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一朝，旗人坐领铜银米粮，每天过着衣食无忧、提笼架鸟的生活，进出酒馆茶肆，对日常饮食也是精益求精。民国建立以后，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仍保留了旗民的供给制，但是“粮铜依旧，而兵米己无形取消，兵饷又折成票纸，受不兑现之影响，且按月递推，开放并无准期，”加之物价浮动、米珠薪桂，因此旗人生活一落千丈。
1919年，《北京益世报》的记者梅兔谈论八旗生计时，描述等候领取银粮的旗人时写道:“该两署门外，坐者、立者、谈话者、捣乱者，千状百态，乱乱纷纷，不可名状。衣裳槛褛者有之，而带有菜色者有之，鹊面鸡形者亦有之。兼有衣裳齐楚，满面红光者，类皆重利蟠剥之流。”
由此可见，随着清朝覆亡、民国建立，旗人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旗人对于饮食的追求却没有随着经济收入的减少而完全改变。据李青莲老人回忆，“那时候满族也就完了，但是满族那种风俗习惯老也不什么……到吃饭的时候，一个小碟一个小碟一个小碟，一个里头搁那么一点一点，一点这个一点那个，摆一桌，真是穷讲究。”
这种“穷讲究”最极致的体现莫过于梅兔先生在《北京益世报》上披露的两则社会现象了。“自去冬以来，北京方面，要饭的穷人，较前格外的增多……这事原不足为奇，最可怪的，是东四牌楼逸北，有一个花子，姓王，四十多岁，见人就请安，什么大叫什么。凑个七八枚铜元，他不买窝头、饼子，他倒便宜坊，剁五个子烧鸭子，到酒摊儿上，闹两个子烧酒一滋润，足乐一气。吃喝完了，再叫人家好听的去。有知底的，说此公是内务府旗人……”
随着清朝的覆灭，原来在宫廷当值的一部分旗人经济来源被切断，加上素来不务劳作，因此沦为乞丐也在所难免。但即使沦为乞丐也依旧去便宜坊买鸭子吃，可见旗人的饮食传统十分根深蒂固。而此种现象并不是个例。
据梅兔记载，有一次他在街上遇到一个要饭的，人称景四奶奶。朋友告诉他，景四奶奶好馋出名，民国建立以后，旗人没落，自家的家当都被夫妻二人吃光了。于是便四处借钱，有一次景四奶奶给本家跪了半夜，借了一块钱，却没有买杂和面等主食，而是买了三斤黄花鱼吃。
民国时期的旗人生活不能一概而论。
清王朝被推翻后，旗人没落，很多没有一技之长且不知上进的旗人将祖上家产挥霍一空，导致门户败落，甚至沦为乞丐。
正如1923年出生在北京的马普东老先生回忆时所说:“民国成立以后，凡是我所了解的，家里接触的一般满族，是普遍地穷，民国以后就没有收入了，是不是?靠卖东西，家里都有东西，靠卖点东西维持生活。”
但是也有一些旗人学得一门手艺，自力更生，不仅能勉强维持全家生活，甚至可以有所积蓄。1932年出生于北京的金励衡的老祖什么都不干，就指着吃钱粮，但是到他祖父那一辈，生活便没有了着落。但是，为了生存，金先生的祖父“什么全做过啊，摆摊卖白酒，卖过煮饺子，做莲花儿灯……什么全会。”
后来，金先生的祖父就在果子市谋生，老本家老亲戚都管他们叫果子市存家。“我祖父原来卖鲜果，后来鲜果里边呀太黑太乱，就专卖干果、栗子和枣。我祖父赚钱主要就赚在这栗子上。”
正是由于金励衡先生祖辈的努力经营，才保障了家族的基本生活。正如金先生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所说:“我们家是有点儿，可是我是吃窝头长大的。那会儿好多人都羡慕我们家，因为我们没挨过饿，没吃过混合面。”
因为满族人讲究吃喝，因此许多家庭对吃食有专门研究，不仅讲究吃，且擅长做吃食，因此，卖吃食也成为没落旗人主要谋生手段之一。
1934年出生于北京的李青莲老人，其姥姥、姥爷是满族旗人，其谋生手段主要就是做饭、卖饭。
“满族人会做吃的，您知道，小吃他也会做呀，就做果子干，山碴糕，什么温饽，后来也是卖饭，卖什么油炸饼，什么烙饼啊，馒头啊，窝头啊，家里炒好了菜啊，做这个就卖。”“只能自个儿做点什么，推着一个车，两个轮儿的，上头有个炉子，车上搁着有馒头，有窝头，有烙饼，有这菜那菜，要说好一点的炖肉也有，各种炒菜，都是家里做好的菜，弄得了，我姥爷推起来走…专门卖给谁呢，都是平民百姓，什么过路的，拉洋车的，他们吃。”
因此，并不是所有旗人家庭没落以后，生活都十分穷困潦倒，正如关松山老人所说的那样，“总得来说，我这个观念，就是旗人也不是没饭吃，也能吃得饱，你要是活动活动就能吃饱，要是老是懒，不干活儿，就是穷人，吃不饱。”
清后期旗人长期不善劳作、悠闲享乐积淀的结果，也是民国以后旗人生活一落千丈的原因之一。他们在生活中不用劳动，只领傣银即可，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浮现着悠闲自得的气质。
也正是这种对日常生活悠闲自得的态度，才使得旗人对日常生活十分讲究，尤其是吃，相比较于穿和住，是享受日常生活的最切实、最直接的体验。
对于旗人的饮食生活，老舍先生在《正红旗下》中的总结十分贴切:“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遣，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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