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迫退位,过了二十多年又跑到东北担任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1945年被苏军俘虏,1950年由苏联遣返,先是关押于抚顺,继而转到了哈尔滨监狱。生死未卜之际,他一度惊惶失措,然而,恐怖的断头台并未出现,溥仪很快回心转意,决定重新做人。他不仅开始自己剪指甲、洗手绢、写思想汇报,并且咬牙把田黄石雕的三链章献给政府。收监期间,溥仪始终随身携带一个黑皮箱,黑皮箱的夹层藏匿若干清宫里带出来的珠宝,他觉得狱警从未发现这个秘密。献出三链章之前,溥仪曾经坐在监狱的床铺上盘算再三,犹豫不决,似乎比丢失一个偌大的紫禁城还要心痛。
三链章现在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田黄石镂空雕成的石链系着三方印玺,篆刻的文字分别是“乾隆宸翰”、“惟精惟一”、“乐天”。我曾经隔着玻璃橱窗见过实物,晶莹圆润,似乎比预想的要小一些,它是乾隆皇帝传下来的。清朝的众多皇帝共同钟爱寿山石印玺:康熙有田黄石篆刻的“体元主人”小玺和“万机余暇”闲玺,异常珍惜:雍正拥有一百六十多方寿山石印玺,而乾隆的寿山石印玺居然有六百多方。寿山石以出产地命名,那些奇特的石头都来自一个叫寿山的地方。按照高德地图的标示,寿山距离我家二十多公里。站在阳台上向东北面张望,它就隐在城市边缘的那一圈钢蓝色的山脉里,面积大约数十平方公里。
一位朋友长于治印,计划把老子的《道德经》名句逐一刻在寿山石章之上。数百枚刻就的印章陈列在他书房长案上,如同一个整装待发的士兵方阵。白天忙忙碌碌,朋友喜欢晚上篆刻。夜阑人静,雨滴敲窗,手中的一柄雕刀紧张地在一枚又一枚的寿山石章表面左右盘旋。他戏称“挖山不辍”,每一个晚上都要和那一座神秘的小山一起研读《老子》。我从朋友那儿得到了几枚印章,小心翼翼地钤在书法作品上,仿佛是在墨迹边缘留下一座山的足迹。
寿山村
前往寿山其实不需要高德地图的导航,北面出城之后只有一条蜿蜒的山路。寿山村隐在一串起伏连绵的山坳里。站在村头远望,四周几座静谧的山头绿树杂沓,植被如织,泥路旁边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微风中摇晃。突然,空气开始颤动,一阵机器切割石块的尖利声音从简陋的作坊里传出来,忽高忽低,随后嘎然而止。这些作坊或者藏在一幢破旧的砖楼里,或者只是用石棉瓦草草搭在水泥路边。偶尔会看到作坊里的人出来抽烟,浑身粉尘,头发灰蒙蒙的;眨眼的时候,眼睫毛上的粉尘籁籁地往下掉。很难相信,那些润如凝脂的寿山石雕是从他们粗糙的巴掌之中诞生的。当然,现在的寿山村已经寻觅不到这种作坊,只有一些寿山矿石随意堆放在路边的荒草之中。村中多数房屋整齐宽大,临街的一排一律灰瓦白墙,家家户户敞开大门,门内均为商铺,出售的正是寿山石。这座村庄有些财大气粗的意味,店面门口坐着慵懒的英国短毛猫,边牧、拉布拉多这些名犬在街道和田梗上乱窜。
村里有一座寿山石馆,白墙朱瓦,绿水环绕。馆内玻璃橱窗陈列着各种石雕的摆件:一只狮子端坐印章顶端,两个长须和尚相视而笑,危崖矗立一棵老松,杂花生树簇拥绽放……俯身细看,空间突然缩小到方寸之地,盈盈一握,纤毫毕至,玲珑剔透,五色斑斓,这儿铺开的是另一个人工制造的小世界,雕琢,不自然,但是美仑美奂。窗外群山环抱,田里的水稻开始抽穗,山坡上的竹林长出了一轮新笋,小园子的梨树开始结果,几只鸡正在土坪上脖子一伸一缩地啄食,一个普通的村庄仿佛有条不紊地展开;然而,四周几座山头内部纵横交错地埋藏了一些寿山石矿脉,寿山村注定不是普通的村庄。
