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金庸创办了一份小说杂志，《武侠与历史》。他的《飞狐外传》，古龙《绝代双骄》，先后连载于此。
后来，有一篇《明报》社评，说起自家兄弟：《明报》是大哥，《武侠与历史》杂志是二哥，《明报月刊》是三哥，……
“武侠与历史”之谓，很能见出金庸与高阳的异同。金庸记武侠，又渗透相当多的历史内容（例如《鹿鼎记》）；高阳述历史，则带有浓重的武侠色彩（例如《风尘三侠》）。
我在《金庸与古龙，我作如是观》一文中，违背了东坡居士“不用思量金(今）古，俯仰昔人非”的训诫，对金庸、古龙两位武侠大家妄加评骘，惹得“古迷”老大不高兴。自审对古龙先生绝无恶意，无奈当代武侠小说名家，金庸之后，仅见古龙，阅读二氏之书，心中完全不起比较之念，甚难。
一旦放宽视界，不拘囿于武侠小说范畴，坦白说，我认为古龙较金庸，在文学成就上，所差不止一个等级。文学造诣真正与金庸具可比性的，不是古龙，是古龙的酒友，高阳。
群众的眼睛，向来贼亮。多年以前人们已将金、高并举，“有华人处便有金庸的读者，有井水处总见高阳的小说”。
金庸、高阳，同龄人，大同乡。高阳1922年3月15日，生于浙江杭州横河桥，本名许晏骈。金庸1924年2月6日，生于浙江海宁，本名查良镛。海宁县在清代，归“杭州府”管辖，高、金二人都算杭州人。
1959年5月12日金庸创办《明报》，5月14日的《明报》上，就“有台湾作家高阳介绍名作家史得其人其事。”（张圭阳《金庸与<明报>》，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高阳《命中注定做傀儡的溥仪》谈到：
“清朝对士大夫及百姓，远胜明朝。所谓‘深仁厚泽’并非虚语。……洪杨事起，军需浩繁。而朝廷仍坚守康熙三十八年‘永不加赋’的祖训，是故洪杨平后，残破的农村得以迅速重建，与明朝末年情愿将田地送人的情况完全不能比。”（《大故事》页178）
金庸、高阳对满清一代，都有佳评。金庸肯定清朝前期，高阳则对晚清也颇认可。这，当然是他们掌握大量史实后作出的独立的价值判断（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满清的应对表现，很难令人满意。不过把中国衰落的屎盆子，全扣到满族人头上，并不公道），与他们的家世也不能无关。海宁查氏，在清朝前期尤其康熙朝盛极一时，雍正上台，便衰落了。横河桥许氏的辉煌期，正在晚清。高阳的高祖许乃钊咸丰年间出任江苏巡抚，帮办江南大营。许乃钊之兄许乃普（高阳称他“伯高祖”）是嘉庆庚辰榜眼，道光咸丰年间历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尚书。光绪初年的军机大臣许庚身，再早些入值南书房（正所谓“征奉南斋礼数崇”）的许寿彭，都是高阳的曾叔祖。
金庸对康熙的高度评价，恐怕多少也存在类似状况。金庸在海宁老宅的十几年岁月中，必有长辈，不断指点着殷殷告语，祠堂门上那副“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的对联、前厅以九条金龙作装饰的“敬业堂”、“澹远堂”的匾额，便是某某皇帝御笔。金庸看惯了匾额、对联，自然对这个与自己家族颇有渊源的“小玄子”大起亲近之感。此后金庸多读清代史料，了解了康熙的文治武功，更是钦佩，甚且会心生“与有荣焉”的感觉。如果金庸对康熙的基本评价原是九分，加上一份幼年便有的亲近感，最后的评价就可能是十分甚至十二分了。
王熙凤说她们家的孩子“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金庸、高阳世家子弟，于旧国繁华，虽未亲历，毕竟曾睹其余光。
土改之后，几乎所有的文化世家皆遭摧残，莫说“诗书传家”，生存且无保障。世家绝灭，二月河、唐浩明、熊召政辈，真真连猪跑也未得见，读书虽多，史实虽精，对明清之时代气氛、社会心理，已经隔膜的很了。
记得读二月河小说中雍亲王与宫女一段情节，哭笑不得。那幕场景，倒像是二月河“上山下乡”时可能看到的村干部强奸女知青。
这种情节，在金庸或高阳笔下，绝对不会出现【注】。
“康熙皱了眉头，一言不发的听完，沉思半晌，说道：‘小桂子，你好大胆！’韦小宝吓了一跳，忙道：‘奴才不敢。’……康熙道：‘更加胡闹了。吴应熊这人我见过两次，他精明能干，是个人才。他又不很年轻了，房里还少得了美貌的姬妾？怎会大胆狂妄，对公主无礼……’”
康熙再英明，也料不到他自己那个比吴应熊更“精明强干”“又不很年轻”“房里不少美貌姬妾”的第四子，到了二月河笔下居然“大胆狂妄”到对侍奉自己的宫女“无礼”。
金庸指出二月河的小说“在男女感情上面的描写比较粗糙一点”，话已经说得很客气了。
我看过的近世历史小说不算多，就中感觉，堪与高阳相比的作者，唯有项庄，也就是1964年倪匡代写《天龙》连载时帮忙把守“文字关”的董千里先生。读完董著《成吉思汗》，我很明白金庸临行为何要嘱托倪匡“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洁而有力，文字的组织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
《成吉思汗》一书，大气、浑成，如史如诗，乃如史诗。了不起！
《成吉思汗》的成功，如《射雕英雄》，亦从《蒙古秘史》得益甚多。
