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矫情”
上世纪90年代,我认识了一个鼓曲演员。她是著名梅花大鼓表演艺术家花五宝的徒弟。一次,她说她会唱含灯大鼓,还留着道具。后来有个机会,我让她把这道具拿来。也就在那次,我有幸亲眼看到,她唱了一段含灯大鼓的著名唱段《秋江》。顾名思义,含灯大鼓是把“灯”含在嘴里演唱。但这灯不是一般的灯,是个灯架子,架子上点燃若干蜡烛,下面缀着红流苏。这些蜡烛和流苏,再加上架子本身,重量也就可想而知。尽管唱这种含灯大鼓的演员要有深厚的功底,但显然,这东西叼在嘴里,演唱也不容易。所以后来就逐渐改良,架子还有,但不再点蜡烛,只缀一些流苏。当然,这样的效果也就不如原来。这一次,这个女演员的演唱,用行话说是“直功直令”。灯架子上点起八支蜡烛,流苏也缀全了,她叼在嘴里演唱时,竟然全不费力。这时才看出这种演唱形式的独特魅力,演员的脸映得很亮,虽然唱的都是“齐齿音”,但如果只听,不看,绝不相信她嘴里还叼着东西。
这种含灯大鼓源于北京,是当年八旗子弟在票房玩“全堂八角鼓”时琢磨出的玩艺儿,后来才传到天津。其实还不止这种含灯大鼓,也包括相声,很多曲艺形式当年都是在北京火,到天津也火。这件事如果细想,就有点意思。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城市的文化特征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但就曲艺而言,为什么又相通,而且能兼容?当然,倘细究,大概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矫情”。我越来越发现,“矫情”这个词看似简单,其实有说不尽的哲学意味。比如在天津方言中,它的意思接近于因为较真儿而争辩,或者是偏执的较真儿,用天津的另一句方言说就是“凿死铆子”,又或者已超出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总之,把这几个意思综合起来,也就是天津人所说的“矫情”。
北京和天津都有浓郁的市井文化色彩,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天津是个“矫情”的城市,而北京不是。这里所说的“矫情”又多了一层意思。北京的文化特征很鲜明,鲜明当然也就不矫情。天津则不然,虽然特征也鲜明,但这鲜明却在于“杂色”,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天津的城市文化,一百个人会有一百种说法,这些说法都对,但似乎又都不全面,就如同拼图,只有把这些说法拼在一起,才可能看到它的全貌。这也就是天津这个城市所谓的“矫情”。而连通这两个“矫情”和“不矫情”城市的,就是曲艺。当然,除去曲艺还有很多东西。正如前面所说,一百个人又能举出一百个例子。
但曲艺作为天津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的连通作用,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作者简介
王松祖籍北京,现居天津,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曾在国内各大文学期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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