寿山村随处堆放着这些奇石
奇异的寿山石必定会制造各种神话。所有与石头有关的神话都要向女娲报到。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于是,女娲炼五色石补天。那些获准登天的石头趾高气扬,志得意满,没有排上队的石头自怨自艾,感叹怀才不遇。曹雪芹从中挑走了一块剩余的石头演义《红楼梦》,剩下的大部分都到了寿山。寿山石如此瑰丽,没有提到女娲的五色石几乎无法解释。
另一种传说是从与神仙对弈的神话脱胎出来的。一个叫陈长寿的樵夫下一手好棋,他在山上遇见两个老者坐在大岩石上对弈,也应邀下了几盘。分手的时候,老者以棋子相赠。返家的途中,陈长寿的棋子不慎落到地上,化为五彩小石头,取之不尽。他从此每日上山捡石头出售,小日子过得十分富足。这座山日后即称为寿山。寿山石从此有了烟火气,被定价,被收藏,成为皇帝的贡品,摆在文人雅士案头,或者女人挂在胸前的饰物。一些人喜欢用手掌摩挲寿山石刻成的摆件,让这些趣味十足的小玩意起了一层包浆。我曾经见过一个痴迷于寿山石的官员。开会的时候,他表情专注地倾听台上的滔滔宏论,双手始终在桌子底下急促地摩擦一块寿山石,殷勤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待情人的身体。这是一种危险的痴迷,与钱币、官阶、贿赂存在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古人贬之为“玩物丧志”。这个官员没有绕开寿山石后面的缠人网络,现在已经住到了寒冷的监狱里面。不知他如今搓手取暖的时候,是否还记得起寿山石的温润之感?
街头走过一个农民,我们很快就能认得出来。不仅因为他的脸上皮肤黝黑,掌心有几块老茧,还因为他的为人处事,他的说话方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滚一身泥土,一个农民的大部分时间不是与各个人群打交道,而是侍奉土地。他不像商人那般机灵,巧舌如簧,利用一个激动人心的广告或者一次成功的谈判赢回巨额利润。农民的滔滔言辞不能打动秧苗和土地,也不能呼风唤雨。寒来暑往,春天播下种子,祈祷风调雨顺,秋天开镰收割,大汗淋漓地将粮食挑回家,心中万般庆幸。时令季节排定了农民的时间表,他不能拔苗助长,不能指望一夜暴富。所以,多数农民老实稳重,过年的时候诚心诚意地祭拜天地,多谢神灵保佑,他们很少产生冒险赌一把的念头。当然听说过“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可是,谁能那么凑巧地捡到了老天爷手指缝里漏出来的机遇?暮色苍茫,那个皮肤黝黑的农民捧一个大海碗蹲在门口的石阶上,哗啦啦地将地瓜饭扒进嘴里,抬头看了看山峰边缘的一团浮云和几丝晚霞,然后进屋睡觉,如雷的鼾声震得土墙上的窗户沙沙地响。祖祖辈辈如此,没什么可以额外期待,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寿山村还残存很多农田
