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际，思无涯。
我翻译雨果、巴尔扎克、纪德、加缪，以及马塞尔·埃梅等法国名家的著作，感到他们都有一种强大的统领心，这种统领心的勇气和底气，就是强大的自我定力。
久违的“自我”，现在命运如何？我颇为赞赏这样一种观察：这是个鼓励人成功，不教人保有自我的时代。宣扬成功的价值观无可厚非，不过，前些日子我听中央广播电台经济台的节目，一位嘉宾精彩评论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成功人士不够善良。”对成功价值观的这种总体评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马塞尔·埃梅Marcel Aymé（1902—1967），法国短篇小说大师，法国当代重要的小说家与剧作家，曾与普鲁斯特、加缪、莫里哀一起，获选最受法国人喜欢的作家。其长篇小说《死者的高地》曾获勒诺陀奖，《绿色的母马》成为二战前法国的超级畅销书。埃梅作品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的短篇小说，题材独特，情节离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穿墙记》一文，曾被改编为电影与歌剧。为纪念埃梅及这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著名法国演员让·马莱（Jean Marais）在巴黎蒙马特地区打造了“穿墙人”雕像，成为当地名胜。
按说，成功与普世并不对立，为什么又有两立的趋势呢？我们读读经典著作，就容易理解其中的缘故了。读经典，最终要走进这些作家思想和内心最大的秘境。
请看萨特悼念纪德的一段话：
“他为我们经历了一种生活，我们只要读他的作品便能重新体验到……纪德是个不可替代的榜样，因为他选择了变成他自身的真理。”
纪德“选择了变成他自身的真理”，意味着将他对待生活和写作的态度贯彻到底，原原本本身历他要讲述的生活，成为他要做的人。他这种多变中贯彻到底的不变，正是纪德的自我。换言之，正是纪德自我的强大统领心，引导着他的生活与创作令人迷惑的多变，而在自主的多变中，纪德从不迷失乃至丧失自我。
埃梅也同样有这种强大的统领心，但是顺着人类常规的运行，则创造出来一个千奇百怪的世界。换言之，在埃梅的笔下，一个人，甚至一个超人，丧失了自我，一个社会，群体丧失了自我意识，由人的本性所呈现出来的世界。
《圣经》中参孙这个人物是个超人，力大无穷。埃梅以他为题，写了一篇故事新编，别开生面。这个传说人物，原本是个只有蛮力的超人。他的情妇被敌人收买，探得他的力量寓于头发的秘密，趁他熟睡将他的头发剃光。结果他被缚受尽戏辱，便求告神再给他一次力量，随即双臂撼倒两根庭柱，在神庙颠覆中如愿与敌同归于尽。
参孙和大利拉 作者：彼得·保罗·鲁本斯，画布油画（205 x 185cm）— 1609-1610年，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
故事新编妙就妙在，参孙的情妇透露力量的秘密是他的精心安排。这就有意思了，参孙要摆脱必得付出这种代价的超人的命运，并不甘心与敌同归于尽。因此，他陈述的开头语：“非利士人自以为非常厉害，给我打发来这个小婊子”，“自以为”“小婊子”这等字眼，表明他早已处于孤独而清醒的状态了。
孤独是超人的宿命，最终要命丧于陷阱。然而，孤独又是机遇，因为孤独是思考的开始。早在他八岁时，叔父见他耍戏中，戕害了那么多公牛等牲畜，损坏了那么多物品，便预言：“这孩子，将来要成为公害。”这话将惶恐的酵素置于他心中。按照叔父的揣度，孩子终生要走在渊薮的边缘，却不知道跌下去有多深。他同哥哥、参孙的父亲争论，进一步阐释他的担心：
