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高邮是怎样的呢？
三十八年前我第一次踏上高邮的土地。长途车站在高邮城西北角，一条煤渣路通向市区。街道两旁一律种法国梧桐，两三米处横抹了树冠，令新出的枝丫横向生长，如蓬如盖。初入城市的我，对此，煞是感到新奇。去市区的煤渣路是自西向东的，行至南北通衢，右转弯向南，至中市口，然后向南或向东走一段，都可以找到通向高邮师范的小巷。
我在这条路线上来来去去了三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第一次是跟着父亲来报道。学校的南大门面向一个巷子。白木的大门，一边是校办厂，一边是二层小楼，我们后来的音乐教室就在二楼。浴室和茶水间是一所平房建筑，紧挨着音乐楼。在此可以看到礼堂前面的两棵银杏蓬勃的树冠。正对大门的大路是中部隆起的砖路，砖是竖着砌的，看上去甚是密集。路旁植水杉，高大，笔直，塔形的树冠一点一点地把目光向上牵引。羽状复叶的尖端浅浅的绿色，嫩得像是要滴下来。我是第一次认识水杉，也是第一次认识梧桐。在高邮的三年读书生活，就映在这两种树的背景中。
其实还有一种树，苦楝树。它们栽在宿舍前面，结很大很大的黄果子，有鹌鹑蛋大小，几乎是我家乡苦楝树果的两三倍。我把这些都写在日记里或家书里了。那是多么新奇的体验啊。
对校园环境熟悉了，就发现通向小卖部的路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长满了果树，大多叫不出名，或者有石榴树和香橼树吧。那所园子，草木蓊郁，让我们又向往又害怕。园子对面是教职工宿舍，我曾经几次走进其中一所院子，我们班主任程老师的家在这里。程老师的女儿露露还在上幼儿园，我见过她用粉笔在客厅地上画画，程老师也在课堂分享过女儿的童言稚语。露露理应是我们师范生活的一部分。
那时还没有双休日，周六下午才放假。日历上周六的颜色是绿的，周日是红的，都是让人生发喜悦的颜色。倒不是学习日有多苦，我们的学习实际上轻松得很。课外书籍的阅读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学习时光。虽然有时候在生物课、历史课、地理课上读小说，在数学课上为某个未成型的小说走神，即使是现在回想起来也难免深感惭愧，可是，那样度过的三年仍然是收获丰饶的三年。
除了寒暑假，每天的生活都是从起床号开始的。在熹微的晓色里，我们冲向洗脸池，一排水龙头下，脸盆碰撞水池声，漱口刷牙声，都淹没在哗哗的水声里。梳洗完毕，便得得得地穿过男生宿舍楼中间的过道，奔向操场。
早操的音乐响起来，普师班160名学生在全校六七百名学生中，还像一群孩子。我班最小的同学，十四岁还不到。大家展臂，扩胸，踢腿……没有领导讲话，我们就以音乐停止为结束，然后纷纷奔向教室。灯光雪亮的教室掩映在高大水杉的阴影里。天还未完全放光，水杉的绿，压着夜的灰黑。来到教室开始晨读，有时不经意会想起远在百里之外的老家，目光不经意会飘向苹果绿的窗外——这是我的发现，由灯光中看窗外的天空，竟是苹果绿的——会觉得小小的满足。仿佛那时的天空相比更早的从前，是另一片天空了，无形中我已挣脱了命运的某种束缚。
读的内容很庞杂，我多数时候读散文，读诗歌。很沉溺于民国时期郁达夫、庐隐之类的伤感，很
振奋于纪宇的《风流歌》。一教室的人都在读书，而不全为考试，这是八十年代初特有的风景。
早读课下，太阳光擦着水杉树冠照下来，水杉一半亮，一半暗。走过水杉，是教室和图书楼之间的砖道，两旁栽着女贞、榆叶梅和树篱。图书楼前有合抱的古银杏，让人对时间的留存油然而生敬意。我和学琴、应芬曾经分别与之合影。照片上大大的银杏只留存一截树干，我们的身影仍是小小的。这足够表明，我、我们与这所学校的关系：学校是根深叶茂的大树，我们是偶然拜访她的客人。