寿山村的农民却得到老天爷的额外垂顾。他们种几亩水田和两畦菜敷衍闲常的日子,真正等待的是发现寿山石矿脉。宋代已经有大规模开采寿山石的文字记载,清代之后大盛,开采的寿山石运到了京城可以卖出大价钱。山里挖出来的那些硬梆梆的石头搁在锅里根本煮不熟,达官贵人居然愿意花钱收购,这就是天赐的缘分。当然,所有的宝藏都秘不示人,寿山石矿脉无声地蛰伏在某一条山梁,吉光片羽,发现寿山石矿脉更多地依靠缘分。偶尔路过一个山坳,甚至弯腰系一系松开的鞋带,一眼瞥见石壁上或者草丛中一道矿脉如同一条赤链蛇蜿蜒而过,运气出其不意地砸到了头上。寿山石的开采当然比种田危险许多:矿脉隐入山体的时候,追踪的方法是凿开一个山洞溯源而去。月尾石洞,善伯旗石洞,坑头石洞,荔枝石洞……这些不是阿里巴巴的山洞,也没有“芝麻,开门吧”之类的暗语。点一盏小灯,佝偻着腰,一柄钢钎撬开岩缝,小镐子又挖又刨,昏暗的洞穴向山体内部延伸,岩石嶙峋,空气混浊,不小心哗地一片小塌方。然而,冒险指数取决于可观的定价,没有人罢手退却,叮叮噹噹地开凿岩石就是敲打财富的大门。
从古至今,寿山究竟发现过多少条的矿脉?东鳞西爪,无章可循。著名的月尾石洞、善伯旗石洞与坑头石洞、荔枝石洞间隔好几个山头。许多人翻山越岭,踏破铁鞋,终究一无所获;少数人无心插柳,妙手偶得,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夜之间财源滚滚。琪源洞原是一个古矿洞,反复的开采已经挖空了所有的矿石。然而,一个叫做琪源的农民某天入洞避雨,一阵灼亮的闪电居然让他发现了洞壁上的矿脉,他迅速地晋升为寿山村首富——这个古矿洞从此以他的名字命名。
田黄石是寿山石中的极品。是不是由于黄色是皇家的御用用色?至少田黄在乾隆心目中至为尊贵。据说乾隆梦见玉皇大帝派遣仙人宣旨,醒来见到一张黄纸上书写“福寿田”三字。乾隆不解其意,一个太监灵机一动,躬身趋前,声称“福寿田”三字对应福州寿山的田黄石。乾隆大喜,下旨征用田黄石为祭天供品,兆“福寿田丰”之意,从此田黄石有“石帝”之称。我曾经在一个私人博物馆见到几块拳头大小的田黄石,据说每一块价钱都在千万上下。我伸手把一块托在巴掌之中,闭眼体验了五分钟富翁的感觉,放下怅然若失。多数田黄石仅仅在表皮上雕刻些许花卉山水,专业术语称“薄意”。田黄石贵重,雕刻家舍不得下刀剔除。
田黄石并没有矿脉,所谓“无根而璞,无脉可寻”,某些神秘的时刻,水流和泥沙将它们运送到一条小溪旁边的田地里。小溪大约长数里,两岸田地狭长,田黄石埋藏在砂土层之中,深度通常不超过两米。这些田地的每一寸砂土都被反复翻过,一簸箕一簸箕地过筛分拣。然而,翻过无数遍的土地还可能突然冒出一块田黄石。说不定老天爷高兴起来,哪一个半夜又会在某个旮旯埋下一块,谁知道呢?到达寿山村的时候,我看到七八个壮年男人正在一块田地里翻土。他们受雇于某一个东家再来试一试运气。几文工钱算不了什么,万一挖到一块呢?他们不在乎我也踩到田地里刨几下,而是嘻嘻哈哈地打趣说:也许陌生人好手气,运气这种事谁也说不清。
运气好的人只有那么几个,古今都如此。当然,谁不愿意自己列入这几个人的名单?抬起眼睛四面张望,每一座沉默的山峰都埋藏了一份巨大的秘密。上山砍柴也罢,下田插秧也罢,到小溪里捞鱼,就在门口的小园子里摘几根丝瓜,悠闲地踱过一堆砾石,无意之中一低头捡到一个大钱包,机会仿佛近在咫尺。存下这一份心思,种田就会成为一件可有可无的闲事。寿山村的许多田地旁边竖起一块告示牌:“种植期间,请勿入内,违者罚款”,为了庄稼种植而踏入田地的农民已经不多了。然而,即使逛荡了一辈子一无所有,许多人仍然觉得,生活某处有一根琴弦时刻会被拨动。