“等到成年，他的心受各种感情冲动的支配，他会干出什么事呢？仇恨非利士人并不是全部生活，参孙还会有别种恩怨，且不说在友谊方面、在爱情方面等待他的考验，也不说自尊心会受到的伤害，或者壮志未酬的失意。这样一种力量，如果仅仅受寻常偶然性的支配，我就已经很担心了，再掌握在一个人手中，那么在我看来，是非常可怖的事。人的意志，时而向善，时而向恶，而且慈善的事业非常脆弱，一旦毁掉，就不可收拾了。”
西墨伊叔父要剪掉参孙的头发，终被他父亲拒绝。没有哪位父亲愿意弃置这样的天赋，况且还有无数赞赏者。尤其富有智慧声誉的马商约阿德，提出任何力量都有益之说，即使雷电和暴风雨，将来也会在人的额头下有序组合，“而人的话语，就宛若爱和智慧的花朵，人就将拥有跟上帝的一根脚趾同样的力量。”
这是超人及其拥趸们的思维模式。约阿德还提出“力量就是荣誉的原则”，并且把“力量忠实于思想”同“思想忠实于力量”混为一谈。八岁的参孙自然还辨别不清，只是加深了对自身重要性的体认，加强了战败非利士人的决心。
西墨伊叔父无可奈何，但是以特殊的方式坚持自己的观点：每年生日礼物送给参孙一把剃刀，而且周而复始每年送一把。参孙接受带有鲜明影射的礼物，强忍住愤怒的情绪，然而，到了第七个年头，他将剃刀掷到墙上摔坏，揪住高高提起他叔父。西墨伊并不挣扎，只是冷眼注视他，那种嘲笑的表情倒让参孙不知所措。父亲吊在他的胳膊上，母亲也跪下求情。小超人初次情绪失控的画面，真有点儿神怒的意味。
十五岁的小超人不再是嬉戏，初试盛怒，已六亲不认，险些酿成家族悲剧。好在参孙还没有丧失自我，及时收手，放下几乎气厥的叔父，不安的情绪却爬上心头，便自闭在忧虑的孤独中，而叔父早年的警语，又浮上他的记忆，呈现出明显的意义。
然而，世事难料，总会有出人意外的导火索，引爆这种超人的力量。马商约阿德基于爱国激情，到处预告震撼未来的力量即将登场，以色列就要恢复荣光。他还嘲笑非利士人信奉愚蠢的神，被非利士人当场抓获，吊死在乡野。参孙敬重的人遇害，促使他从速登场。不过，为避免成为一部纯粹的杀人机器，他制定了一个复杂的计划，要以谨慎的方式报仇，同时发挥智慧和力量。
他照计划娶一个非利士姑娘，试图借助这桩婚姻挑起事端，再导致斗殴与背叛。他这样谨慎行事，孩子气十足，是他那不安的虚荣心在作祟，徒劳折腾一场。引导他行动的已不是他的统领心，而是超凡的力量了。他未能摆脱超人的宿命。
果如他所料，他被捆抱着押到吊死约阿德的地点。出乎三千多非利士人的意料，参孙不费吹灰之力，就挣断绳索，大开杀戒。他陶醉在浑身涌动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屠戮持续不到半小时，就击毙上千人，平民和军人各占半数。这还是用马商遗留的颌骨打杀的，如果操一截粗树干，他能跟玩似的，一天屠杀五万人。然而，面对这个屠戮场，他潜沉下去的自我意识又浮上来，感到又恐惧又羞愧。他陈述道：
我远非以色列善良的人后来大肆颂扬的超人。我的力量，我视为加在我身上的一个人，一个主人，使用我的四肢、我的双手、我的躯体，不由分说就支配我的意志。我被这个巨人压垮，被他愚蠢的行动所裹挟，完全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丢在自身的一个角落，比个瘫痪的人还不自由。我开始羡慕自由人的生活……
“开始羡慕自由人的生活”，这大体上是参孙的第二次觉醒。俗话说事不过三，可是，要觉醒的是自我意识，那就得再三再四了。这次参孙尝到了无个性的盲目力量疯狂的滋味，酷似脱离山体滚落的一块巨石，成为难以遏止，也无法控制的破坏力。他赶走前来庆贺的同胞，回到家中请求叔父给他剃掉头发。于是，他尝到了虽非回归自我，但至少回归正常人生活的甜头：“我惊奇地发现，合乎常人的一种膂力所产生的平衡感觉。我似乎也觉出，我的思维变得更加灵活了。”
