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是一座蕴藏无限魅惑的地方，它是地狱，是天堂。一场惊心动魄的成功的演出，是从苦恼到苦恼，经过地狱一般的折磨才出现的，据说进天堂是美德的报酬。天堂是永远的和谐与宁静。然而戏剧的天堂却比传说的天堂更高，更幸福。它永不宁静，它是滔滔的海浪，是熊熊的火焰，是不停地孕育万物的土地，是乱云堆起、变化莫测的天空。只有看见了万象人生的苦和乐的人，才能在舞台上得到千变万化的永生。”
——曹禺
文 | 万 方
“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
——《雷雨·序》
上面这首诗的名字叫作《不长久，不长久》，十五岁的少年万家宝迷上写诗，还写了《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南风曲》，“南风吹来，送来泥土的湿润，吹得睡灵儿出了窍”，诗句一律那么感伤、凄凉，一律不食人间烟火。而爹爹给他起的名字“万家宝”和自己的诗、心境怎样都不符合，感觉要有一个笔名，想来想去决定把繁体的“万”字拆开，上面的草字头变成曹，下面是禺，曹禺。
写诗，贪婪地阅读，冥想，办刊物，写激扬的文章，去教堂，看信徒们洗礼，读圣经，崇拜林肯，背诵他的《葛底斯堡演讲》，跑马拉松，冲击身体的极限，南开中学里，这个十几岁的学生东奔西突，在寻找，寻找那个他还不是的人，他想成为的那个人。会不会是一个诗人呢？很有可能，也可以写小说，他的小说已经刊登在他们自己办的刊物《玄背》上。或者遵循父亲的话做一个好医生，救人性命，再或者学成一个工程师，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当然，他从小就跟着母亲看戏，回来就和小伙伴王傻子演着玩，兴趣高涨，正在这成长的关键时期，是张彭春，他告诉爸爸，你是曹禺，是一个剧作家。
键入“张彭春”三个字，屏幕上出现的词条介绍他是中国教育家，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导演。紧接着下面有一条，题目是：被遗忘的张彭春。遗忘！像一根棍子重重地敲打了我的脑袋。我爸爸必定是不会遗忘他的这位恩师的，但是我爸爸走了，带着他满脑子的形象记忆。张彭春变成了一段文字。事实上许许多多的人都变成了一段文字，在认识他们、爱他们、记得他们的人都离开之后。更多的人、绝大多数、某某某们，没有文字记载，什么都没有，像是从没有来过这世上。那么又怎样呢？说实话我越发感到人在这个世界上只做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无从知道，尽管有时自以为若有感悟。而我爸爸却是特殊的，他一直还在，还活灵活现地活在舞台上，活在他剧中的人物身上，说不定可以长久地活下去呢。
如此的幸运是从他十五岁那年发端的。那一年，1925年，他进了南开新剧团。鲁韧，他当年的同学，看过他演的易卜生的《娜拉》，不是演丈夫海茂尔，真的是演娜拉。鲁韧说：“我总觉得曹禺的天才首先在于他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我这个结论你们下不出来的，因为你们没有看过他演戏。”确实，看过他演戏的人几乎都不在了，可我曾听到的他们的评价差不多都和鲁韧先生一致，赞美有加。最一致的是他们都会提到他那双明亮有神的眼睛。说到他的眼睛我有发言权，可以这样说，我爸爸的眼睛亮起来真的像几百瓦的灯泡，精光四射，会在瞬间放射出探照灯一样骇人的光，被照过的人是不会忘记那道光的。
1935年,根据莫里哀《吝啬鬼》改编的《财狂》演出剧照,右二为曹禺
在南开新剧团他演了很多角色，有男有女，张彭春作为导演，作为剧团的领导人，不由自主地倾心于这个学生，赞赏他，让他感觉到自己在发光，并且想发更大的光。在此引用一段我爸爸自己的话：“张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带决定性的，我不是非搞戏剧不可。在中学时代，我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当然我从小喜欢戏剧，也仅仅是喜欢。入了南开新剧团，在张先生指导下演戏，他器重我，培养我，把我内在的潜力发挥出来，让我对戏剧产生了一种由衷的热爱。”
单单表演已经不够了，光说出角色的话不能让他满足，他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意识到舞台其实是一个世界，可以变为他的世界，非他莫属。一切都在积极的酝酿之中，在判断、构架、组织之中，直到有一天，他写出了《雷雨》。那年我爸爸二十三岁，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一名学生。
