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鹏举
1983年,第一次见到沙耆,是在上海沙耆画展开幕式上。他家乡村子里的小后生跃强引我见他。他身板硬朗,肤色白皙,头发褐中泛银。他患着病,精神不同常人,和蔼地笑着,只说些简单的词。
沙耆画展,是吴作人题写的展标。他和沙耆同是徐悲鸿学生。五六年之后,我在北京拜访吴作人。他说他想来上海开画展。但他犹豫,怕开不好。他感叹说,画家过不了长江,不能算是好画家。那时,我回想起他给沙耆画展题写的展标,感觉写得真好,看到了他的心情。
沙耆画展在上海油雕院展出。那时,油雕院还在新锦江饭店原址。一个大院子,老建筑错落着,最高也就两层。艺术家都是本分人,看上去大都稀松平常。小个子的张充仁慢条斯理地讲着沙耆。他和沙耆当年同样旅欧,同样获得过殊荣。
安排沙耆画展在杭州开了之后又来上海的,是沙孟海。沙孟海早年介绍沙耆和沙季同跟徐悲鸿学画。沙季同是沙孟海的亲弟弟,后来去了延安,在那里病逝。沙耆是他族弟。徐悲鸿曾说,沙耆和沙季同是他“最好的两个学生”。
当天我写了一篇新闻专访《访沙耆》,开篇提到前一年出版的廖静文新著《徐悲鸿一生》。书中说:“沙耆不幸早逝,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过一年这本书重版,作者删去了这句话。
沙耆年轻时
1936年,沙耆乘船去欧洲留学,蒋碧薇和沙耆夫人一起去码头送他。沙夫人之前逃婚出来,在乡村教书谋生,后来结识和嫁给了沙耆。蒋对沙夫人说,夫妻离别久了,其实不好。这话是说中了。谁想到夫妻这一别,从此竟不再相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沙耆滞欧八年。他回国后,他唯一的儿子天行分别照顾父母。我见过天行,当时他快四十了,是个温和的人。
沙耆和夫人分手,病况加重,不得不回家乡休养。在沙村,在病中,他度过了三十八年。
我去过沙村。沙村在浙江鄞县,地处丘陵一带。沙氏松竹梅三房,在一个土丘上。沙耆家上代有文化,给家取了个“藜斋”的名字。二层楼房,由一层楼高的砖墙围着。院子不大,大约四、五步宽。二楼像上海石库门的前客堂,一面临窗向阳,三面是板墙。三面板墙上,满满地并排着七、八幅等墙高的油画。画的是同一个女子,裸体、骑着马的女子。神色优雅、高傲,眉眼很漂亮。听跃强说,她就是沙夫人。
下得楼来,看见内墙上有不少墨迹。仔细辨认,是屈原《离骚》中的大段诗句。看得出是沙耆的字迹。砖墙已有很多年份,砖缝钻出青草。字迹深入墙体,抹不去。
早些年沙耆在油画布和纸上画画,后来油画布和纸短缺了,就到处画,到处写。村里四邻新砌的白墙上,多有他画的画。那个“十年”,他还到处在墙上刷标语:“保卫世界和平”、“保卫妇女、保卫儿童”。乡亲怕他犯事,都给他涂掉了。经乡亲指点,我看到村里好几处白墙上,还留着沙耆画的飞禽和走兽。
沙耆报纸画
带着在沙村吟成的几句诗,途经杭州,去见沙孟海。还记得诗里有“依依栽遍凤仙花”一句,是实录沙孟海生地松房所见。沙老住在西湖边的龙游路。看了我的诗,他慨然而叹。沙氏兄弟出了两个画家,还出了文汉、文求两个革命家,风雨人文,能从哪里说起?之后我写过沙氏兄弟,数十章节,书名为《沙孟海传》。没能出版,书稿留在了跃强那里。
过了些年,在上海又见沙耆。他从莫干山写生回来,新作不少。交谈时,他在宾馆的便笺上,不时写着中文和法文。法文写有欧洲地名、他导师的名字和参加过的展览会的名称,中文有“浙江省主席”字样,还有沙夫人的名字。他早年跟随沙文汉,还因此被捕、坐牢。他记得沙文汉后来做了浙江省的领导。至于沙夫人,自然是他生命的支柱。
我那篇《访沙耆》1983年见报时,配了一张照片,是沙耆和时任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贝尔纳德·波拉在画展开幕式上的合影。当天清早,市外事部门就来电询问了情况,大概中午时分,又来电告知:总领事已邀请沙耆偕夫人,参加两天后的法国国庆招待会。
沙耆收到请柬,对天行说,请他母亲和他一起去。可以先说好,招待会结束后各走各的。沙耆知道她住在上海,他希望见她一面。这希望自然落空。到时是天行陪他去的。
沙耆《风景》
那篇专访里有“在沉寂了三十余年之后,他蹒跚地从故乡沙村一条僻静的山路走了出来”“艺术家的生命原不应比同代人的记忆来得短暂。四十年代震惊欧洲画坛的油画家沙耆,现已年届七十”的句子。在回答有关询问时,我也说,总领事才三四十岁模样,和沙耆无私交,应是慕名而来。当时真实的感觉是沙耆很老了。现在我也年届七十,才体会到当时的沙耆并不老。艰难困苦算得了什么?还能画画,还能走到世界的跟前,他的内心怎么会老?这个不会老的老人,后来活过了九十岁。
有人问到沙耆,我会说,他是一个有爱的意志和爱的能力的画家。他的画,让人看到爱。他曾和毕加索等一起开画展,其中他的一幅《豹子》我很喜欢。我想沙耆和他画的豹子一样,匍匐在地上,筋骨紧簇,眼神着火,热烈和不断地活着,在他的画里和画外不断地活下去。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