历史小说至高阳，正如武侠小说至金庸，已是巅峰，再不会有人超越了。不是没有才力卓绝之人，而是华夏的气脉、文脉已断，接不上了。
胡河清对金庸的认知，也完全适用于高阳：
“有着一个古老的名宦世家的血缘。他的情感体验,尤其具有一种饱经沧桑的家世感,‘接通’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处……有的评论者指责陈家洛对待乾隆‘太过软弱’，殊不知这种‘软弱’正表现了金庸对于中国传统人情的把握之精微……和曹雪芹一样,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都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这份“家世感”，是今天及以后的中国小说家不能具备的。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他读20世纪前半叶的小说如饮茅台，看20世纪后半叶的作品像喝二锅头。看看前、后半叶小说家们各自的家世、教养，便不难理解何以有如此差距。
“世卿世禄”的体制，在华夏消失甚早。上千年来，中国的平民与世家，可以相互转化，而非一成不变。每一个时代的平民子弟与世家子弟，既互争雄长，又彼此协力，如鸟之双翼，舟之两桨，乃有华夏文明的千年传承。如今一翅已折，一桨已断，文事上便唯剩朴野，不见高华了。
当代作家，写当代题材，还好些。写起了武侠或历史小说，便如瞎子摸象，不免隔膜。金庸倒是很赞赏二月河作品中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然而，明瞭某一时代的所有“历史细节”，不代表他有能力复现彼时的时代氛围、社会心理。可以成就一个优秀的历史学者，难能造就一个杰出的历史小说家。胡河清所言“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是今天的历史小说家所不能梦见的。
王跃文《国画》等当代题材小说，很不错。他与人合著的那本以晚清为背景的《龙票》，简直就没眼看了。《国画》胜在真实，《龙票》窳在失真。
我看冯小刚以往的贺岁片，很喜欢，蛮好玩。等到冯导拍历史剧、古装片《夜宴》，鄙人断乎不敢承教。我就纳了闷了，冯小刚了解古典中国，竟有几分？
王羲之《丧乱帖》有云“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20世纪后半叶，华夏文明遭遇荼毒之惨，亘古未有，真可谓“丧乱之极”，侥幸于台港海外，仍有一灯闪烁。
1972年，金庸完成《鹿鼎记》连载，从此封笔。1973年，高阳起笔写作《胡雪岩》。后者很能证实前者“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的揣想。韦小宝、胡雪岩、杜月笙类型的人物，在中国任何时代都不缺乏的，而且都活得——虽未必有小说中那样夸张——很好。
香港有金庸《鹿鼎记》，台湾则有高阳《胡雪岩全传》、章君榖《杜月笙传》，这三本书，虽不好说是“必读”，要没读过，总是很遗憾的事。
三书皆鸿篇巨制，过百万言。
巧合的是：三书均得一“庸”字，《鹿鼎》为金庸（查良镛）作品，胡雪岩名“光墉”，杜月笙名“杜镛”。
书中主人公韦小宝、胡雪岩、杜月笙三人亦颇有相似。他们都在黑白黄三道游刃有余，都是“通吃”各界的大人物。
小说《胡雪岩》的主人公，最常说的一句话，“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惭愧！这话是胡雪岩说的还是作者让他说的，我并不确知。我所确知的是：这话，实在是杜月笙杜老板的口头禅。
三人各自在自己的时代左右逢源风光无比，因为他们“讲义气”。
“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极少，但只要信奉，通常不敢违反。江湖上唯一重视的道德是义气。”（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
讲义气不算太难，难得的是将义气贯彻到底，且出乎自然，不落痕迹。韦、胡、杜在这方面的道行皆属超九段高手。前几年，梁羽生先生曾说起：“旧上海时代，青红帮自称‘侠门’，哥们讲义气就是‘侠’，杜月笙也讲‘侠’的。”
当然，区别还是有的。韦小宝从政，胡雪岩营商，杜月笙在帮。
没有一个伟人在其仆人眼里是伟大的。我们从小说看到的韦小宝，滑稽可笑，近乎丑角，这是因为金庸以无限贴近主人公的“全知角度”来讲述韦小宝故事。假如我们亲身在韦小宝手下当差办事，远远仰望，感受到的可能就只有他的英明神勇了。
“韦小宝自小在妓院中成长，妓院是最不注重道德的地方；后来进了皇宫，皇宫又是一个最不讲道德的地方。”（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
将妓院与宫廷并举，刻露出政治的肮脏。这不是金庸的专利，高阳《八大胡同》一书也有类似倾向。
1959年，《明报》创刊，第三天的报上，就刊载有高阳的文字。那时的高阳，尚未起笔写作历史小说。金庸与高阳的缘份，正复不浅。
高阳对金庸小说评价甚高，对金庸80年代后的政治转向则殊为不满。
金庸则称许高阳“是第一流的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在生时，和我是相当好的朋友，我明白他的个性和修养。”