田本相先生是《曹禺传》的作者，毕业于南开大学。当年我爸爸也在南开读大学，只是没有读到毕业，又考到清华大学去了。田本相向他提过一个问题：南开大学对您那么好，您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我爸爸说了几条明确的理由，比如他在南开读的是政治系，实在不喜欢，读不下去，再有……他憋不住了，向这位校友吐露了真心话，“我很感谢南开，但是我不喜欢南开，我喜欢清华。”说着他不由自问：“我甚至想过，如果一直待在南开，我是否能够写出《雷雨》？”怕伤了母校，他希望田本相不要把这些话写出来。事实是南开不愿意放他走，最终定下一条：考不上清华也不准再回南开了。即便这样，他也没有犹豫。
他喜欢清华。好吧，让我们看看他为什么喜欢清华。
用他自己的话：一进清华就感觉呼吸到一股清新自由的空气。而我也想到一句话：清华高擎着自由精神的火炬。在这里，自由，不是一个词汇，是具体的生活方式、为人方式。学生在清华可以自由选修课程，可以自己挑选老师，上课不点名，想听课就去，不想去悉听尊便。图书馆是更大的课堂，把时间花在那里是一样好的。谨记，清华希望自己的学生除了学习，都能发展各自的爱好。爱音乐吧！那将是人生美好的享受。请到大礼堂来，你们每一个人都来，来听听贝多芬、巴赫、莫扎特、舒伯特，清华在大礼堂里定时为学生播放交响乐唱片。当你爱上了音乐，太好了，请加入乐队，乐队里的乐器随意挑选，玩一样乐器绝不是耽误时间，是为生活增添美的韵味。更令人称奇的是，信不信由你，清华有一笔款，专门安排毕业班的学生去国外游历，只有一个要求，睁大眼睛，敞开心扉，眼睛能睁多大就睁多大，心能敞多开就敞多开，去看去体验去感受，去丰富自己，越丰富越好。
1933年春天轮到了我爸爸那一届。那年资金有些紧，先生钱稻孙安排他们去日本。在不到一千吨的小海轮上我爸爸第一次喝了日本人喝的酱汤，白米饭，黄萝卜和一点点咸鱼，新鲜极了的口味。一到东京他就听说筑地小剧场晚上有戏，约了同学孙浩然一起去。天下着雨，夜晚，在陌生的街道他们迷了路，最后竟然湿漉漉地摸到了剧场。舞台上演的是一出北欧戏剧《好望角》，台上的人甚至比台下的人还多，而演出是那样的简朴庄重，虽然他们俩听不懂一句日语，却被深深打动。观看歌舞伎大师菊五郎的演出是他终生难忘的经历。当菊五郎扮演的怀春少年撑着一把纸伞从花道上走出来，他顷刻间感觉到丝丝的春雨多么湿润，四下摇曳着樱花，美少年低回婉转地走着舞着，那凝练的美引得他神往又爱慕。《诗经》中的诗句浮上心头：“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一个多月里，这批学生跑了七个城市，横滨、神户、大阪、奈良，在京都，他仿佛看到了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场景，一株株樱花树下，一簇簇的人们喝着酒，弹琴唱歌，沉醉在梦一样的春光里。由于语言不通，他们和日本大学生们用笔交谈，居然没有什么障碍，居然谈得十分热烈。看着眼前这些脚踏木屐和自己一样年轻的人，脑子里倏忽间闪过怀疑的念头，要怎样看待他们，难道他们会是凶恶的，要恨他们吗？还是相信他们脸上真诚的笑？自1931年日本人就占领了东三省，因此在整个旅途中，类似的闪念不时袭来。
这是鲍勃·迪伦那首最有名的歌：
时至今日，不是吗，这个世界依然被大大小小的战争撕裂，依然在寻找答案。
回到清华校园。
孙浩然是我爸爸大学时期的好朋友，对他十分了解，他说：“家宝肯钻，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从图书馆出来抱着一大摞书，在路上碰到也总是在看书。他课内功课不好，自己学好几种外语，又看许多书，顾不上功课。也许就因为他的念书习惯有点奇怪，两次留美都没有考上。”
作为西洋文学系的学生，我爸爸想去美国留学，他的英文肯定没有问题，能背下整本字典，读遍莎士比亚的英文版，然而却没能通过考试，他的同学张骏祥比他厉害，考上了，去了美国。不知道他当时心情如何，会沮丧吧，或许也并不很在意。1946年，抗战胜利后，我爸爸和老舍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讲学一年，由此看来人生的机会绝不只以一种形式出现。我们有限的生命其实被各种机会围绕着，为了谋生或许选择不是很多，但一定有选择的权利。不要怀疑这点。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位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英若诚也热爱戏剧，在学校图书馆借阅所有能借到的戏剧方面的中外文书籍，在每一本书的借阅卡上，他都看到上面有“万家宝”这个名字。后来他进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了我爸爸的同事，莫逆之交。20世纪80年代初我爸爸去美国访问，英若诚是他的翻译。他们在伯克利大学做演讲的时候，学生赖声川坐在下面，后来……那是后话了。
还有一位当年的清华同学陆以循，和我爸爸同住一个宿舍，他的回忆让我吃了一惊，他说:“家宝比我高两级，我和他一样，都觉得考试没什么了不起，能通过就可以。我一进清华就热衷学小提琴，家宝在乐队里吹巴松管，当时清华有一个德国老师教钢琴，一个俄国老师教小提琴，清华乐队搞得很红火。”
国立清华大学
关于他的大学生活还有一些我难以想象的事情，但确实发生了，比如：一次冒险的旅行。
