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高尚和粗俗往往同时存在

01

我已经写了三十三年小说了。数学不好，我刚才掰着手指算，他们全部说完之后刚好算完，有三十三年。然后发现我对自己小说的了解，还不如纽约大学的张旭东教授。关于我的小说，张旭东说得比我更好。今天就不请他说了，欧阳江河为了今天这个活动从去年四月份就开始准备了，准备了十个小时的发言，但是你今天得说少一点，说五个小时就够了。（欧阳江河：我争取在五分钟之内说完。）

刚才你们都在谈虚构和非虚构，我的感觉是，我们这个世界是非虚构的，我们的现实是非虚构的，但是我们生存的方式其实是虚构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非虚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虚构是一种主观的表达。

比如当我要写一篇散文的时候，回忆我童年的某一段生活，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我的记忆，但是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点虚构了，很多虚构的东西放进去了。假如要去写一部纪实的作品，我要到某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要和很多人交谈，并且做了录音，很认真地把录音整理出来。但是你采访的那个被采访者，他向你讲述的也是主观性的，他在讲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在表达自己的情绪、观点的时候，也有不同程度的虚构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虚构作品和非虚构作品的区别，在于你在阅读时候的感觉不一样，非虚构告诉你这是真的，那个叫小说的虚构的是编的。

刚才张旭东说到斯诺登事件，非虚构文本的优势在于它建立在一个公众所知的事件上。大家对于这个事件感兴趣，以前有一部很著名的非虚构的文本《最长的一天》，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诺曼底登陆的，那本书我读完了，很精彩。

去阅读非虚构作品的人，往往是对这个事件，或者对这个题材，对这么一个生活状态感兴趣的人才会去阅读。像我这样对斯诺登事件感兴趣的人，如果走进书店，有两张桌子，一张桌子上摆着非虚构的关于斯诺登的书，另一张桌子上摆着虚构的关于斯诺登的书，我会毫不犹豫选择那个非虚构的，很可能非虚构的写得比那个虚构的还要虚构，但是你还会去选择它，这是心理上的一种选择。

虚构作品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更自由，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我也写过非虚构的，散文也算非虚构，虽然写散文时也会有虚构的成分。我的感受是写虚构的东西比写非虚构的相对来说自由度大很多。我想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好的非虚构类的作品相对会少一点，是因为很多作家写着写着受不了了，觉得受到的限制太多，还不如去瞎编。

说到小说文体的问题。那是八十年代，那时候我还年轻，很好奇，对写作充满了好奇，想这个尝试一下，那个也尝试一下。那时候我写了三个流行的文体，一个是武侠小说《鲜血梅花》，一个是才子佳人小说《古典爱情》，那是中国传统的，我还写过一个侦探小说《河边的错误》，我就用这三个文体各写了一篇，那时候还没有能力写长篇小说。写长篇小说不会再去干这种戏仿的工作，觉得太亏了。中篇小说可以尝试一下，所以写了一个武侠小说，一个才子佳人小说，还有一个侦探小说。我觉得武侠和才子佳人比侦探写得好一些，我说我自己，不能跟别人比，别人写得都比我好。

我现在还是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年轻的作家，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应该多去尝试一下不同风格的写作，这对他将来的写作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写了那么多年以后才能理解到一点，就是文学是一条比自己的人生长得多的道路。这就好比我们应该鼓励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多谈恋爱，而且是上床的恋爱，然后再考虑结婚。

02

每一个命名其实都和现实有一种对应关系，对于作家来说他不会是随便去写的，他肯定要考虑很多，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命名的方式，后面是有动机的。

还有一个时代的命名，中国80年代是在变化，但它变化的速度让你感觉像小河流水一样，而上世纪90年代你会发现像个火车，呜地就过去了。所以我在想，80年代用什么样的东西来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变化，这是很重要的，想来想去后来觉得是西装，因为中国人从中山装变成了西装就是80年代，服装的变化，其实也代表了中国人对生活态度的变化，以及他们思想的一些变化。

大量的日本二手西装和韩国二手西装，就是“垃圾西装”，我们叫垃圾西装，涌进中国，我都买过一套。西装质量非常好，跟新的一模一样，穿在身上确实非常好。为什么我没有在小说里边写韩国的垃圾西装，而写的是日本的，因为韩国的垃圾西装胸口没有名字，日本的垃圾西装口袋上面都有他的姓，都绣在上面。当时我的日本翻译，饭塚容来北京，他穿着西装，我说让我看看你的胸口，他给我看，上面绣着“饭塚”。

如果你仅仅是写西装，你要有生动的东西来表现，可以用一种荒诞的，也可以用一种夸张的，所以有了这个名字以后，我就能够写得很多，在他们穿上日本垃圾西装以后，得意洋洋，在街上互相问你是谁家的，我是松下家的，你是本田家的，他是丰田家的，汽车大王什么的。刘作家和赵诗人一个是拿了三岛家的，一个拿了川端家的，互相还问，你最近在写什么？我最近想写《天宁寺》，哦，那跟《金阁寺》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说，你在写什么，我在写《我在美丽的刘镇》，诸如此类。

假如日本的垃圾西装没有绣着的名字能够让我在小说里发挥的话，我也不可能去写，虽然我觉得西装可能是一个最好的表现方式，我还是会放弃。小说叙述里的命名如何去处理不是容易的事，能否以很好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毕竟不是学术论文，它是小说，你要用生动的、有意思的方式给它表现出来。所以就是因为日本人西装的胸口绣了一个名字，谢谢日本人，让我能够把这段写完。

03

90年代旭东已经来美国了，怎么去命名，我就回想那个时候我看电视，基本上是看体育，换台的时候，电视里边全是选美。比如内蒙古有个电视台，有两个俄罗斯人来参加，就是国际选美比赛了，只要有外国人就是国际了。我《兄弟》的斯洛伐克翻译，他们夫妻俩当年在中国留学的时候，去云南旅游，结果刚好在进行马拉松比赛，组织方看到两个老外非把他们拉进来，说你们进来以后我们就成国际比赛了。

于是我就写“处美人”大赛，有处美人大赛的话，李光头可以选评委，评委是要给李光头交钱的，有几千个评委，只要交钱就是评委，最后装不下了，拖拉机都用上了。就是因为有一些戏可以去写，可以深入地把它写出来，把那个时代的东西记下来，比如最重要的终审评委都忙着睡觉去了，剩下的土包子评委坐着拖拉机投票特别认真，但是那个票不知道扔哪去了。

中国的一些人批评说，这一段写得太恶心了，其实在90年代我在换电视频道的时候，经常看到电视里边播一些电视剧，电视屏幕下的小广告都是治疗性病的，哪个哪个医院，全是这样，在电视里边，一边是延安，是大别山，一边是性病广告，我们当时就是活在这么一个时代里面。所以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粗俗的。

中国是一个很多事物混杂在一起的国家，高尚的和粗俗的东西往往在同一个事物里。

我记得前年有一个外国朋友到中国来，他非常奇怪，进入宾馆的房间，看到茶几上放了一个烟缸，边上竖一个牌子“禁止抽烟”，这就是中国，给你一个烟缸，然后告诉你禁止抽烟。

摘自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