饭堂很大，一律方形大桌，没有配套的凳子。同学们每八个人围成一桌，站着用餐，多年以后，这也是一道风景。男女混搭吃饭，大家都锦心绣口，不好意思多吃菜，男生呼啦呼啦把米饭扒完，便去洗饭钵。饭是盛在木桶里，从食堂端来的，那段马脊梁一样的砖路不算很短，没有一把力气，一口气端不过来。我们每两人一组值日，轮流端饭桶。我和顺英一组。最怕的是粥桶。一桶粥比一桶饭重多了。我们一人抓一只把手抬。那个把手也不是易抓握的半环之类的把手，而是一截钉在桶壁上的耳朵状的木头。不知是第几次抬粥桶了，反正记得马脊梁路上铺着白霜，我穿着胶底布鞋，抬到中途，脚下一滑，人桶俱倒。白花花的热粥倾倒在路面上……后来食堂赏了我们大半桶粥，代为充饥。我深感羞惭。再后来，值日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也没开过会，也没男生责怪或安慰过我们，反正是轮到我俩值日，饭桶早就上桌了。我们站着吃饭，依然没有男生和我们搭话，眼神都不往我们身上落。这样，一直到毕业。他们没表示对我们的关注，我们也没表达过感谢。在我们眼里男生都那么傲，实在不好接近。
体育课的时候，食堂还充当教室，我们在那里学过国标舞。刘方娅老师高个子，形似型男，酷得很，线条很硬，舞蹈动作却似水柔软。
食堂有一间老师就餐的地方，我们没有进去过。冬天下晚自习，又冷又饿，我们在窗口排队买五分钱一只的包子或五分钱一碗的面条。滋味都好得很。我觉得我以后都没吃过那么美的夜宵，常常怀念，屡屡提起。常常怀念的还有周五的晚餐。其余的日子，早餐都是白粥配小菜，只有周五会吃上米饭或者面条。米饭配菜汤，没有小菜，一样吃得很香。一直不明白，不过是菜汤而已啊，怎么会留下那么美好的记忆？至今写来，还舌下生津。面条不用说了，洋葱肉丝做的浇头，香香地盖在面条上，看着就很有食欲，不用说闻着了。至今还记得那种饥肠辘辘和一饱口福的满足。
周末是我们远足的时候，东到奎楼以南，西到西湖正在造桥的地方。奎楼不远，可以赶回来吃饭，去西湖则要带好馒头之类零食，预备在那玩一整天。去西湖要从南门上运河堤，过渡船，指点荒岛上的塔——后来知道那是镇国寺塔，是唐代的遗物——走下运河西堤，穿过芦苇丛，向水域宽广处愈行愈远。远处的帆和船好像行在天上。水面的简单和寂寥，屏蔽了陆地的繁杂和喧嚣，呈现出无限的辽阔，在此环境下，人很容易生出顿悟。仿佛走那么远，放弃学校的午餐，只为体验自然之大和己身之小，只为放逐市声而只听水流汩汩。
喜欢探幽的不止我们。无论是去奎楼还是去西湖，都有可能邂逅陌生青年，他们在我们身后不远处相跟着，我们心怀忐忑地一次次回头张望，有一两次听他们传过话来，说“你们有圆珠笔丢了”，我们就加快脚步走，直到摆脱他们的影子。我们去西湖其实也不完全是玩，往往会带一两本书，带纸笔，记下瞬时的感受。最恐怖的一次经历，发生在奎楼。那时奎楼还未修缮，它的底部是洞开的，像窑洞。我们小心地拨开高草往洞口走，怕踩着大蛇，提心吊胆。洞里却早有人占据着！依我们当时的感觉判断，他们几近于流氓了。于是，未等人家发现我们，我们已经落荒而逃。至于何为流氓，凭什么断定人家流氓，却不会细想。
菜花开的时候我们衣襟上沾着菜花粉，芦苇白的时候，我们手里攥着芦花。秋日绚丽，我们的书里夹满了彩色的树叶、花瓣。不宜出行的只有冬天。我们躲在宿舍里，用焦面的香烘暖自己的生活。
后来教学楼建成了，实验大楼也建成了，假山喷泉也有了。校园里出现了很多花坛花池，走道边也摆放着盆景。我认识了一串红，虞美人，角堇，石蜡红等好多花。有一年操场上大雪深达一尺多，我坚持了几个月的晨跑中断了。雪飘到二楼未封的阳台上，我们团起雪球打雪仗。一些男生嫌这点雪不够意思，拿起做值日的水桶到楼下取雪，结果教室里也飞起了雪球。太阳出来，金色的阳光照在白雪上微露粉色，也照得阳台上的化开的雪水像一面镜子。我和学琴都俯瞰地面镜子中自己的脸，自黑着谁脸大。格格的笑声犹在耳边。几年前看到学琴，我对她说：“怎么时间没给你留一点印痕？你还像当年一样！”学琴人好，老得也慢。这是好人好报。
