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身上是有很多传奇的，可惜的是，外公离开人世的时候，我还很小。
在我的记忆，外公发稀、赤脚、衣着简单。外公是上吊死的，外公家住姚家坝，离我家有三十多里，外公死时，是姚家坝的亲戚来报的信。只记得，母亲一边抹泪一边在旧柜子里找东西。从我家去姚家坝步行几里路，有个火车站，不过每天只有一趟，是在早晨过站。亲戚是下午才到的，去姚家坝就得靠脚力。父亲找来的一担箩筐，装上我和姐姐的，一边一个，挑着，风轻月高的，急匆匆地沿着铁轨走。
外公挨批斗是因为他头上顶着个“国民党军官”的帽子，属于起义投诚的那一类人。在那个年代，又是搞集体，有人把一个酒瓶放在正在催芽的种谷里，这可是要命的事，说是外公放的，“反革命”的帽子就戴在了外公的头上。隔三差五地挂着“反革命”的牌子，跪在台上，等着“群情激愤”中的人你一句我一句的批斗，场面激烈时，会挨打，会被淋大粪。外公怎么也解释不清楚，因为那晚催芽的只有两个人值班，钥匙一人一把，别人没有，不是他就是我外公，可是那个人根正苗红，在人家眼里不可能做这种事。外公在怎么也解释不清的情况下，只好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夜深之际，在离家不远、大路边的一颗老柳树，上吊死了。
听母亲讲，外公在有外婆之前，还有两个老婆，是醴陵阳山石的，而且是嫡亲俩姊妹。是外公娶了姐姐，得病死了，外公哭得很伤心，外公的岳父不忍心，就又把小女儿嫁给外公，还帮外公生下了一子一女。因为家穷，没吃的，在一个大雪的天气，外公为寻得一条生路，走出了醴陵，当了兵。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外公凭着战功，从普通士兵当上了排长、连长、副营长。外婆很小就被卖出去了，对外婆来说，对于家乡，家里阿姐、阿哥、阿妹很多个，家门前有口池塘，除了这些，就没有任何记忆了。因为战乱，后来，又被买她的人家遗弃了，一位姓陈的婆婆见可怜，将其收留，并认了干娘，干娘姓陈，外婆也就跟着姓陈。从此，与干娘相依为命。为了生存，外婆做起了小买卖，经常来兵营买烟。外公见外婆长着好，就把外婆留在了兵营，在外公当上副营长的那一年强占了外婆，结了婚。
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活跃着外公外婆扯皮打架的影像，外婆总是气势汹汹，外公基本是躲与避的姿态。
不知什么原因，在外公挨批斗的时候，外婆没被揪去一起挨批斗，也没去批斗会现场鸣冤。
外公死的那夜，我们赶到时，几个姨娘都到了，在外公的棺木前，几个姨娘堆在一起，哭的厉害，母亲也痛哭流涕地爬了上去。“一堆大哭大叫的人“，这是外公去世时，母亲姨娘塞给我的影像。
外公的死，是母亲这一辈的人心结，四姨娘一直想报仇，因为她知道把酒瓶放在种谷里、又嫁祸给外公的那个人是谁，还知道这个人为什么陷害外公的。二十年后，那时外婆还在世，有一次我们同几位姨娘一起去外公的坟上拜年。那天，四姨娘跪在外公坟前哭喊着不起来，叫着“伢老子啊，你冤呀……”！还指着山下某个方向破口大骂。回来的路上，还叮嘱我们要记住这个某某人，说就是那个人害的外公，还说，他们这一辈没能报这个仇，我们这一辈一定也要把这个仇报了。对于报仇这个事，外婆从不提，还不准姨娘与我们提。为这类事与四姨娘还有过争吵。外婆说“报什么报啊，怪谁呀？为这样一个糟老头子，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外公另外的那个老婆，对我们这一辈人来说，就是一个谜。虽然母亲有过多次的讲述，父亲也有过补充，我心里总感觉像是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事，有点真，有点假，也从不敢到外婆那里去证实。在外婆嘴里，她与外公的事，我只获知一个信息，外婆是被外公抢来的。令外婆自豪一点的事，就是与外公一起见过陈明仁将军，多次听过陈明仁的讲话。“高大，白净，蛮威武！”一说起陈明仁，外婆眼睛里特别有神。
小时候，听父亲讲，外公出外谋生之后，外公的那个老婆带着一子一女，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何故，回了醴陵阳山石的娘家。为此，在父亲当大队会计与民办教师时，多次去过阳山石，打听外公那个老婆的情况。那个年代，阳山石有个汽车、拖拉机拉货过磅称秤的地方，过磅称秤员里，有个女的，父亲说，那个女的，就是外公与那个老婆的女儿，外公的那个老婆在父亲找的那个年代还活着，一直没有再结婚。外公的那个儿子呢？父亲说，外公的那个儿子长大了后，也是为了生计，就出门找父亲，也当了兵，后来当了空军，在1949年随部队去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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