那是1931年，他和一位同学，两位清华的洋教授，女性，一个德国人，一个美国人，去了山西，张家口，内蒙古。是德国老师葛瑞瓦来约他，请他做翻译，说不要他出钱。我爸爸回答她，我可以去，但是不要你们出钱。这样一行四人就出发了。旅程的大部分都是徒步，跋山涉水，这两位好冒险、好闯荡世界的女性感叹：中国真大啊！要是在欧洲，她们早就跑出欧洲了。
这辈子我最羡慕、最敬佩的就是那些在路上的人。而我总是坐在车上，小轿车、面包车、大巴车，从车窗里望见他们。这些人背着沉重的背包，满面风尘，均匀地呼吸，眼神坚定。在苏格兰高地我曾看到过一位斜躺在轮椅上的山野旅行者，匆匆拍下两张不很清晰的照片。汽车绝尘而去，我的心仍然长久地追随着他们消失的背影。现在我知道了，爸爸也曾在路上。
1931年的路会更难走，更荒凉。他们爬五台山，在不同的土炕上倒头睡下，被各种各样的微生物亲了个遍，饥肠辘辘地爬啊爬啊，猛抬头，山腰间露出美丽建筑的一角。喇嘛庙的僧人端出点心，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点心。去内蒙古的路上，很幸运地搭上了白俄人的空货车，大草原铺开缀满花朵的毯子，直铺到天边。白天人热得要脱光上衣，晚上钻进皮口袋睡觉。蒙古人家的女儿用捡来的牛粪烧火，接着用手和面做饭，爸爸得了一场急性肠胃炎，病倒在蒙古包里。
曹禺手迹
他一个人躺着，感到无限的孤独、寂寞，想到了公元前一百年出使匈奴的苏武，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放牧，度过十九年，他不由为着这位伟大人物、为着他那份超人的意志而感动得热泪滚滚。天苍苍，野茫茫，文明退至远方，世间的任何问题都不能影响这里的日出日落，斗转星移。傍晚时分，云霞灿烂，高耸的瞬息变幻的天穹笼罩着小小的他，给他带来感官上的无比狂喜。
说是冒险，而险情也真的出现了。一次他们渡过一条小溪，回来的时候山洪暴发，溪水涨成一条湍急的大河，四下一片荒野，有虎狼出没，两位洋教授都是胖女人，并不矫健，怎么办？没有别的选择，带领她们过！开始过时水很急，齐腰深，走着走着水齐到胸部，流得更急，非常危险。终于涉过去，两个女人的欢呼让我爸爸觉得自己成了英雄。老年之后他回首往事，感叹：可惜啊，我一生这样的旅行太少了。当然，没有遗憾的人生是不存在的。
应该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北京电视台要拍摄一部我爸爸的专题片，我陪着他回到清华大学。进校园之后，摄像师扛着机器前前后后追着他拍，我有意落在后面，只想做一个旁观者。
图书馆的黄色墙壁上爬满了碧绿的爬山虎，真是一座美观的值得欣赏的建筑，但愿永远不要被拆掉。起码，在我们去的时候它一点也没变，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图书馆门口，学校的一位副校长还有一位副书记已经在等候了，自然还有图书馆的负责人。
“不知废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那天是个好天气，窗外阳光明媚，室内的光线也很好，“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待我太好了，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哦不，我记得，他姓金，这位金先生允许我进书库随意翻书，还允许我闭馆以后还待在这儿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当时我没有一点别的想法，一门心思就想写出来，没想过发表，也没想过演出。”
“在我看来，写戏没有别的路子，更没有捷径，必须认认真真地反复读剧本，读各种剧本，国内的国外的，从关汉卿到戏考，到外国的各种流派，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写实主义，都要读。”
“在大学读书光靠老师讲是不行的，必须自己找先生。图书馆里有许许多多的先生，大先生，老先生。一进了图书馆的海洋，就觉得个人是渺小的，世界是那样地丰腴、灿烂。”
“写《雷雨》的时候我还年轻，现在你们要我讲蘩漪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说出张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么用？讲了也是白讲，你们也不认识。《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
以上的几段话只有第一段是在拍摄专题片时说的，其余则是他在不同时期说的，现在我把它们统统放到了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我觉得很合适。曹禺，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曹禺
万 方
选自《你和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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