金庸对高阳的小说，也曾直言其优缺点：
“高阳的描写非常细腻，文学的修养比较高，但是高阳的一个缺点是非常罗嗦。我跟他是好朋友，有时候跟他指出过这个问题，但是他说这是个性，改不了的。他不舍得放弃一部分东西，影响了他的小说的价值。他的个性不大容易集中。”
也有不少人批评过金庸本人的《天龙八部》太松散、“不集中”。陈世骧先生却认为：
“间有以《天龙八部》稍松散，而人物个性及情节太离奇为词者……弟亦笑语之曰，……读《天龙八部》必须不流读，牢记住楔子一章，就可见冤孽与超度都发挥尽致。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要供出这样一个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结构松散？……所谓离奇与松散，大概可叫做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罢。”
批评高阳小说“太罗嗦”，与指摘《天龙八部》“太松散”，道理都是对的，终嫌求全责备太甚。改掉了《天龙》“松散”的毛病，只怕便如陈世骧所言，再不能“写到尽致……供出这样一个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
鱼与熊掌，势难兼得。同理，太罗嗦、不集中，确是高阳小说短处，又何尝不是其所长？不罗嗦了，集中了，高阳作品的情节可能更紧张更刺激，但那种围炉夜话式的娓娓道来的谈话风，难以保持。
玛丽莲·梦露说的好：“如果你无法忍受我最坏的一面，你也无法得到我最好的一面。”
这道理，也正如《倚天》中小昭所唱，“日盈昃，月满亏蚀。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完体”。
自然，如天假以年，高阳且有雅兴与自觉，像金庸那样把旧作认真修改一遍，其作品价值当有较大提升。
【注】高阳《乾隆韵事》中，雍正为皇子时，也曾迫不及待地搞上了一个很丑的宫女，那是有特殊原因的（喝了鹿血等物，淫性勃发）。二月河所写，则无类似特殊原因。完全不一样的。
有人一面对着古代的“通俗”作品顶礼膜拜，一面蔑视否定现当代的一切通俗作品。
贵古贱今，也是人之常情。
网友以抬高钱钟书的方式来贬损金庸，可能是误以为钱先生这样的雅人，读的都是经典、杰作、名著。钱钟书本人是不是一定会对金庸小说不屑一顾呢？钱钟书确实没读过金庸小说，也不仅是金庸，晚年钱钟书也很少阅读同时代作家的书，晚辈作家的作品更是基本不看，未必是因为金庸作品的武侠形式而刻意去排斥它。而钱夫人杨绛说在钱钟书早年，“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
20世纪后半叶最受读者欢迎、作品最畅销的小说家无疑是金庸，前50年只能是张恨水。据钱钟书的堂妹夫劳陇回忆当年二人同在西南联大：“钱先生当时特别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春明外史》，我说没有，于是两人就一起去旧书摊找这本书。”钱钟书既然看得起张恨水“言情”，难道一定瞧不上金庸“武侠”？况且张恨水也曾写过武侠小说，算半个“武侠小说家”。几乎同时，陈寅恪先生也在读张恨水的书。1945年的陈寅恪视力已经不行了，要看书只能请人读来自己听，这种情况下，这位被郭沫若称为“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陈寅恪先生，选取精读的作品，居然也是“通俗作家”张恨水的小说！
国内有份《译林》月刊，既介绍西方古典名著与现代派作品，也刊出了大批通俗畅销小说。钱钟书给该刊编辑部写了封信，表示支持，他说：“畅销并不保证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是也并不表明作品的毫无文学价值。‘经典’或‘高级’的作品里有些是一度的畅销书。”
陈寅恪、钱钟书这样的大雅君子，真正的通人，反而不会因为一部作品的“通俗”或“畅销”而另眼相看，他们更看重作品本身的实际成就，不会光看它们出生的高雅或通俗而论断作品的价值高低。不仅在中国，《水浒传》这样的文学名著当初都是“闲书”，因为“通俗”所以“畅销”。就算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莫里哀，当他们分别完成自己最伟大的作品时，小说与戏剧在欧洲也完全不具备今日的正统地位，他们生前名气或许很大，但在当时的文坛及整个社会上不被看重。香港学者刘绍铭先生说得斩截有力：“中国没有一本伟大的小说不是通俗的，小说一词原意也是通俗的。西方小说的起源，也是走通俗的路子……水浒红楼变了经典，是我们‘追封’的结果。”
这似乎很古怪，其实很寻常，德国思想家利希滕贝格早在200多年前已经对类似现象有所解释：“最狂热地维护某一科学，不能忍受一丝一毫怀疑它的眼光的人，通常是在这一科学领域没有多少建树而且暗暗意识到自己的缺陷的人。”
钱钟书《论俗气》则谈到一种“求雅而得俗的矛盾现象”：“这种现象是起于不自然的装腔作势；俗人拼命学雅，结果还是俗。”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