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我以为当此新冠病毒肆虐时期，给受疫情所困的居民发放消费券是很有必要的。毕竟，为了遏制疫情蔓延，居民都被迫“隔离”在家。如此就意味着不能工作，而没有工作，自然就没有收入。到此，且不说房贷车贷信用卡之类的，就是保证基本的生活需要，估计困难也不少。
但是，如今我的想法改变了，或许当下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放松管制。
这要从3月20日的一则新闻说起。当天下午，四川南充嘉陵江边有溺水遗体被打捞上岸，经亲生父亲辨认，正是10天前消失的两人，女儿和妈妈绑在一起，离小区门1000米远的下游江边。这位妈妈30多岁，是离异的。她独自抚养着7岁的女儿。按照报道，在3月14日下午，妈妈带女儿离开小区，消失在不远处的嘉陵江边。
从1月23日以后，按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级响应的要求，经历50多天的“封城”生活，如今总算是看到了曙光，起码可以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可以复工步入正常生活了。然而，这位妈妈却“抗”不住压力，竟然自杀，甚至因为担忧女儿，不惜绑着天真烂漫的女儿。
人间悲剧，真的是一个字，惨。据这位女子的前夫说，女子离异后自己带女儿，要还房贷，这短时间又没有工作，以致于心情抑郁。是否是心情抑郁自杀，不好说，但是能够肯定的是，这位女子的的确确是被“生活压力”摧毁的。
持续50多天，又要吃饭，又要支付水电煤气物业等费用，尤其是还有房贷的压力。更为着急的是，这一切都需要足够的收入支撑。平时收入丰厚，有储蓄倒也罢了，就怕的是收入低，没有多少存款。在此防疫的特殊时期里，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此时是很容易崩溃的。
其崩溃，估计是当下宣传的复工复产率高的现实中，却找不到工作。如此，就酿成了女子绝望的最后一根稻草。退一步说，能够坚持50多天，女子要是能够找到工作，起码可以看到未来的希望，那么，她还会绝望自杀吗？
到此，我就想起最近中南大学一位教授的建议，通过中央财政兜底和募捐的方式筹集资金，为武汉市居民每人发放2000元消费券，湖北省其他地市居民每人发放1000元消费券。理由有刺激消费，感谢湖北人民，等等。
这样的建议，说实话要是在疫情刚开始爆发时，用来帮助湖北人民渡过“硬封城”的困难时间，很有必要，只是到了如今，武汉已经开始“0”确诊了，再发放消费券，真的没有多大的意义。
或许有仿效国外发达国家的做法，只是这个消费券资金的来源有点扯了。按教授测算，本次发放消费券共需要资金689亿，问题是，这些资金指望全国人民捐款，再加上财政兜底，就有点难度了。
本来，武汉始发的新冠肺炎，全国几乎都在防疫抗议，而公众都处于“隔离”状态，缺的都是钱，特别是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如此咋有实力捐款呢？要知道，国外政府发放救助金之类，可都是政府掏钱的。既就是我国的香港、澳门在2月份发放10000港币或澳元，可都是特区政府承担的。
如此以来，我以为发放消费券之类的建议，虽然有道理，但是若是来源指望募捐的话，那就是扯淡了。那么，经历此次重大的疫情灾难，是否就没有办法，只能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做法，用新基建来刺激经济，拉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呢？
凯恩斯主义虽然效果是立竿见影式的，但是效率差，尤其是效益低，这已经是很现实的问题。因此，当看到四川南充女子自杀的新闻后，我以为政府要加大改革力度，特别是取消所有的“不合理”的行政管制措施，让社会真正的“活”起来，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
比如说，这位四川女子在3月14日自杀前，虽然离异自己带女儿，但也有来自前夫的抚养费，至少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起码暂时是不需要所谓的消费券的。我以为，这位女子恐怕更需要的是有一份工作吧。
若是能够有一份工作，起码她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可以支付房贷，可以看到未来。事实上，恰恰是此疫情的肆虐，使得我国的社会经济处于“休克”状态，也只有公有事业单位“旱涝保收”，而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都处于度日艰难的时候。别说招工了，就是能够维持不倒闭，就已经烧高香了。
2020年，稳就业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此疫情之后。当没有足够的公有事业单位能够容纳如此之多的社会劳动者，那就应该放松行政管制，就如80年代开放改革一样的，创造条件或者环境，让各类能够容纳就业的“工作”形式，充分的生长发展起来。
能够有各种各样的就业形式，就可以给所有受疫情影响的普通人，一种确定性的希望，而这才是当下的最为重要的任务。这对湖北人，对武汉人，同样都是很关键的，我以为，起码要比所谓的消费券有必要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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