这小小的甜头经不住大大的诱惑。这种正常人生活不那么快活了，还惋惜他那蛮力和轻而易举的满足感，缺少这些，无以填充他的虚荣心。于是，他乐得充当民族英雄，充当受神灵启示的人、上帝在世间的代表。以色列最高统治者士师虚位以待，参孙的叔父劝阻他：
“你究竟有什么业绩，证明你机敏、智慧，能领导一个民族呢？相信我，这些蠢货指定你出任，因为他们把你视为残忍的大力士。你摆脱了你的力量，他们若是知道了，就不会想到由你继承亚伯东的职位了。不过，他们还相信你的力量，于是等待你的统治，就像期待一场残酷的娱乐。”
参孙的统治长达二十年，可以说天下太平。民众在歌颂中，将这些业绩归功于他的品德和天赋。然而他心里明白，这主要归功于他的神力所享誉的威望，而他本人始终微不足道。民众越是赞美他身上兽性的力量，他越是鄙视并憎恨这样的民众，最终禁唱颂扬他肌肉力量的爱国歌曲。
叔父西墨伊活了一百零二岁又两个月，在世期间，不断以明智的声音警示参孙。叔父死后，参孙又留起头发，但是还像剃光了头那样，行事非常谨慎，三个月相安无事。不过，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我感到年少那些年的力量，重又逐渐回归我的体内，再次掌握了本我。应当承认，恢复力量给我的乐趣超过愧疚或不安。”
这种感觉再正常不过，然而又极其危险，危险就在于这种“乐趣”，时时刻刻在考验他的明智。果不其然，他一时不慎，误伤了妻子，正伤心烦躁时，前来求见的一大群人欢呼赞美，为了讨好他，还要虐待一个看热闹的非利士人。参孙看不下去，冲开一条路去救那个不幸者。不识趣的群众却纷纷涌上来，宣泄他们的爱国激情，这终于激发出他对这个民族积攒二十年来的愤恨，给他机会发泄蛮力时的畅快。于是，他非常凶猛，大打出手，留下四十多具尸体，当晚秘密前往加沙，找一个能把他出卖给非利士人的美女，选定日子将他力量的秘密泄露出去。
自我意识达到何等强烈的程度，才甘愿沦为阶下囚，被人挖去双眼，剃光了头发，在监狱里拉磨呢？只因“在这座监狱里拉磨，我们放松下来，我找到了寻求一辈子的东西”。
在一般人看来，这真是匪夷所思。但是设身处地想一想，不是心弦绷了一辈子，怎么可能不惜如此代价，换取放松的状态，哪怕是沦为阶下囚呢？
放松的状态，就意味本我的状态。参孙当了一辈子超人，“误失了自己的生活，坐到了两个席位中间”，他行在世上，既不是本来的自我，也不是控制他的超人，而是幽幽一身影，总在寻找自己的真身，即使这真身微不足道：“上帝一旦撤回赐给个人的特殊恩典，我们就都是寻常人了。”参孙在这种奴役中结束余生，也觉得相当幸运，因为过上了真正人的生活，不再倚重一个附体的超人及其力量。
参孙摆脱超人的宿命，寻找自我的故事，具有古代神话传说的浓厚色彩，而《田园曲》则讲述一个社会群体丧失自我意识，像个寓言故事，发生在未来的上千年的现实中，同样十分神奇。
《我会在六月六十日回来》是脑洞大师、法国短篇小说圣手马塞尔·埃梅的短篇小说全集，收录了除儿童故事之外的全部近百篇埃梅短篇小说，由李玉民老师耗费三十余年时间潜心翻译。
我说故事发生在未来的上千年，还是大大低估了。小说开篇一句话：“法国进入第十七共和国。”而这部小说创作于1930年，到了第三共和国的第六十年头。现在，2019年，第五共和国已延续七十年了，还没有迹象转型到第六共和国，难以想象下一个千禧年能否赶上第十七共和国。就算赶上第十七共和国又如何，在小说的第二节又出现一个时间坐标：“第十七共和国最后二十年间，农村弥漫着一种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氛围，”结果被波坦王朝所取代。
菲利西安三世国王当政，这位君主在全法国享有盛名，他一登基，就制订一部宪法，整顿农村乱象，即第十七共和国遗留的建制，农村摩天大楼的问题。
奇妙的农村摩天楼，远胜于现代最著名的摩天大楼。当今的摩天大楼是大都市的标志，而《田园曲》中的摩天楼，则是法国农村统一建制，一楼一村，又高又庞大，活动和生活全在各楼层，其由来和运行机制，小说中有详细交代，无需赘述。