秋天，一堂独特的地理课，老师把我们带到实验楼楼顶。楼是四层还是五层不记得了，只记得登上楼顶可以俯瞰高邮城。城里鳞次栉比的屋顶呈现在我们的脚下。类似“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样的感受油然而生。然而老师带我们登上楼顶不是让我们登高揽胜、抒发豪情，是为传授知识来的。老师说，每年的九月二十一日晚，银河几乎在头顶正上方，牵牛星和织女星最大最亮，分别在银河两侧。我的有限的一点天文知识是这堂楼顶地理课赠给我的。
这时，学校的大门已经东开了，铝合金门与同样金色质地的灯杆相映，展现出高邮师范迈入新时代的神采。木门时代，在我跨入校园不久就结束了。大门旁传达室外面常常立着一块黑板，写着有书信包裹待取的同学姓名班级，我常常去看，盼望着在黑板上发现自己的名字。那时给我写信的是爸爸，有时妹妹、弟弟也写信，他们的信装在一个信封里。读信、复信是晚自习时偷偷干的事。常常会莫名其妙泪光赢目。明明在学校的生活比在家里幸福，可为什么读到父亲的“国兄吾儿”后就盼着放假呢？
传达室里，有时是一位阿姨，有时是一位老者。同学中出校门多的，回来讲述她们的冒险经历，为了衬托，会把他们形容得很严厉，我却一次也没看过他们的严厉样。星期天除了天气因素外，照例我们是要出校门的，无论是从边门进，还是大门，都没有被他们为难过。
新华书店，百货公司，秦邮饭店，人民公园，人民剧院是我记得的几处地标。百货公司在中市口十字路口的最好的位置。有一家卖苹果的摊贩常年在那里支一个摊卖苹果，冬天也能闻到苹果香味，我怀疑那种苹果是极好的，却一次也没尝过。我每学期从父亲手里接十元钱，做数月的零花钱。买针线的两分钱小账都登记在案，当然没有买苹果的钱。但我真的记得苹果摊上持续袭鼻的苹果之香。巷子里的水发米糕我尝过，上面镶嵌着红红绿绿的萝卜丝、葡萄干、果肉粒儿，入口绵柔香甜。我和顺英、文花、秀芳等人多次走过这条小巷，被冬天的红心萝卜，夏秋的水瓜香梨吸引又疏离。
秦邮饭店，据舍友秀芳说，名气很大，她甚至知道它的招牌菜，只是我现在记不得了，我在那里吃过七分钱一碗的阳春面。味道和同学友谊都深深地刻在岁月之河里。
每年春学季开学之际，元宵灯节期间，百货公司和秦邮饭店之间的大街，人流如织。梧桐树上张灯结彩，一个个彩灯上挂着彩纸，上写着灯谜，向所有抬头仰望的行人索要答案。那一天，这条街注定成为人和灯的海洋，流淌着欢乐。在这里，我留下了多少快乐的记忆啊。
穿过这条大街，我们排队去剧院看戏看歌舞看电影。《三十九级台阶》看得朦朦胧胧，《药》看得泪水滂沱……在这里艺术和人生亲密地交织着。每次出剧院，都有一霎不辨南北，因为灵魂还未归位。那样的感觉是美妙的。踩着灯光月光裁出的法国梧桐树影，品着陌生化过的环境，一种超出平常生活的感觉盈满心间。即使是那时，我们也已经有了对庸常的反叛。
新华书店也是去得较多的地方之一，路上会经过一些地面设点的书摊，记得买过过期的《少年文艺》《儿童文学》《辽宁青年》。新华书店的招牌做得很大，老远就看见那四个大字，那时我以为这里是文明最集中的地方了。我主要逛文学柜台。文学中又以外国文学为主。一本还不属于自己的书，捧在手里的感觉是很奇异的，仿佛那些文字有声音，有色彩，有意志，讨着你喜欢，吸引得你不舍得放手。因为囊中羞涩，总是比较着价格，那些书放下又拿上，拿上又放下，最终只能择其善者而买之。周日下午捧着一摞书进校园，是那时候学校的一道风景。
