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黄河的水声也是一种方言

        黄河的水声也是一种方言

                     ——纪念恩师田东照先生

文/贾樟柯

                          

七十年代末，县城凋敝，街上行人稀少。

我的老家山西汾阳，地处晋中边缘，背靠吕梁山脉。城外唯一的公路弯曲西去，呼啸而过的卡车直奔公路的终点军渡。军渡,回家问父亲，父亲说军渡是黄河边的一个渡口。省城的物资经汾阳转运到军渡，再把黄河两岸红枣、小米等物产运回到省城。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听说黄河，也是第一次知道家门外那条公路的尽头是一条宽阔的河流。那时候没见过河流，就像我很长时间不知道火车为何物。黄河只是一个名词，无法亲见，无法想像。

八十年代，每天背书包上下学。县城街巷每盏路灯下都安了一个广播喇叭，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准时播放评书。从《岳飞传》到《杨家将》，孩子们聚集在电线杆下，听刘兰芳、袁阔成说书。转眼到了骑自行车上学的年龄，喇叭里那些说古的评书终于讲完，预告第二天要换新节目了。一堆自行车照例聚集在电线杆下，一群少年洗耳恭听。喇叭里一个宽厚的男中音传来，评书节目换成了“小说连播”，小说的名字叫做《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我清晰地记得播音员是任志宏，那个平常在电视里播山西新闻的播音员。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因为一部小说记住了一个名字——田东照。我也不曾想到，这个名字会影响我的一生。

《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是田先生的代表作，那时候正是“改革开放”之时，国家经历“文革”到了思想解冻的时代，文学被举国关注，蔚为热闹。国人巨大的倾诉欲望转化成无数篇小说和诗歌。《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在“寻根文学”的后期横空出世，揭示着文学更为现代化的转型。田先生的小说扎根土地，尖锐并先见性地提出了个人现代化的命题，中国的转型之难，历史及传统道德负重之累都在田先生的笔下表现了出来。这一命题也恰中中国要害。时到今日，晚清以降的国人不就在一直破解此题吗,因为这部在喇叭里听来的小说，黄河在我心里变成了一条有故事的河流。我曾幻想离家远行，沿公路西行两百公里，去找寻黄河拐弯的地方。《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让我知道脚下的这块土地如此古老，又如此生生不息。这小说像一道光照来，让我洞悉尘土的灿烂，学会听旷野来风，体会风带来的大地的呜咽。不久，由金音导演的同名电影开始在电影院放映，我在银幕上看到了黄河，听到了涛声。在青春的日子里，很多事随风而去，逐渐消失在成长的喧嚣之中，但《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却一直留在我心里。

九十年代初，我高考落榜。我父亲安排我去太原一个美术培训班学画复读，因为考美术院校不用考数学，那似乎是我通往大学的唯一可能。我离家远行去了省城，寄居在太原南郊的一个农家的小屋中。白天画画，夜晚则是漫长的孤灯长夜，我拿出纸和笔开始写我最初的小说。那篇小说的名字叫《太阳挂在树杈上》，这几乎是我每天推门而出看到的景象:太阳通红，四周颜色清澈。太阳挂在冬日的树杈上，离人如此的近，那样的公平、温暖地照耀着大地万物。它让我理解自然之中蕴藏着公平的法则。就像古庙的墙，没有阳光的时候一片灰色。阳光洒落，古庙便像有了血液，呈现灿烂的光彩。这样的某一刻，我突然想起田先生的名字。太阳东照，我想去找他，没有理由只有直觉。因为自然的法则中，从来都相信“缘由天定”。

今天看来，我的那篇小说写得非常幼稚，讲毕业分配到中学做老师的一个年轻人，对现实的不满。华丽辞藻堆积之下，无非是青春冲动中对爱情的憧憬。人无法超越自己的年龄，那时的我一会儿因为这篇小说而燃烧，一回头又彻底的心寒，觉得自己没有才情。一分钟前觉得自己写出了一篇旷世之作，一分钟后又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那一夜，我彻夜未眠。文字是我最熟悉的媒介，也是相伴最久的表达方法。但除了表达的热情，我的文学梦中也包含着某种安身立命的私心。也许吧，我也曾寄望写作能改变我的命运，让我有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我自认为千里马，总希望能及早遇到伯乐，以结束一事无成的内心动荡。那个时代似乎比今天更允许做梦，我这样一个流浪省城的落榜学生，只因为田先生是兴县人，和我的老家汾阳同属吕梁，便莽撞地闯进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大门，以小老乡的身份去打听已是作协副主席的田先生的住址。那时人与人也没有防备，门卫告诉我田先生家的地址，我便爬上一栋居民楼的二层。

脚步当然沉重，人也有些犹豫，我还是鼓足勇气抬手敲门。骨节碰撞铁门的声响如此清冷，衬托着我的呼吸越发急促。敲门声后的寂静是世界上最长的等待，在我想要转身逃离的时候，一扇门从里面打开。那天出现在我面前的先生犹如一幅标准的父辈肖像:一身深色的西装，里面是手打的毛背心和一件白领衬衫。田先生显然被我这个不速之客打扰，眼镜片后的目光有些疑惑。我一时紧张，说话也结巴起来，自称老乡，是个文学青年。田先生一听我是来自吕梁的老乡，便把我迎进室内。