单说杜塞纳小村，高五十二层摩天楼，住五千居民，存在了“八个世纪……直到有一天”，这篇故事才真正开始，就发生在杜塞纳村这座摩天楼里，距今也许隔了两个千禧年了。顺便说一句，埃梅笔下大多小说故事发生的时期都很模糊，从这种意义上讲，他的小说具有超现实的特点，能让读者超越现实，做无限的遐想。
“直到有一天，村官宣布人口将增至五千零二十三个，以便弥补二十三名诗人的诞生……”这话颇为费解。照直了说，新出生的二十三个男婴，从他们抓母亲乳房的动作就能判定，全是诗人胚子。然而，公社已有两位诗人，“发出的喧哗，就超过公社其他所有人”。过十五年，就会出现二十三个诗派，要闹得不可开交。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他为了诗歌的利益，村官得到菲利西安十二世国王批准，“要处死这二十三名诗人”。因此，杜塞纳摩天楼要保持五千人口的恒量，就要增添数目对等的新生儿，弥补即将消失的未来诗人。
村官的决定遭遇本堂神甫一干人的反对，认为宪法没有赋予村官对属下的生杀大权。十五年后，在教师戒尺的严管下，二十三名诗才最终培养成为实用工程师。从幼年起，他们就没有闲工夫浪费在早熟诗歌兴趣上，而是接受了崇拜天主教会，热爱精密科学，鄙视文学创作的教育。本堂神甫得出结论：“诗歌这个魔鬼……肯定能被战胜，教规就是一种驱魔法。跟您说吧，这些孩子喜爱尺子：他们对数学那么感兴趣就是明证。”村官依然坚持己见：“诗人就是诗人。”
本来，杜塞纳村生活富足，过着欢乐的日子，一片繁荣景象，远近闻名。“科学的精神肥沃了土地，阳光经济安排得相当合理……男人的劳作时间只占上午或下午的一半。每天余下的时间就用于娱乐：聊天、结交、喝酒、幽会偷情和夫妻做爱，用于各种游戏……”“至于妇女，多少世纪过惯了聪智的悠闲生活，美丽的容貌能保持到半老之后，因此在身体接触中，丝毫也不会让男人觉得勉为其难……杜塞纳人能保持特别平和的性情。无论男女，如同《圣经》的早期那样，都是可爱的动物。他们的额头，不会每天为挣面包而流汗。”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村官却过不好。他终日眉头紧锁，想不出防范诗歌浪潮冲击的良策。遵照他的命令，二十三名诗人单独生活在三十五层楼的一翼，由教师严加看管。这些孩子性情温和，勤勤恳恳，受到老师们的赞扬。不料，可怕的事还是出现了。
一天早晨，数学教师打电话报告村官，学生贝兰在课堂讲圆锥曲面，作了一首散文诗，他这样描述抛物线：“圆锥侧面的平截面，必将延伸无限远。”他还用一种隐喻：“圆锥的卵”，称呼椭圆形，竟敢说什么“火山口……”
这就犯了大忌。村官当即搜查贝兰的寝室，找他谈话，指责他给椭圆形起了可笑的名称：圆锥的卵，房间里还私藏纸张和蘸水笔，而按规矩只允许他们使用石板和石墨笔。村官认为是时候了，该揭开贝兰的身世之谜，最后说道：“从此，您就是诗人了，很可能成为大诗人，因为您的灵感急不可待，随机就抓住了圆锥曲面。我深感不幸，刚才对您讲了，您会给杜塞纳村带来什么危险。然而，毋庸置疑，您是个天才。”
“当然了。”贝兰应声说。他这个十四岁的男孩，脸色红润，眼睛相当直率，近乎大胆。村官却提了个建议，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杜塞纳是个仅有五千居民的小村镇，不是勃勃雄心的合适舞台。到一座大城市更有用武之地，才华会受到更多人赏识。而且，杜塞纳公社仍旧承担贝兰的生活用度。
贝兰思考良久，他以痛苦的声调回答：“这种前景再怎么诱人，我还是不能考虑。”接着他说明为什么：“这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向您解释，但是我感觉，在看着我出生的地方，我要完成一种使命……”