高邮人民公园，是我人生中走进的第一个公园，从南门进去，北门出来，逛了菊花展，走了曲桥，参观了玻璃花房，觉得处处奇妙。水边垂柳也是印象中深刻的事物之一。在那样的晚秋，它们还那样翠绿可喜，茂密深邃，尤其长长的柳丝直达水面，我到现在还记得它们留给我的喜悦和惆怅。在那个秋日，我还尝到了公园的美食。北门附近有卖馄饨的店，环境很是高雅，两毛五一碗的馄饨，是师范三年中最奢侈的享受。我后来像是再没吃过那么美的馄饨了。同学春玲和应粉两人特别要好，她们一起逛街，据说两人一起，一个下午吃了一袋苹果，有好几斤。我想，这样偶尔的放肆也一定深深留在她们心里。
文游台呢？哦，我们花了一个下午去拜访文游台。记得是初夏，蚕豆收获了，沿途有人家把蚕豆铺在马路上晒。随着文游台的接近，农村风光渐渐展现在我们眼前。文游台确乎是高台，高高地耸立在视野里。四面是杂草与杂树，荒凉处，让人产生与陈子昂类似的悲凉。欣赏室内的石刻文字，对应一个个青史留名的名字，崇敬之情唤起在我们心里。去是集体行动，回去却是各行其是。我和顺英一面走走谈谈，不觉走错了路，沿着一条河边公路直向东了，那是去兴化泰州的方向。急切切地找到走岔道的地方，问了人，才找到归途。暮色四合，匆匆地往学校赶。沿途景物越来越熟悉，一颗提着的心才慢慢放下来。到得学校，早已经错过晚餐时间，所幸同学帮我们把饭菜打好了带进了宿舍。
对文游台的记忆与夏日风光、与那条让我们走错路的河、与那晚错过又复得的晚餐，永远地连在了一起。
没有冒险就没有故事。年轻时又路痴又花心，多年以后却成了记忆中的味精，它们使参观文游台这项集体活动，烙上了个体的色彩。这是我的文游台故事。
镇国寺塔呢？当初它就是一个塔，孤零零地待在河心岛上。我这样说，不是说塔自古以来就是孤零零的。镇国寺原来的规模其实比现在复建的还要大。这是我后来了解的。1981年，我们为了写一篇叫《运河秋色》的作文，老师特地放了我们半天假，游览运河风光。我们几个好奇心重的女生上了岛，却忘了看渡船。等到我们发现渡船工人已经下班了时，天已经快黑了。“过河啊~”“过河啊~”回答我们呼喊的只有越来越凉的晚风。那时没有手机，我们在岛上的情况没法通知他人。只有带着越来越浓重的哭音求助。后来还是过了河，回了学校，在灯火通明的学校里吃我们迟到的晚餐，很快又幸福起来，白天的经历成了逗人发笑的谈资。
运河的渡船是柴油机发动的机帆船，颇为正规。外有护栏，内有座位，俨然四壁开放的轮船。船上从河西上来的船客像是汪曾祺笔下的人物一样，挑着扁扁的箩筐，箩筐里是些藕莲蓬菱角等水生物，在我看来很有异乡情调。在运河上，特别喜欢看云看水听风。看云看水，心要特别地静，一边说话一边看，看不出趣味。我就觉得水和云是被很多人很多人看过的，观者都同水云一样过去了，又没有彻底过去。比如写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王维，比如写出“还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的李白，他们消失在历史的天空，又没有完全消失，因为他们思想的一部分还被我们保存着。
我喜欢听风，在运河堤上听，在水上听，在浅水处听。正向面对风，风呼呼啦啦往两耳灌，前赴后继，令你来不及想什么，耳中只有风声。那一刻会感觉一种生命本身的凝重。风没有确切的来处，也没有确切去处，一如生命某个阶段之茫然。若问我自己哪一刻由儿童变为青年？应该是突然静下来，喜欢听风观云看水的时候吧。那好像就是上师范之后啊。
我所在的宿舍是210，刚入学那会常常走错，跨出两步，觉得床位风景不对，迎面也是陌生的面孔，脸红，耳热，急切切回身……年轻时多怕做错事啊，仿佛一旦做错，全世界目光都在注视你。嗯，那就是成长，那就是青涩。愈来愈不会做错事的年纪，居然会怀念那段莽撞的岁月。
