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 | 汪曾祺是怎么成为”汪曾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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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是怎么成为”汪曾祺“的？

杨志

谈到汪曾祺，通常想到的是：人性、柔情、儒家、道家、士大夫，等等，最公认的，估计是“士大夫”。汪曾祺不是复杂的作家，这些基本可概括他的风貌，但到底笼统。毕竟，人有三教九流，士大夫与士大夫也不一样：苏东坡与秦观、黄庭坚、米芾不同；同是“最后的士大夫”，汪曾祺与黄裳、张中行、余英时也不同。

笔者更期待看到有血有肉的解释。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禀赋不同、家境不同、信仰不同、时代不同……决定了谁的生命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用现象社会学创始人许茨（Alfred Schutz）的话讲：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而非他人，归根到底，是由他的“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决定的。理解一个作家，理解他的童年、青春与晚年，知人论世，或许是最好的方法。

笔者的问题是：到底是怎样的“生平情境”，造就了汪曾祺这个作家的性情？

摩罗的《末世的温馨——汪曾祺创作论》指出，汪曾祺年少漂泊，寻求父性权威以获安全感。这发现很敏锐，笔者想进一步展开。该文1996年发表时，汪先生的生平资料，除了他的文章，可参考的甚少。陆建华的《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和子女的回忆录《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012年修订版）的问世，改变了这种情况。子女是“家人”，陆建华是“家乡人”，有这些资料，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汪先生的精神世界。

谈到影响汪曾祺最大的男性，通常都想到沈从文，其实，父亲汪菊生的影响更大。据汪曾祺回忆，父亲是画家，多才多艺，“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思想开通：学校开同乐会，他去伴奏；喝酒，也给儿子倒一杯；抽烟，自己与儿子各一支；儿子早恋写情书，他在旁参谋……又说：“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年轻时候的汪曾祺

不过，如同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闻一多，汪菊生比儿子更勇敢，更有行动力。他能文还能武，精通体操、骑马、游泳、足球，还会武术。1931年，高邮遭遇大水灾，城乡成了泽国，汪菊生每天横执一根粗竹篙，趟齐胸的洪水出门办理赈济，给困难百姓送去面饼。这段事迹，汪曾祺印象很深，后来写进小说《钓鱼的医生》。汪曾祺自承“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不能设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着命运摆布”。纵观他一生，的确缺乏父亲、闻一多、沈从文那样的勇敢和行动力。大学时期，他陪两位女同学去昆明翠湖夜游，秀才遇到兵，被巡逻兵剋了一通，半世纪后还念念不忘：“身为男子，受到这样的侮辱，却还不出一句话来，实在是窝囊。我送她们回南院（女生宿舍），一路沉默。”因此，对这些“父性权威”，他是抱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态度，视为“理想男性”的。而父亲，正是这种理想的“原型”，直到70岁，汪先生“还常常做梦梦到他”。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汪曾祺的“理想女性”，又如何？

我们可从他的爱情小说，如《受戒》《大淖记事》《薛大娘》《小姨娘》《小孃孃》，找到答案。这些小说里的爱情，有一个共同点：女方占据主动，年龄通常比男方大。《受戒》的小英子，《大淖记事》的巧云，《薛大娘》的大娘，《小姨娘》的小姨娘，《小孃孃》的谢淑媛，皆如此。

《受戒》里的小英子，没提年龄，但显然比男主人公小明子大，更活泼也更主动，两人如同姐弟恋。两人划船经过一片芦花荡子，“芦苇长得密密的”“四边不见人”，小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就使劲地划桨”，为何紧张？答案在结尾，他们再次来此时：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受戒》配画张晓红绘

这结尾，以前只觉得美，没多想，后来蓦然悟到：写的是“野合”，汪曾祺够“狡猾”的！一年后，《大淖记事》又写了沙洲的野合，也是女方主动：

一天，巧云找到十一子，说：“晚上你到大淖东边来，我有话跟你说。”

十一子到了淖边。巧云踏在一只“鸭撇子”上……把蒿子一点，撑向淖中央的沙洲，对十一子说：“你来！”

过了一会，十一子泅水到了沙洲上。

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

月亮真好啊！

两则片段，“脚本”相同，只不过小英子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巧云则说“你来！”。

《受戒》这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取材于汪曾祺17岁的初恋。写于1980年，无处发表，但汪曾祺视为“旧梦”，执意要写：“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