一个十四岁的少年，还始终接受相反的教育，如果不是与生俱来，怎么能够说出要完成一种使命感，尽管一时还解释不清楚。不过，贝兰见村官忍无可忍的样子，还是冲口而出：“您从来就没有听见，各楼层隐隐汇成的哀怨之声吗？得不到满足的灵魂，那些可怜的灵魂，渴求金星的清辉，大写出来的光亮！您从来就没有听见，在万有引力中投射的电子压力下，神经细胞的呻吟吗？”
诗人以其特殊的敏感性，可以说是最贴近灵魂的人，而且得天独厚，这是多么明智的统治者都难以比拟，也无法理解的。村官老实承认没有听见。贝兰就愤然说道：“您还是长官呢？您都不知道爱的力量……”
村官总算抓住个话把儿：“听我说，亲爱的诗人，爱的力量，谢天谢地，还是不赖啊，我们杜塞纳村人，做爱可都没闲着，而且也完全讲卫生。这方面，你丝毫也不必担心……”
这种聋子对话的场面很有趣，也很有代表意义，自古以来就反复重演，直到可预见的未来，例如埃梅向我们描绘的大约两千年后的情景，恐怕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这次晤谈一个月之后，就出现了村官所担心的“一场诗歌通胀，伴随通胀而来的是仇恨、分裂、恐慌气氛、不满情绪……”
第一波是两个前辈诗人对贝兰发起攻击，贝兰就创建新杂志，发表《成熟的诗歌》进行反击，同时推出“绿色诗歌”宣言，还用三百页篇幅，采用不同格律的诗体阐明诗歌的定理。接着，事态恶化，学术争执打上法庭，老派诗人阴谋得逞，法庭判处禁止发行贝兰的作品。可是当天晚上，全杜塞纳村人都能背诵他的诗了，成为越禁止越流传的案例，贝兰反而成为公众的偶像。
第二波则相继抛出“半自生诗歌”宣言、“原始诗歌”宣言，以及二十种其他诗派的宣言。结果杜塞纳人纷纷跟风，都变得神经兮兮，也分成派别，男人彼此动辄扇耳光，妻子甚至拒绝丈夫的爱抚。文学晚会往往演变成斗殴。
村官控制不住局面，便为诗歌大摆盛宴，招待所有诗人，唯独调开贝兰。二十四位诗人都要大谈诗歌的未来，宴席也就持续了二十四小时。出席盛宴不过两个月，所有诗人都一命呜呼，只有缺席的贝兰幸免于难，他见同道一个个倒下，就赶紧逃之夭夭了。
主任医师声明，夺走诗人性命的是一种新型传染病（“诗歌病”），他用拉丁文表示，就足以让公众舆论确信这次屠戮的神秘性。
以上按照原作的顺序，概述了杜塞纳村发生的重大事件，只为了解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而且后果很严重：埋葬了本地诗人之后不到一年，杜塞纳村便逐渐进入“怪异的病态”。
如果说诗人之死，还能人为地保持一种神秘性的话，那么这种怪异病态之谜，因为没有了诗人，也就无人能破解了。村委会的长官、神甫、医师和专家争论不休，找不出缘由，自然无从下手解决。主任医师大致综述了全村人陷入的冷漠状态：
“有目共睹……这种冷漠状态，表现在我们的同胞身上，无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各行各业无一例外。这种常见的现象，我快速……列出几样：田间劳动，从前当作一种消遣，现在干起来有气无力，还觉得挺累。干别的活儿也是如此。几个演出大厅空荡荡的，《杜塞纳报》没人看了。女人也没有情绪精心打扮了，无论哪一层楼，大家丝毫也不急于做爱了。再过四个月，会有五十七胎婴儿推迟出生。杜塞纳人虚度闲暇时间，完全无所事事，样子痴痴呆呆的，显示出意志消沉……”
性欲专家则认为，这是“集体精神障碍”，“那种意志消沉的痴呆状，恰恰贯穿他们的睡眠”。他还提出杜塞纳村人八百年近亲联姻，“性欲的氛围最终达到乱伦的超饱和点”，正是整个病症的源头，因而要“引入外来血脉补偿”，解决性欲衰退的困扰。
神甫主张祈祷是唯一可行之策：“灵魂充满淫亵的罪孽……必须在祈祷的滔滔水中冲洗灵魂，这还不够，必须忏悔。忏悔是一种很好的漂白水。有罪者一旦鄙视他们的罪孽，上帝就会帮助他们，恢复他们必要的欲念……”
