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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高尚和粗俗往往同时存在
老鄧子
>《余 华》
202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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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已经写了三十三年小说了。数学不好,我刚才掰着手指算,他们全部说完之后刚好算完,有三十三年。然后发现我对自己小说的了解,还不如纽约大学的张旭东教授。关于我的小说,张旭东说得比我更好。今天就不请他说了,欧阳江河为了今天这个活动从去年四月份就开始准备了,准备了十个小时的发言,但是你今天得说少一点,说五个小时就够了。(欧阳江河:我争取在五分钟之内说完。)
刚才你们都在谈虚构和非虚构,我的感觉是,我们这个世界是非虚构的,我们的现实是非虚构的,但是我们生存的方式其实是虚构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非虚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虚构是一种主观的表达。
比如当我要写一篇散文的时候,回忆我童年的某一段生活,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我的记忆,但是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点虚构了,很多虚构的东西放进去了。假如要去写一部纪实的作品,我要到某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要和很多人交谈,并且做了录音,很认真地把录音整理出来。但是你采访的那个被采访者,他向你讲述的也是主观性的,他在讲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在表达自己的情绪、观点的时候,也有不同程度的虚构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觉得
虚构作品和非虚构作品的区别,在于你在阅读时候的感觉不一样,非虚构告诉你这是真的,那个叫小说的虚构的是编的。
刚才张旭东说到斯诺登事件,非虚构文本的优势在于它建立在一个公众所知的事件上。大家对于这个事件感兴趣,以前有一部很著名的非虚构的文本《最长的一天》,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诺曼底登陆的,那本书我读完了,很精彩。
去阅读非虚构作品的人,往往是对这个事件,或者对这个题材,对这么一个生活状态感兴趣的人才会去阅读。像我这样对斯诺登事件感兴趣的人,如果走进书店,有两张桌子,一张桌子上摆着非虚构的关于斯诺登的书,另一张桌子上摆着虚构的关于斯诺登的书,我会毫不犹豫选择那个非虚构的,很可能非虚构的写得比那个虚构的还要虚构,但是你还会去选择它,这是心理上的一种选择。
虚构作品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更自由,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我也写过非虚构的,散文也算非虚构,虽然写散文时也会有虚构的成分。我的感受是写虚构的东西比写非虚构的相对来说自由度大很多。我想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好的非虚构类的作品相对会少一点,是因为很多作家写着写着受不了了,觉得受到的限制太多,还不如去瞎编。
说到小说文体的问题。那是八十年代,那时候我还年轻,很好奇,对写作充满了好奇,想这个尝试一下,那个也尝试一下。那时候我写了三个流行的文体,一个是武侠小说《鲜血梅花》,一个是才子佳人小说《古典爱情》,那是中国传统的,我还写过一个侦探小说《河边的错误》,我就用这三个文体各写了一篇,那时候还没有能力写长篇小说。写长篇小说不会再去干这种戏仿的工作,觉得太亏了。中篇小说可以尝试一下,所以写了一个武侠小说,一个才子佳人小说,还有一个侦探小说。我觉得武侠和才子佳人比侦探写得好一些,我说我自己,不能跟别人比,别人写得都比我好。
我现在还是这样一个观点,
一个年轻的作家,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应该多去尝试一下不同风格的写作,这对他将来的写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写了那么多年以后才能理解到一点,就是文学是一条比自己的人生长得多的道路。这就好比我们应该鼓励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多谈恋爱,而且是上床的恋爱,然后再考虑结婚。
02
每一个命名其实都和现实有一种对应关系,对于作家来说他不会是随便去写的,他肯定要考虑很多,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命名的方式,后面是有动机的。
还有一个时代的命名,中国80年代是在变化,但它变化的速度让你感觉像小河流水一样,而上世纪90年代你会发现像个火车,呜地就过去了。所以我在想,
80年代用什么样的东西来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变化,这是很重要的,想来想去后来觉得是西装,
因为中国人从中山装变成了西装就是80年代,服装的变化,其实也代表了中国人对生活态度的变化,以及他们思想的一些变化。
大量的日本二手西装和韩国二手西装,就是“垃圾西装”,我们叫垃圾西装,涌进中国,我都买过一套。西装质量非常好,跟新的一模一样,穿在身上确实非常好。为什么我没有在小说里边写韩国的垃圾西装,而写的是日本的,因为韩国的垃圾西装胸口没有名字,日本的垃圾西装口袋上面都有他的姓,都绣在上面。当时我的日本翻译,饭塚容来北京,他穿着西装,我说让我看看你的胸口,他给我看,上面绣着“饭塚”。
如果你仅仅是写西装,你要有生动的东西来表现,可以用一种荒诞的,也可以用一种夸张的,所以有了这个名字以后,我就能够写得很多,在他们穿上日本垃圾西装以后,得意洋洋,在街上互相问你是谁家的,我是松下家的,你是本田家的,他是丰田家的,汽车大王什么的。刘作家和赵诗人一个是拿了三岛家的,一个拿了川端家的,互相还问,你最近在写什么?我最近想写《天宁寺》,哦,那跟《金阁寺》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说,你在写什么,我在写《我在美丽的刘镇》,诸如此类。
假如日本的垃圾西装没有绣着的名字能够让我在小说里发挥的话,我也不可能去写,虽然我觉得西装可能是一个最好的表现方式,我还是会放弃。小说叙述里的命名如何去处理不是容易的事,能否以很好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毕竟不是学术论文,它是小说,你要用生动的、有意思的方式给它表现出来。所以就是因为日本人西装的胸口绣了一个名字,谢谢日本人,让我能够把这段写完。
03
90年代旭东已经来美国了,怎么去命名,我就回想那个时候我看电视,基本上是看体育,换台的时候,电视里边全是选美。比如内蒙古有个电视台,有两个俄罗斯人来参加,就是国际选美比赛了,只要有外国人就是国际了。我《兄弟》的斯洛伐克翻译,他们夫妻俩当年在中国留学的时候,去云南旅游,结果刚好在进行马拉松比赛,组织方看到两个老外非把他们拉进来,说你们进来以后我们就成国际比赛了。
于是我就写“处美人”大赛,有处美人大赛的话,李光头可以选评委,评委是要给李光头交钱的,有几千个评委,只要交钱就是评委,最后装不下了,拖拉机都用上了。就是因为有一些戏可以去写,可以深入地把它写出来,把那个时代的东西记下来,比如最重要的终审评委都忙着睡觉去了,剩下的土包子评委坐着拖拉机投票特别认真,但是那个票不知道扔哪去了。
中国的一些人批评说,这一段写得太恶心了,其实在90年代我在换电视频道的时候,经常看到电视里边播一些电视剧,电视屏幕下的小广告都是治疗性病的,哪个哪个医院,全是这样,在电视里边,一边是延安,是大别山,一边是性病广告,我们当时就是活在这么一个时代里面。所以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粗俗的。
中国是一个很多事物混杂在一起的国家,
高尚的和粗俗的东西往往在同一个事物里。
我记得前年有一个外国朋友到中国来,他非常奇怪,进入宾馆的房间,看到茶几上放了一个烟缸,边上竖一个牌子“禁止抽烟”,这就是中国,
给你一个烟缸,然后告诉你禁止抽烟。
摘自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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