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少数人,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被家里供入大学。相比大多数人,我又是不幸的。
大多数的母亲都是无私的,都是善解人意的,都是孩子心灵的归宿,我的母亲一样都不沾。
我的生日,从来等不到母亲的电话,当我难过的时候,从来都是一个人默默的流泪。除了享受到母亲对我上学的支持,我很少能享受到母亲的温暖。
毕业之后留在城里,车子和房子离我都很遥远,结婚租房还要和房东讨价还价。
母亲不了解也不愿听我的诉说,以她理解,城里好挣钱,该花的和想花的钱绰绰有余。
我奋斗至今,都成为母亲虚荣的筹码,只可惜母亲高估了她对我的掌控,以及我对她的服从。
她哪里知道一个游子的艰辛,我时常想到毛姆的那句话——我用尽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我用半生再一次印证了毛姆的这句话。
母亲所有的无理要求我都只听一两分,为此,我们没少争吵,我满足不了她的期望,成为她辱骂的对象。我被威胁到单位来闹,我被拒之门外不让进门。
为了彼此的清静,我也很少回家,除了每月定期打钱给她之外,我们几乎无法沟通。
随着母亲身体越来越不好,少了以前的那种不讲道理,来电话更多的是诉苦,虽然听着生气,但是挂了电话总会心神不宁,想她一个人在家的种种不便,心里不由得难过。
我时常想,如果我不出来读书,也许我们没有这么多的矛盾,我也可以时常能照顾上她。
也时常假设,如果母亲再晚几年病倒,等孩子不需要我了,我就可以常回家照顾她。
所有这些都是假设,所以心里总是处在矛盾和煎熬中,有对母亲曾经的恨,有对母亲现在的愧。
这次,母亲来西安又做手术,我辞掉了加班,带着一种补偿母亲的心里去照顾母亲一天。
给母亲收拾东西的时候,母亲一一给我说她带来的行李,有五百多买来的“长骨头长肉”的药,还有一箱六百多吃了长精神的奶粉,我笑了,放在以前,也许会和她争执该不该花这些钱,吃了会不会对身体有坏处,现在,心情很平和,什么都不想争执,我打给母亲的钱本就由她支配,她怎么高兴就怎么花吧。
当我用我的肩膀支撑着她慢慢躺下,看着她安详的睡着,我把她想象成别人家的母亲,我想起别人家的母亲拥抱我时温暖的笑容,我也想带着那样的笑容好好拥抱母亲,或者被母亲那样拥抱一次。
当她睡醒,为她穿衣,扶她上厕所,再让她扶着我的肩膀起来,看着她那样的无助,我不再奢望别人家母亲的微笑,不管曾经,她是我的母亲,她现在需要我,她接受我的照顾,让我心里觉得踏实。
看着她带来的衣服都不合适,我出门扫了一辆自行车,去超市寻找母亲能穿的衣服。其实骑自行车,我很不在行,城市里生活了二十年,骑自行车的次数屈指可数,我害怕和汽车挤在一条道,也害怕和行人挤在一条道,那一天我却特别的自信。那种自信来自于母亲的需要。
我知道母亲的脾气,买什么都要成双,毛衣和裤子都买成双份。回来穿在身上,母亲穿着合身,都不让脱下来洗了再穿,母亲年轻的时候穿衣也很讲究,所以挑衣服挑鞋子都尽量满足母亲的喜好。看着她穿上满意,我心里是踏实的。
我走的时候,母亲要同我坐电梯到楼下,看着我走,我没同意,不想给保姆添负担。
也许是我变了,也许是母亲变了。总之,母亲对我的依赖抵消了她之前所有的糊涂,而我忙碌中抽出时间能照顾母亲,也让我这么多年矛盾的心里无比的踏实。
我的中年,母亲的晚年,依然坚持不盲从母亲,不抛弃母亲,虽然生活不易,天天奔波劳累,但也得顾及母亲,让母亲舒心,也是让自己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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