村委会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人的状态很快殃及家畜，家畜开始衰微，不是喂养不好，而是世袭太久，对主人的性情特别敏感。当初，村民乐得进牲口棚，跟牲口友好地聊聊，自从那些诗人死后，他们就丢下这种乐趣，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牛生性敏感，很受伤，大批奶牛消瘦下去。马匹也伤了自尊心，变得暴躁，不听使唤，常踢伤人。
村官见此颓势，无可奈何，只好采纳性欲专家的建议，动用大笔经费，引进五十名巴黎人，有男有女，赋予他们杜塞纳公民的身份。他们年轻力壮，干惯重活，觉得杜塞纳比得上人间天堂，好似美不胜收的夏令营，一到就有了当地的配偶，无不欢天喜地，这就让村官产生了村子复活的幻想。巴黎人的效应持续了一个来星期，随后就变得沉闷不乐，眼睛开始发直，茫然望着虚空。
“从此，杜塞纳便沉入半睡眠状态。”头脑和感官终日都昏昏沉沉，整座摩天楼，唯见木头人族群：“他们靠着生活习惯”，勉勉强强完成每天的任务。这种半死不活的迟缓日子过了十年，便降到一种未开化的麻木状态。田地经营不善，收获大量减产；摩天楼内隔壁墙塌毁，堵塞楼道，天棚裂缝，窗户破损，风雨直入楼内，这一切都无人管理。
生活的环境越来越肮脏不堪，村民几乎沦落为家畜状态。男人都邋遢了，胡子拉碴，头发乱成一团草，生满寄生虫，破衣烂衫沾满食物的残渣。女人不再卖弄风情，丧失了廉耻的概念，出入就裸体。美妇已忘却美体何用，不以绰约多姿的裸体自豪，裸体的老妇也都毫无顾忌。
杜塞纳村呈现出独特的景象，摩天楼从上到下一片寂静。谁都懒得开口，即刻必办之事，也往往打个手势。夏天夜晚，男男女女全都裸体，混杂躺在大露台上，彼此无动于衷，谁也想不到向身边人索取什么，真是又清白又可悲，整个群体构成一种完全平等的悲哀。
生活环境恶化，意识越发冷漠，很快显露后果：大批人患病，乃至死亡，谁都漠不关心。失去亲人，连悲伤的意愿都没有，实在活够了，又缺乏足够的想象力自杀，临终时刻，既不悲伤，也不因解脱而快乐。再也没有新生儿补充死去的人，全村居民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也只有村官为此感到悲痛。
全村人患上了这种神秘的病症，为何村官独独得以幸免呢？只因他负有责任的念头挥之不去。他忠于职守，为杜塞纳村的前途忧心忡忡，盼望出现奇迹。他每天刮脸，穿得整整齐齐，始终保持仪容。夏天，他常在大露台上散步，在他亵秽不堪的同胞裸体中间穿行，一直窥伺会有什么意识醒来。
村官名叫路易，这个名字在故事中只出现一次，还是他当本堂神甫的兄弟叫他的：“路易，自从那些诗人死了之后，为什么你没有来忏悔呢？你就没有一点儿要自责的吗？……怎么，你以为上帝根本不会审判长官吗？
“神甫先生，您完全了解不会审判。做长官，必须抛弃一切，甚至他的天堂，以便保证他放牧的羊群安康。我就是这么做的，只为履行天主的话：‘带头的将是最后。’”
在罪孽中这种极度克制的隐忍态度，让神甫无比惊恐。这个场面发生在十年前，村官七十三岁了。现在，他这个八十三岁的老翁，仍然独自坚守岗位。包括村委会其他人在内，全村人都丧失了自我意识，他还坚守什么呢？或许他还记得少年诗人贝兰的豪言壮语吧。
当年村官是怎么想的，要害死所有诗人，却特意放过贝兰一马，这在小说中还是一个谜。莫非他出于职守的强烈责任感，对少年诗人“使命”的理念有所感应？不管怎样，他留下了诗歌这颗优异的种子，也给自己管理的村子留下一份希望。也许正是这份希望，始终在支撑着他等待奇迹的发生。
奇迹果然发生了。少年诗人贝兰曾经抛出铿锵有力的誓言：
“我鄙视荣耀，鄙视为荣耀的搏斗……但是，热衷于真理，也绝不会使我忽略，命运题赠给我的痛苦灵魂呼唤。”
青年诗人贝兰背井离乡十年，诗名大增，生活落魄，寄居多尔城十年后，骗过几个债主的警惕，溜出城，最终决心返回他的出生地，尽管心有余悸。难说这不是冥冥之中，他听见家乡痛苦灵魂的呼唤，想起自己尚未完成的“一种使命”。
奇迹往往是一种巧合，彼此都心存一念。于是，杜塞纳村摩天楼大露台上，出现十多年未见的场面：