平白无故地捡到大钱包不能指望有人鼓掌,相反,所有人都在暗自发问:为什么不是我?这时,彼此之间相视的眼神立刻变了。妒嫉,提防,分一杯羹,伸出胳膊护住自己的果实,无数令人心寒的情节。曾经在一个废弃的洞口听到一个故事:一户农民发现了一个矿洞,立即悄无声息地率家人开采。可是,某一天洞口突然封死,当然可以解释为大面积塌方。多少年之后另一户农民重新开采,矿洞里除了矿脉,还有几具白骨。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可是,白花花的银两可以轻易地买断兄弟乃至父子的血脉之亲。钱财能造就一切,也能毁掉一切,甚至比猛兽的獠牙或者敌手的刀刃还要锋利。于是,据说寿山村曾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发现了大的矿脉,各家的主要男丁进洞开采,另一些妇孺留守洞口运送渣石或者干一些杂活。所有的人心照不宣:他们同时担任看守洞口的岗哨。
宋人黄幹一首《寿山》诗云:“石为文多遭斧凿,寺因野烧转荧煌。世间荣辱不足较,日暮天寒山路长。”“石为文多遭斧凿”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时常纠结的一个主题。中国古代士大夫既有怀才不遇之恨,又有“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之叹。荆轲式的猛士提三尺剑,长笑赴死,成就一世英名;然而,生为人杰往往不能得享天年。庄子关注的是另一个主题:不材之木可以免除砍伐之灾。木质松软,枝杈杂乱,由于不材,因而长年累月伫立于深山吞云吐雾,无人问津。为什么一棵树必须将充当庙堂的栋梁作为理想?形容枯槁,闲云野鹤,散淡的隐者形象始终是中国文化史的另一种源远流长的原型。人们可以从黄幹的感慨背后察觉庄子的狡黠表情。石之多文,雕琢而成材,恭恭敬敬地陈列于玻璃橱窗,名高位尊,顾盼生辉,再也不能享受隐身于山野大泽、乱头粗服的乐趣,这是幸事还是不幸?
残存的广应寺
“寺因野烧”之句当是指寿山的广应寺。广应寺始建于唐朝,据说屡遭火灾。出家人窥破红尘,落脚寿山无非随缘,青山是山,绿水是水,万物皆空,不执不滞。没有想到的是,广应寺和尚仍然目迷五色,寺就修建在山脚下,他们放不下山上的奇石。相传寺里曾经囤积大量寿山石,囤积的原因众说纷纭。一种广为流行的说法是,当初和尚搜罗寿山石是为了治病。盛传朱元璋曾经在寿山的“芙蓉洞”住过一夜,那时他还是一个衣裳褴褛的行脚僧,居无定所,满头疥疮,睡觉时他枕一块芙蓉石,第二天疥疮不再流脓。广应寺的和尚猜测寿山石具有某些特殊的药效,因而漫山遍野广为收罗。朱元璋与广应寺过从甚密,歇过脚,吃过斋饭,这个行脚僧的相貌言语肯定让那些和尚察觉到某种王者之气。日后朱元璋起兵谋反,元兵开始追查广应寺。消息传来,众多和尚四散而逃,元兵一把火将寺庙烧成了灰烬。熊熊大火之下,堆积于寺庙的寿山石一定再度记起了多少年前的女娲炼石。焚烧之后的寿山石散落于寺庙的废墟之下,灰埋土蚀,火灸水润,重新开始了秘密修炼。多少年之后,人们从广应寺的废址底下发现一批独特的寿山石,纹理苍老,姿态奇崛,这些石头被命名为“寺坪石”。
现在的广应寺仅仅是路边的一块空地,黝黑的墙基和庭院仿佛还在诉说六百多年前那一场大火的猛烈程度。和尚,皇帝,寺庙,大火,一批饱经沧桑的寿山石——这一段传奇至今还凝固在厚厚的土层之下吗?空地边缘的山坡上有一棵突兀的钻天大树,不知是侥幸躲过那一场大火的幸存者,还是寺庙毁弃之后才无忧无虑地成长的。几年之前,寿山村的一些农民集资在旧址上重建一个简陋的小寺庙,逢年过节烧几柱香火。小寺庙门口有一块破损残缺的石碑,上书“广应寺”和“皇帝万岁万万岁”几个字。石碑是光绪乙未年镌刻的,不知从哪儿搬到这里,孤寂地伫立着,与不远处的寿山终日面面相觑。
