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君：对死亡的永恒凝视

对死亡的永恒凝视

草白《少女与永生》

文/吴文君

草白《少女与永生》

“1994年初冬，一名叫小莫的少女自沉湖底，被人发现时双眼微睁，右手臂曲折，右手紧攥一束枯萎的水草……”

时隔多年，我又读到这段少女自沉的文字，却一时想不起来具体哪一年读过，篇名又是什么。

所谓的时隔多年，应该是在2010年前后吧。那时我和草白联系挺多，她新写了小说，有时会寄一两篇来叫我看。因为开会，或者什么聚会碰了面，我们也总是会聊一会儿。有时一聊就是好久，完全忘了我们的年岁隔着十年。

就在某次聊天中，她讲了少女小莫的故事，告诉我女孩死后她的震惊，不解，为女孩的死是不是与她有关而不安，困惑，以及在此后的岁月里对女孩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抹去的记忆。为什么那个女孩要死呢？那种年纪用那种决绝的方式？那时我们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和永生联系起来。我只是看到，一个少女的死亡，给另一个少女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影响，力量大到改变到她的人生走向。

如果不是这个过早求死的少女，草白还会写作吗？虽然我很想这样发问，却明显为时过早。

即使我们聊过很多次天，写过很多次邮件，偶尔去趟嘉兴，要回来了，等车的时候她总是安安静静地陪着我，让我很久都忘不了那种陪伴的温暖。即使这样，草白人生的很大一部分，对我来说还是空白。

一个人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了解，永远赶不上对书中一个人物的了解。连梭罗都要说：“怎样一种空间才能把人和人隔开而使人感到寂寞呢？我已经发现了，无论两条腿怎样努力也不能使两颗心灵更接近。”

最初在报纸上看到草白，她还不叫草白。她写的那些不长的生活片断，让我忽略了夹杂在其中的乡村记忆，把她想象成几米漫画中的女孩：长长的半卷的头发，瘦而高，极其颀长，戴一顶毛线帽，围一块在风中飘动的长围巾，骑车经过一条又一条空荡荡的街道。

所以第一次看见她我不免惊讶了一下。她的麻花辫，布衣，布鞋，装饰在衣襟上的花，让我想起民国的女学生。想起线装书的蓝色，铅笔头上的橡皮红色。想起永远不会泛起浪花的温和的湖水。

然而，死亡很快开始在她的文字中登场。快速，隆重，一篇接着一篇，让人应接不暇。她的本名在报纸上再也看不到了。偶尔碰面，她告诉我们她的名字改成草白了。好多人说好。至于为什么要叫草白，我们从来没有谈过。

当时我也就是有一点好奇，过度关注自我经常让我陷于迟钝当中而不自知。过了几年，我突然意识到，草只有深秋枯之才白，冬天白雪覆盖才白。

这只是我的一个转念，距离草白的真实意图想来隔着十万八千里远，然而我仍感大惊，而且惶然。

以为就在那个时候，她下定决心要开始对死亡的探索和记录。

那年，我十六岁。一个六月的黄昏，我跟在父亲的自行车后面。我们穿过并不空旷的操场，去一个叫坎头的村庄参加表哥的葬礼。

《我是格格巫》自序

那天清晨，他梦见死去的妻子在屋外敲门，那声音不紧不慢，笃笃笃地响着，他耐着心等着她自动离去，可她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敲越急。

《你的身体里有一架飞机》

……

被认为是美国抽象派画家的马克·罗斯科（虽然他自己拒不承认）说：“一个人开始素描，通常就已经学院化了。我们要从色彩开始。”是不是可以说，对于草白来说，葬礼、死亡就是她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色彩？是她写作的永恒主题？或者，换个说法，草白始终在凝视着死亡，而死亡最初的核心，就是那个名字叫小莫的少女？

她已经走了，走远了，不会再来了。空气中少了一种气息，湖底和死亡的气息，这让我们不由得舒了口气。

《惘然记》

 

2016年暮春，我完成短篇小说《少女与永生》。这个以小莫为原型的短篇，经过多年酝酿，数易其稿，终于画上句号。那天我骑车去了郊外，就像许多年前从家里骑车到寄宿学校，一路上，往事如路边的风景，纷至沓来。

《少女与永生》之《少女》

至于为什么要一写再写、数易其稿，（我应该看过还没有定形的其中一篇），从小说到散文，从散文到小说，可能连草白自己都不知道至少不是清楚地知道，所以她会发出疑问：

一个少女的死亡，其意义何在？我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这么多年我一直苦苦思索，却依然无解。或许我想探讨的是死亡本身，一个人年纪轻轻地死去，主动索死，到底有没有意义。

