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关于“矫情”

关于“矫情”

上世纪90年代，我认识了一个鼓曲演员。她是著名梅花大鼓表演艺术家花五宝的徒弟。一次，她说她会唱含灯大鼓，还留着道具。后来有个机会，我让她把这道具拿来。也就在那次，我有幸亲眼看到，她唱了一段含灯大鼓的著名唱段《秋江》。顾名思义，含灯大鼓是把“灯”含在嘴里演唱。但这灯不是一般的灯，是个灯架子，架子上点燃若干蜡烛，下面缀着红流苏。这些蜡烛和流苏，再加上架子本身，重量也就可想而知。尽管唱这种含灯大鼓的演员要有深厚的功底，但显然，这东西叼在嘴里，演唱也不容易。所以后来就逐渐改良，架子还有，但不再点蜡烛，只缀一些流苏。当然，这样的效果也就不如原来。这一次，这个女演员的演唱，用行话说是“直功直令”。灯架子上点起八支蜡烛，流苏也缀全了，她叼在嘴里演唱时，竟然全不费力。这时才看出这种演唱形式的独特魅力，演员的脸映得很亮，虽然唱的都是“齐齿音”，但如果只听，不看，绝不相信她嘴里还叼着东西。

这种含灯大鼓源于北京，是当年八旗子弟在票房玩“全堂八角鼓”时琢磨出的玩艺儿，后来才传到天津。其实还不止这种含灯大鼓，也包括相声，很多曲艺形式当年都是在北京火，到天津也火。这件事如果细想，就有点意思。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城市的文化特征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但就曲艺而言，为什么又相通，而且能兼容？当然，倘细究，大概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矫情”。我越来越发现，“矫情”这个词看似简单，其实有说不尽的哲学意味。比如在天津方言中，它的意思接近于因为较真儿而争辩，或者是偏执的较真儿，用天津的另一句方言说就是“凿死铆子”，又或者已超出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总之，把这几个意思综合起来，也就是天津人所说的“矫情”。

北京和天津都有浓郁的市井文化色彩，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天津是个“矫情”的城市，而北京不是。这里所说的“矫情”又多了一层意思。北京的文化特征很鲜明，鲜明当然也就不矫情。天津则不然，虽然特征也鲜明，但这鲜明却在于“杂色”，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天津的城市文化，一百个人会有一百种说法，这些说法都对，但似乎又都不全面，就如同拼图，只有把这些说法拼在一起，才可能看到它的全貌。这也就是天津这个城市所谓的“矫情”。而连通这两个“矫情”和“不矫情”城市的，就是曲艺。当然，除去曲艺还有很多东西。正如前面所说，一百个人又能举出一百个例子。

但曲艺作为天津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的连通作用，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作者简介

王松祖籍北京，现居天津，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曾在国内各大文学期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