站在家中阳台张望那一圈钢蓝色的山脉,有一天突然记起,四十多年前我可能多次路过寿山。那时我是一个中学生,就读于福州第三中学。我居住的那一幢大瓦房就在这一所中学附近,听到课前的预备铃声出门,还来得及赶在老师进教室之前坐到位子上。那时的中学学制仅四年,而且,大约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分校度过。福州三中的分校就在城市东北面那一圈钢蓝色的山脉里,分校所在地叫汶洋村,距离市区大约四十多公里。我似乎到过分校十来次,长则三个月,短则两个星期,每一次往返均为徒步行走,一趟八个小时。夏季天热,我们往往傍晚出发,众多师生排成一路纵队,进入山区时候往往已天色昏暗,两三百双草绿色的军用胶鞋在砂土公路的路面磨出单调的沙沙声。一座座山峰渐渐在暗夜里成为几片隐约的影子,我居然一边走路一边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突然一头撞到了前面同学的肩膀,摇了摇脑袋清醒一下,山间潮湿的空气沁人心脾,窄窄的夜空几颗闪烁的星星遥不可及,路边的茅草丛中传出虫子断断续续的鸣叫。我们抱怨分校太远,另一所中学的分校只要走四个多小时。从那一所分校附近路过的时候,几星闪烁的灯光常常让我们暗自叹一口气——路途刚刚过半。后来我从地图上查明,那一所分校的所在地即是寿山。当然,那时我从未听到“寿山石”一说,以为寿山无非是一个普通的地名。
诱使我到地图上查找寿山村与汶洋村之间路线的是一条消息:20世纪90年代末期,汶洋村发现寿山石矿脉,开采出来的寿山石即命名为“汶洋石”。我心里暗自嘀咕了一下,如此重要的消息怎么迟到了二十五年?如果我在分校的时候听说了“汶洋石”,或许每天都要扛一柄锄头上山寻宝。分校就在砂土公路旁边的小坡上,三五幢黄泥墙的小楼。在那里似乎也上过几堂课,但大部分时间肯定在水田里。从插秧、割稻子、媷草到劈田埂,我基本上在分校学会了全套农活。从分校校舍穿过砂石公路进入汶洋村,通常是到村口的小卖部逛一逛。里头的售货员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不知怎么得了一个绰号“阿庆嫂”。柜台上偶尔出售一种小礼饼,居然不收粮票,只要口袋里还有零钱,我都会悉数掏出。存放私人用品的小木箱里有两块小礼饼,夜晚可以不必担心饥饿难耐而睡不着觉。
汶洋村口流过一条小溪。空闲而又无处可去的时候,几个人会结伴溜到溪里游泳。有一段溪流水面平静,我时常在这一段水面矫正自己的爬泳姿势。对于自己的爬泳动作我不满意甚久,侧身挥臂的时候耳朵总是进水。那一天我专注地观察自己大臂入水的角度,同时,透过溅起的水花隐约地觉得身体右边的水中似乎有个什么。继续游了几米,我定睛一看,一只硕大的四脚蛇跟在我身边,背部绿白相间,正中一条赤红的纹路。看来它已经陪伴我并排游了一段距离。我骇得从水中一跃而起,湿漉漉地跳到了岸边的鹅卵石上,目送色彩斑斓的它随波逐流而去。我的爬泳动作从此僵硬呆滞,再也不能进步。这件事始终封存于记忆之中,直至听到“汶洋石”消息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汶洋村的小溪或许与寿山村的小溪一脉相承,那一只四脚蛇会不会特在从寿山村前来,告诉我这一带山沟藏匿着许多神秘的石头?某些珍贵的石种说不定就在小溪旁边的田地里等待开掘。
时过境迁,现在再也无法找到那只四脚蛇问一问了。
刊《雨花》2019年第9期“乡村笔记”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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