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一朝,旗人坐领铜银米粮,每天过着衣食无忧、提笼架鸟的生活,进出酒馆茶肆,对日常饮食也是精益求精。民国建立以后,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仍保留了旗民的供给制,但是“粮铜依旧,而兵米己无形取消,兵饷又折成票纸,受不兑现之影响,且按月递推,开放并无准期,”加之物价浮动、米珠薪桂,因此旗人生活一落千丈。
1919年,《北京益世报》的记者梅兔谈论八旗生计时,描述等候领取银粮的旗人时写道:“该两署门外,坐者、立者、谈话者、捣乱者,千状百态,乱乱纷纷,不可名状。衣裳槛褛者有之,而带有菜色者有之,鹊面鸡形者亦有之。兼有衣裳齐楚,满面红光者,类皆重利蟠剥之流。”
由此可见,随着清朝覆亡、民国建立,旗人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旗人对于饮食的追求却没有随着经济收入的减少而完全改变。据李青莲老人回忆,“那时候满族也就完了,但是满族那种风俗习惯老也不什么……到吃饭的时候,一个小碟一个小碟一个小碟,一个里头搁那么一点一点,一点这个一点那个,摆一桌,真是穷讲究。”
这种“穷讲究”最极致的体现莫过于梅兔先生在《北京益世报》上披露的两则社会现象了。“自去冬以来,北京方面,要饭的穷人,较前格外的增多……这事原不足为奇,最可怪的,是东四牌楼逸北,有一个花子,姓王,四十多岁,见人就请安,什么大叫什么。凑个七八枚铜元,他不买窝头、饼子,他倒便宜坊,剁五个子烧鸭子,到酒摊儿上,闹两个子烧酒一滋润,足乐一气。吃喝完了,再叫人家好听的去。有知底的,说此公是内务府旗人……”
随着清朝的覆灭,原来在宫廷当值的一部分旗人经济来源被切断,加上素来不务劳作,因此沦为乞丐也在所难免。但即使沦为乞丐也依旧去便宜坊买鸭子吃,可见旗人的饮食传统十分根深蒂固。而此种现象并不是个例。
据梅兔记载,有一次他在街上遇到一个要饭的,人称景四奶奶。朋友告诉他,景四奶奶好馋出名,民国建立以后,旗人没落,自家的家当都被夫妻二人吃光了。于是便四处借钱,有一次景四奶奶给本家跪了半夜,借了一块钱,却没有买杂和面等主食,而是买了三斤黄花鱼吃。
民国时期的旗人生活不能一概而论。
清王朝被推翻后,旗人没落,很多没有一技之长且不知上进的旗人将祖上家产挥霍一空,导致门户败落,甚至沦为乞丐。
正如1923年出生在北京的马普东老先生回忆时所说:“民国成立以后,凡是我所了解的,家里接触的一般满族,是普遍地穷,民国以后就没有收入了,是不是?靠卖东西,家里都有东西,靠卖点东西维持生活。”
但是也有一些旗人学得一门手艺,自力更生,不仅能勉强维持全家生活,甚至可以有所积蓄。1932年出生于北京的金励衡的老祖什么都不干,就指着吃钱粮,但是到他祖父那一辈,生活便没有了着落。但是,为了生存,金先生的祖父“什么全做过啊,摆摊卖白酒,卖过煮饺子,做莲花儿灯……什么全会。”
后来,金先生的祖父就在果子市谋生,老本家老亲戚都管他们叫果子市存家。“我祖父原来卖鲜果,后来鲜果里边呀太黑太乱,就专卖干果、栗子和枣。我祖父赚钱主要就赚在这栗子上。”
正是由于金励衡先生祖辈的努力经营,才保障了家族的基本生活。正如金先生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所说:“我们家是有点儿,可是我是吃窝头长大的。那会儿好多人都羡慕我们家,因为我们没挨过饿,没吃过混合面。”
因为满族人讲究吃喝,因此许多家庭对吃食有专门研究,不仅讲究吃,且擅长做吃食,因此,卖吃食也成为没落旗人主要谋生手段之一。
1934年出生于北京的李青莲老人,其姥姥、姥爷是满族旗人,其谋生手段主要就是做饭、卖饭。
“满族人会做吃的,您知道,小吃他也会做呀,就做果子干,山碴糕,什么温饽,后来也是卖饭,卖什么油炸饼,什么烙饼啊,馒头啊,窝头啊,家里炒好了菜啊,做这个就卖。”“只能自个儿做点什么,推着一个车,两个轮儿的,上头有个炉子,车上搁着有馒头,有窝头,有烙饼,有这菜那菜,要说好一点的炖肉也有,各种炒菜,都是家里做好的菜,弄得了,我姥爷推起来走…专门卖给谁呢,都是平民百姓,什么过路的,拉洋车的,他们吃。”
因此,并不是所有旗人家庭没落以后,生活都十分穷困潦倒,正如关松山老人所说的那样,“总得来说,我这个观念,就是旗人也不是没饭吃,也能吃得饱,你要是活动活动就能吃饱,要是老是懒,不干活儿,就是穷人,吃不饱。”
清后期旗人长期不善劳作、悠闲享乐积淀的结果,也是民国以后旗人生活一落千丈的原因之一。他们在生活中不用劳动,只领傣银即可,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浮现着悠闲自得的气质。
也正是这种对日常生活悠闲自得的态度,才使得旗人对日常生活十分讲究,尤其是吃,相比较于穿和住,是享受日常生活的最切实、最直接的体验。
对于旗人的饮食生活,老舍先生在《正红旗下》中的总结十分贴切:“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遣,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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