室内只田先生一人，一张书桌对着一面白墙。烟灰缸里烟雾弥漫，桌子上一摞稿纸，稿纸上几行墨迹，我知道他正在写小说。这是多么感染我的场景，盛名背后的劳作被我看到了。我把自己的小说交给他，求他指点。田老师说他看完会联系我，我说不多打扰了，便转身离开。下楼时我告诉自己，如果田先生不来找我，我不会再主动去打扰他了。对我而言，把稿子交到田先生手里似乎已经完成了对自己的责任。这次拜访不奢望结果，只为不留遗憾。自己为自己尽了力，回到命中注定的生活就会坦然。找田先生看稿，其实是想让自己的梦破碎得早些。

往我住的南郊许西村走，一路看两边游商小贩，士农工商无比温暖。我知道这将是我未来的生活，我为我的未来感动到落泪。只是青春像一堆柴火，刚刚燃烧，便不得不节省一些以备漫长的未来，那些称为日子的时间在等待我们。我在回去的三路电车上，发现没有给田先生留下我的联系方法。

回到学校继续学画的生活。有一天正在画素描，一个老师进来说省作协的田东照老师让你去他家一下。仔细一问，才知道田先生找不到我，他打电话到吕梁群众艺术馆找他的画家朋友，画家朋友又找到山西大学开美术班的老师，辗转捎了口信给我。我怀着忐忑之心，第二次走进田先生的家门。他见我来，坐在椅子上翻看着我的手稿，然后开始表扬我的小说。他说:文字能力很好，节奏也不错。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作家的指点，对那时候我在文学方面的自信心有着无比强大的推动。他淡淡地说会把这篇小说推荐给《山西文学》，我的心狂跳不已，兴奋到连感谢的话也不会说。他告诉我省作协将要举办一个青年作者的读书改稿班，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他会把小说推荐给作协的其他同事。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连连应允。

不久读书改稿班开课，在田先生的引荐下我参加了学习，当时的省作协主席焦祖尧先生对我也鼓励有加。改稿班的生活让我眼花缭乱，不时有声名显赫的作家前来授课。这段生活确实帮我建立了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信心，如果说这方面的兴趣来于自己的天性，而信心却来自田先生为我创造的机会。在我成长最关键的时刻，他提携了我。读书改稿班结束后，我又回到了美术培训班。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在那部电影里我又看到了黄河。我开始迷上了电影，想当个导演。而田先生还在关心我的写作，不时问我有没有新的创作想法。我觉得不能再隐瞒他了，要把我的改变，把我想从事电影工作的想法告诉他。记得告诉田先生的那一刹那，他的微笑一下凝固了，那是一种极大的失望。他说你在文学方面已经有些基础了，为什么不做文学了。我沉默，无言以对。田先生又说，文学没有电影热闹，是清苦的生活，是不是,他犹豫一下，接着说:是不是吃不了这个苦,我理解田先生的忧虑，一席长谈之后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怅然送我出门。我知道我并没有说服他，就像电影在我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文学在田先生心目中一定是至高无上的事业。只是作为长辈，他宽厚地接受了一个年轻人的改变。在下楼的时候，我默默地告诉自己，不要让他失望。

之后，之后就是“曾经年少爱做梦，一心只想往前飞”的岁月。几乎很少和先生联络，每年元旦寄一张贺年卡倒是我例行的问候。也会内疚，其实拐个弯去先生家一看，也并非难事。但我在电影上一事无成，远没达到心目中的成绩，多少有些羞于见他。2006年，我的第五部故事片《三峡好人》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同时拍摄的《东》也获得了威尼斯的两个奖项。承蒙吕梁父老的抬爱，要帮我在临县碛口办《东》的首映式。临县碛口正是田先生写《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的地方。我想也到了该回拜恩师的时候，我给先生打电话，邀请他参加首映式也正好叙旧。我们在黄河转了个弯的地方，在碛口见面了。夜晚时分，黄河水拐弯而来，浪声巨大。顺河漂下的一盏盏河灯，将黄河染红。先生静静地望着黄河，我望着先生。我的思绪一下又回到多年之前的那个午后，一个初出茅庐的莽撞青年敲他的房门。那一天，要是先生不在家，要是先生没有开门，要是我在他开门之前就转身离去，我的生活会是怎样,此刻，为我开了门，把我带进创作之门的先生就在我身边。他依旧沉默，像听得懂黄河的声音。是的，黄河的水声也是一种方言，先生听得懂。

前些天，我正在比利时出差，收到短信说先生突然故去。我无法接受这一噩耗，一个人下楼在异乡的土地上徘徊。比利时已是冬季，街上开始有圣诞树，一种年关将近的感觉。每到元旦，我无论身在何处都会给先生寄一张贺卡，可现在收件人已经离我们而去。先生走了，留下他不朽的作品、永远的微笑，留给我永远的思念。

2013年10月30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