到了大露台，贝兰陪同他的受害者（在摩天楼电梯里遇见的裸体美女，他见裸女一张木然的脸，天真到了完美的程度，忍不住做出了非礼的事）走了几步，然后告辞，优雅地吻了吻她的手。村官恰巧经过这里，看到吻手之举非常诧异，认为这种举止在杜塞纳早已忘记。他注意打量贝兰，很快认出来，见贝兰满脸绯红，情绪激动的样子，不难猜测这其中的缘故。要知道，直到垂老之年，他仍保持极大的鲜活想象力。他按捺不住喜悦，感到这件事的重大，不由得双臂举向天空，以颤抖的声音嚷道：
“贝兰……诗人贝兰！”
这一声呼叫，胜过他一生的忏悔。他和贝兰一样，都拒不忏悔，只为自己的执念：责任感和使命感，互不理解，接近终极时又似乎相通了。
这声呼叫吓跑了诗人，贝兰再也没有露面，但是使命已然完成。
老村官感叹：“他是个充满进取精神的人，他这种活样板儿，能够撼动男性的懒惰。我这可笑的惊呼，却把他人给吓跑了。”
人吓跑了，却留下希望的种子。老村官一眼就看出，裸女与贝兰发生了关系，肉体蕴含着未来的希望，便决意精心呵护，防止孕妇出任何意外。年轻女子随着胎儿生长，开始有了思想，爱美的意识苏醒，逐渐恢复正常人的行为。
一个春天的下午，她来到大露台，突然要生产了。村官拿着棍子驱赶产科室的几名职员。大夫宣告：“生个男孩儿。”经过仔细观察，他又说：“是个诗人。”发现新生儿有种爱的欲望，即纯粹诗歌的征象。孩子开始哇哇大叫，也显示一种与生俱来的节律。
这节律，犹如一阵颤栗，传遍躺着的人群周身。窃窃私语的声音，从大露台一端传到另一端，汇成了喧哗。一颗脑袋抬起来，接着上半身，不大一会儿，所有人都站起来了。一些男人，已经紧紧搂住女人了。叫喊、欢笑、呼唤、交谈的声响，一时比一时高涨……
村官大喜过望，看到了生命重生。
生命真的死了，就谈不上重生，照老话，那是托生、转生，但已非原来的生命体了。
参孙倚重超人的力量，丧失自我；而杜塞纳全体居民丧失自我意识，陷入痴呆麻木状态长达十年。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同样照老话来说，丧失自我就是掉了魂儿。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招魂、叫魂的传统，只因邪魔附体，真魂迷失了，要把魂儿招回来。
记得小时候，我受了惊吓，样子发呆，母亲就在我耳边，小声叫我小名，唤我回来，那是要招回我吓掉的魂儿。
我还记得报导的一件真事：恩爱的夫妻一方因意外事故而成为植物人，丈夫（或妻子）每天在伴侣耳边呼唤，坚持十余年，终于把人唤醒，恢复正常人生活。
因此，我欣然接受《田园曲》的这种结局。诗歌，是这世间唯一能自我做主的事情，显示出大爱的力量，能直达人心，驱除心魔，迎回真魂。
经典名著，无论诗歌还是其他体裁，无不是建立在人性和时间之上的文学作品，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和永恒的价值，除了愉悦并提振人的精神状态之外，还一代一代地唤醒人类。
埃梅的中短篇小说，以极大的篇幅构成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细看来，大多是人性扭曲的怪态，丧失自我意识的丑相，无异于一面面哈哈镜，让世人照照自我失态的形象。
人生于世的这个载体，无论内因作祟还是外界使然，或多或少，总要经历“失魂落魄”的时刻或时期，处于“六神无主”的状态，在阅读中，不知什么话语会拨动心弦，哪盏灯突然照亮心扉，于是在每次的重生中，人生就不断地丰富而升华。
二○一九年五月于北京花园村
李玉民，翻译家，现居北京。译有雨果、巴尔扎克、加缪、埃梅等人的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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