出是沙耆的字迹。砖墙已有很多年份，砖缝钻出青草。字迹深入墙体，抹不去。
早些年沙耆在油画布和纸上画画，后来油画布和纸短缺了，就到处画，到处写。村里四邻新砌的白墙上，多有他画的画。那个“十年”，他还到处在墙上刷标语：“保卫世界和平”、“保卫妇女、保卫儿童”。乡亲怕他犯事，都给他涂掉了。经乡亲指点，我看到村里好几处白墙上，还留着沙耆画的飞禽和走兽。
沙耆报纸画
带着在沙村吟成的几句诗，途经杭州，去见沙孟海。还记得诗里有“依依栽遍凤仙花”一句，是实录沙孟海生地松房所见。沙老住在西湖边的龙游路。看了我的诗，他慨然而叹。沙氏兄弟出了两个画家，还出了文汉、文求两个革命家，风雨人文，能从哪里说起？之后我写过沙氏兄弟，数十章节，书名为《沙孟海传》。没能出版，书稿留在了跃强那里。
过了些年，在上海又见沙耆。他从莫干山写生回来，新作不少。交谈时，他在宾馆的便笺上，不时写着中文和法文。法文写有欧洲地名、他导师的名字和参加过的展览会的名称，中文有“浙江省主席”字样，还有沙夫人的名字。他早年跟随沙文汉，还因此被捕、坐牢。他记得沙文汉后来做了浙江省的领导。至于沙夫人，自然是他生命的支柱。
我那篇《访沙耆》1983年见报时，配了一张照片，是沙耆和时任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贝尔纳德·波拉在画展开幕式上的合影。当天清早，市外事部门就来电询问了情况，大概中午时分，又来电告知：总领事已邀请沙耆偕夫人，参加两天后的法国国庆招待会。
沙耆收到请柬，对天行说，请他母亲和他一起去。可以先说好，招待会结束后各走各的。沙耆知道她住在上海，他希望见她一面。这希望自然落空。到时是天行陪他去的。
沙耆《风景》
那篇专访里有“在沉寂了三十余年之后，他蹒跚地从故乡沙村一条僻静的山路走了出来”“艺术家的生命原不应比同代人的记忆来得短暂。四十年代震惊欧洲画坛的油画家沙耆，现已年届七十”的句子。在回答有关询问时，我也说，总领事才三四十岁模样，和沙耆无私交，应是慕名而来。当时真实的感觉是沙耆很老了。现在我也年届七十，才体会到当时的沙耆并不老。艰难困苦算得了什么？还能画画，还能走到世界的跟前，他的内心怎么会老？这个不会老的老人，后来活过了九十岁。
有人问到沙耆，我会说，他是一个有爱的意志和爱的能力的画家。他的画，让人看到爱。他曾和毕加索等一起开画展，其中他的一幅《豹子》我很喜欢。我想沙耆和他画的豹子一样，匍匐在地上，筋骨紧簇，眼神着火，热烈和不断地活着，在他的画里和画外不断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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