《少女与永生》之《少女》

虽然文中借用W，一个有着文学经验、生活经验老到的编辑的角色，断然告诉她这事“毫无意义”，详尽地解释：“人们不会因为一个女孩的死而同情她。那种同情即使有，也是一时的。人们很快就会忘了她。再说，女孩的死真的是自觉选择的结果吗。还只是临时性的表演？一个少女对死亡能有什么深刻的见解？她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对自己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可是这种劝说枉然，草白是不会就这么放弃的。她依然凝视着死亡，用自己的文字去追索记忆一个个走向那个所在的人。“80后”的草白，那个时候也不过二十来岁，写起葬礼、死亡，行文从容，让我想起川端康成关于葬礼的某些片断：送别父母的葬礼，送别姐姐的葬礼，送别祖父母的葬礼。

如果说，在别的篇目里，特别早期那些短篇小说里，草白偶尔还会啰嗦一下，拖沓一下，到了《生者与死者》这一篇的行文，整个过程如同深思熟虑，一想再想，足够长的时间的沉积，才写下如此简洁，简洁到犹如一个个刀口一般的文字。

坐了三个多小时的快客，到家已是午后。母亲将我领到父亲床前，理发师刚刚离开，他给弥留中的父亲剃了头。

《少女与永生》之《生者与死者》

 

我拎着父亲的新鞋，走在尘土飞扬的小镇的大街上，感到自己随时可能停止前进的步伐，一种强烈的永远将记住这一刻的感觉左右着我。

《少女与永生》之《生者与死者》

关于父亲的死亡，并不只是出现在这一个集子里。之前的两个集子，《我是格格巫》和《童年不会消失》也有过叙述：

那天，一列吹吹打打的队伍把父亲送进火葬场，他们将他推入焚尸炉，经过高温和火焰，吐出一架白骨，白骨被碾成灰色粉末，装进木匣子里，放入那小小的墓穴中。

《我是格格巫》之《墙上的画像》

 

父亲辞世后多年，母亲以各种方式去打探父亲所去的那个世界。

《童年不会消失》之《劳动者不知所终》

病中的父亲，死亡刚刚降落的父亲，穿假领子的父亲，卖苹果的父亲……这些看似不同的父亲形象夹挤在其他篇目中并不是太起眼，只占了书中浩大的死亡队伍中极小的一个部分。直到《生者与死者》，诀别父亲的悲伤才显现出来，虽然它在书中仍然只占据了一个看似不太重要的位置，而一旦翻开，一旦一个字一个字读过去，便会觉得悲伤源源不断从简洁至极中滚滚而来。

又能怎么样呢？“父亲的人生帷幕在十二年前就已落下，我作为参演者却在空无一人的舞台上傻等着他再次出场，或以梦境，或以魂魄。”时间渐次消失，从“差不多已经忘了父亲的准确模样。像一个真正的丧父者那样，每当别人提及这个称谓，我只本能地感到迟钝和麻木。”终于走向“不畏不惧，对命运的安排全盘接受”。

至此我也就能明白，草白凝视的死亡绝非只是少女小莫，还有更为重要也更为隐秘的父亲。其他的死亡、相当于死亡的失踪者都是从这两种死亡核心中诞生的。

草白的文字所以经常显得锐利，也源于她的文字必须穿透死亡巨大的阴影，必须具备这样的力度而形成的吧。在《少女与永生》中，草白的叙述更加精简，这些具有小说质地的散文，因为散文真实的光亮和小说虚构的光茫的互相映照，散发出水晶般的纯净和力度。

在这些极具力度的文字中，我看到一个草白拒绝任何形式的离开，留在乡村，拒绝长大，拒绝忘记让她感觉羞耻的种种经历，敏感，尖锐；而另一个草白却不得不沿着自己的生命轨迹走远，在凡人逃不掉的结婚、生育、谋生中变得日常而温和。也许，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或多或少都发生过这种“我与我的偏离”，难的是“我与我的对视”以及“我与我再度重逢”。而草白在这本书中完成了这一重要的重逢。这的确是一次重要的重逢，足以在重逢中让“一部分自我死去，以及一部分自我真正地激活”。今天的“我”，能够更为清晰更为体谅地看明白过去的“我”，无论对于草白本人，还是因为这本书领会到某种人生境遇的读者来说，都是重要的。

最后我想再借用一下马克·罗斯科的话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伟大，而是最近恰好在看他的画，读他的艺术随笔“必须时刻凝视死亡，对之有一种清晰的认知”以及“绘画是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它最终会消除所有的阻碍画家和观念、观念和观众之间的任何阻隔”。如果把后一句当中的绘画换成小说，把画家换成作家，我想并不会改变这句话的意思。无论对于画家、诗人，还是音乐家、小说家，对生命最基本的思考没有什么不一样。悲剧和死亡本就是永恒的两大主题。草白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她对永恒的人生际遇的追望，无论写作如何进行，这种追望都没有偏离过、改变过。无论如何，通过她的三本书，已经把她一心想要建立的永生之塔建立了起来。

我愿意相信，所有书中的逝者、失踪者、幻想家、浪子、病人、伴侣，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已经获得了永生。

吴文君，1971年生，写小说，出版小说集《红马》《去圣伯多禄的路上》等。

来源：上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