《受戒》是投射了他的爱情理想的。

最终，汪曾祺在现实生活中也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女性”。其妻施松卿，大他两岁，子女回忆，“妈妈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在兄弟姐妹中，她是绝对权威”；“她的体育也可以，游泳、羽毛球都不错，还是校排球队的，打二排中，这一点比爸爸要强得多”。还回忆，“爸在家里除了做饭别无所长。妈既主内又主外，一切都是她说了算”。

|汪曾祺与施松卿结婚照

汪先生对男性的“理想”，源于父亲；对女性的“理想”，源于母亲么？

答曰：否。

他生母杨氏患有肺病，当时的绝症。她自知病重难治，只勉强抚养他到断奶，就坚决独住在一间偏房里，跟家人自动隔离，尤其不让人把汪曾祺抱去见她。过世时，汪曾祺3岁。考虑到断奶后就跟母亲隔离，他事实上的“丧母”更早，对生母“一点印象都没有”，可见生母跟他的“理想女性”关系不大，也不像。两年后，汪菊生继娶张氏，张氏也有肺病，“婚前咳嗽得很厉害”，过门后育有两子，在汪曾祺16岁时去世，也不会有太多精力照顾他。至于第二任继母任氏，过门时，汪曾祺在外读高中，相处日短。她们都不可能是“理想女性”的“原型”。

从现有资料看，他“理想女性”的“原型”，倒有可能是大他三岁的姐姐。汪曾祺为三房长子，不缺女性长辈的爱护，但她们无法提供长期稳定的关爱。长期呵护童年汪曾祺的，实为姐姐汪巧纹。子女回忆，“他们很小失去亲娘后，姑姑总是拉着爸爸，护着他，怕他受欺负，一个6岁的小姐姐，一个3岁的小弟弟”。由此推测，姐姐至少是“原型”的一个重要来源。

审视汪曾祺的“理想男性”与“理想女性”，我们发现：两者反映了他对自己的“无意识定位”。“理想男性”，一为父亲，一为老师，摩罗称为“父性权威”，反射的是自我定位为“孩子”的汪曾祺（小学生常把父性权威移植到老师身上，有一种奇特的膜拜）。“理想女性”，反射的是自我定位为被动、弱势的汪曾祺。显然，在潜意识里，汪曾祺是把自己定位为“孩子”和“弱者”的。汪曾祺认为，孔孟的核心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孔孟是否如此另说，但他自己倒真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

|晚年的汪曾祺与施松卿在海南

童年时期的关系模式，会发展为相对稳定的人格。童年丧母的重创，使汪曾祺内心始终活动着一个惴惴不安的“小孩”，从未摆脱渴望强者保护的恐惧和不安。只是他重返文坛时，年届花甲，我们才疏忽了。其实，童年创伤，成年后未必就能痊愈。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有恋母情结，晚年弥烈，还专门写了小说《少将滋干之母》宣泄伤痛。

弗洛伊德后的精神分析学，一大发展是把“母婴关系”提到“父子关系”（俄狄浦斯情结）之前，认为0-3岁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无可代替。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D.W.Winnicott）有名言：“从没有婴儿这回事”，意为婴儿跟母亲为“共生”关系。如果母亲缺席，婴儿无法获得安全感，只依赖自己不成熟的心理机制调适，则可能造成精神创伤。这时，即使有父亲疼爱，那也是不够的。所以，也就无怪乎汪曾祺的妻子说他从小没了亲娘，“生活习惯特坏”了！

幼年汪曾祺，是遭遇了精神创伤的。

这还可从一个性格侧面看出来。子女们写汪曾祺“一辈子都不愿麻烦别人”，晚年得了急性胆囊炎，不愿麻烦单位，甚至怕麻烦家人，疼得缩成一团，却故作轻松说自己只是“不大舒服”，直到“起身去厕所，挣扎了半天实在力不从心”，才招呼家人帮忙。子女一搀，才发现汗水浸透了睡衣，“好歹扶起来，浑身颤抖，站都站不稳”。不麻烦人是中国美德，但怕麻烦人到如此程度，就令人心酸了。童年关爱不足者，成年后缺乏自信，担心自己不受欢迎，怕麻烦他人（哪怕是家人），过分多礼，其实很常见。摩罗认为汪曾祺“在蜜罐里长大”，拥有一切孩子“羡慕的童年”。这是资料不足的误判。

正因内心有一个惴惴不安的“小孩”，汪曾祺才能深切体会弱小者的苦痛，才会“须知世上苦人多”。他的许多主人公都是孩子和弱者，这是有心理根源的。

注：本文原载于2018年第1期《清华大学学报》，现收录于《百年曾祺：1920—2020》。原标题为《汪曾祺的性情》，从童年、青春与晚年分别论述汪曾祺的性情，此处节选了第一部分，标题有改动。

致施松卿：

不知道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我。真是怪事。

当然，我不致晕头转向。我会提醒我自己。

她说那天舞会，我的迪斯科跳得最好，大家公认。天！

——1987年10月3日《汪曾祺书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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