我还去过高邮中学，高邮人民医院，跟学琴去过一个普通的院落，那是她亲戚家。记得高邮中学的腊梅花香，记得高邮人医的面筋炒慈姑片，记得学琴带给我穿的紫色套头衫。在人医，我们送患了急性痢疾的顺英挂盐水。那次顺英病得都虚脱了，是汤文明等几个男生借了板车轮流拖到医院的。
体育场，每当大型运动会时，我们会排队去。我是啦啦队员兼通讯记者。我记得我看着我认识的同学在跑道上奔跑，不管是不是我班的，看着他们吃力，我也吃力，看着他们着急我也着急，就像《城南旧事》里看骆驼吃草的英子一样。我在跑道外奔跑着，呼喊着，这种支持被对方接收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我就是那样傻傻地喊着“加油，加油！”有一大帮和我一样傻傻的为运动员鼓与呼的同学，不善运动却热爱运动。那样的傻，也是不可重复的珍宝。
张海迪忽然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感动的不是她的残疾，而是她的美丽。是的，她的美丽。在我们心里，她跟陈冲、刘晓庆、潘虹一样美，甚至还要美。也是在那时，我更坚定地热爱读书了。连张海迪都可以成功，我有什么可自卑可退缩的呢？这时，班级里有各种兴趣小组。我的上铺春玲同学，我的邻铺海峰同学，自己九琴同学，一直在自学外语，她们不满足于中等师范的学历，计划着毕业以后的事情。有人鼓捣印章篆刻，有人钻研无线电和摄影，有人偷偷地写剧本。我们风华正茂的年月啊。
盛夏的闷热是难以抵挡的。遭遇寒冷，可以一件一件加衣来抵御。热，则让人无可奈何。宿舍只有一个电扇，有一天还停电了。实在没法躺床上，女生们便来到了教室，把课桌拖到阳台上，拼起来当床。我们数着星星，把那个燏热的盛夏之夜度过了。
女生宿舍面前便是临街人家的后墙，我们听得见人家的家长里短，闻得见饭菜香，那是市井文明的一角。校长朱延庆住在前排西南拐角处，有边门通向校园。但我一次也没见朱校长由此出入过，也没见他家任何一位大人进出。我意思是，只有一个人例外，那便是朱雨，朱校长女儿。她有着和朱校长一样好看的大眼睛，睫毛很长。她跟我们年龄相仿，在一墙之隔的红旗中学高中部读书。她是一个活泼的人。
朱校长是有学问的人。我逛路边摊时，书摊老板问我，朱延庆是你们校长吧？他学问很大啊！后来我知道他是研究苏北里下河方言的，我读过他写的小品文，学问和故事结合得很好，他是一个接地气的学问家。
今年是2019年，距我来到这座城市时已经过去38年。一切都变了。既没找到中市口，又没捕捉到南门街的印象，校园内部早已彻底换血，只有主枝被砍斫过的古银杏有一两棵还活着，大家补充着它们身后还有什么什么，众说纷纭，不能凑成一幅完整的记忆。运河塔还在，据说奎楼还在，文游台是大放光彩了。但是我记忆里血肉丰满的高邮，不在这座新城里。这是今年台风肆掠期间走访高邮的心得。
我的高邮，只有我记得，我们记得。如果不写下来，也许会越来越走样吧？
所幸见到了几位恩师：程军老师及夫人戴老师，张老师，王扣宝老师，李洁老师，陈景国老师。他们在高邮生活的时间长，经历的事情多，一定保存着更丰富的高邮的细节。他们奋斗的经历本来也是高邮历史的一部分。我做他们学生时，他们都还年轻，而当我自觉老了时，他们仍然精神矍铄。“革命人永远年轻”，用当下的思想解释这句话，应当是，性格即命运。进取的人永不颓丧。
高邮，它的深厚文化底蕴，它的捕捉时代新风的能力，也许是高邮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没被忘怀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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