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校正门出来左转，走去捷运站的路上，会经过一排木棉，抵达台湾的那天，我拖着行李箱，站在树下，仰头与它对望，层层叠叠的枝叶在风里舒展开来，像水波翻动，又像薄云，栖息在道路另一侧斜照过来的光和影里。树下的人于是忽然惊觉，有多久没见过木棉了呢？
高中之前，我还在广州，每日步行上学都要经过一条长巷，也是那样好几株的木棉连成一排，交错着自家院落伸出墙头的夹竹桃和鸡蛋花。而木棉大约是我最早能够辨认出来的植物，比凤凰木都还要更早一些，毕竟在这座濡湿的南方城市里，会在冬天花叶落尽的树木极为罕见。二三月间，兀自空疏的枝头还没长出叶子，先结出饱满鲜艳的蕾苞，等到开花时，花瓣大红色，茎叶分明，有种说不出来的气势，连最后落在地上也是清脆响亮毫不含糊，不像梅或桃，斜风细雨欲迎还拒。
印象中，春天开学恰好赶上落花的时节，若是好几个孩童在一起，看到落下的木棉花，是会抢的。战利品放入“饭兜”，再带回家给阿公阿婆晾晒煲汤。将木棉花作为食材，大约是岭南人演绎出来的独门食谱，广府四季温热潮湿，春季又更甚，中医拿木棉花入药，清凉祛湿，寻常人家的饮食日常里，将其与猪骨、薏仁一起熬煮成汤，热热喝下去，木棉花的香气化在汤里，倒是清淡鲜甜的一味，若是晒得久了，会隐隐透出一丝苦。因而每年三月间，广州城家家户户的阳台上都能看见成串的木棉，倒挂在树阴交错的暗影里，风吹日晒成暗郁的红褐色。
奶奶来到广州之后，在公园或菜场结识了许多广东婆婆，也同她们学会了煲汤。广州人实在太喜爱细煲慢炖，我每日傍晚回家，在那条被黄昏日光拉得安静又漫长的路上，可以听见四处靠窗灶台上汽锅”呼呼”喷气的闷响，汤汁“咕噜咕噜”在潮湿的空气中沸腾起来，隐然便有木棉熬煮之后的新鲜香气，走瓦越墙而来。
后来，我先去了上海念书，在西藏待了一段时日后，又来到台北。重新回到亚热带季风区之前，漂流各地的起居生活里，我再没见过木棉花开落的景象，称不上过分怀念或伤悲，因为我与广州，既不需担负“思乡”的沉重和煽情，便也少了一点缅怀的正当与适切。
我的父亲与母亲，在那个南方经济起飞的年代，辗转从湖南与湖北来到广州生活打拼，在此相遇，结婚，然后生下我，往后只在每年春节带我北上，与父亲湖南的亲戚故旧团聚。于童年和少年的我而言，那些返乡的行程，因为种种陌生与不适，而充满了迷幻之感。
那时候还没有高铁，父亲母亲常常带着我坐夜里九十点钟的火车，在车上睡一夜，第二天才到。那些夜晚，我躺在狭窄的卧铺床上睡不着，听着火车“哐当哐当”在茫茫夜幕中摇晃行进。韶关是火车中途停靠的大站，列车经过那时通常已是半夜，站台上的光投进来，还有摊贩推车叫卖，总有人在此上车，从车厢中间匆匆走过，也总有人在黑暗中喃喃自语：“过韶关了，过韶关了。”仿佛在安慰着黑暗中尚未入眠的人。因为过了韶关，便要离开广东，进入湖南了。
等第二天天亮，我睁开眼可看到窗外一片皑皑白雪覆盖着的房屋、山峦与田野，寒气从车窗外透进来。下车前母亲为我换上棉裤毛衣，围巾厚厚裹着，走出车厢，冰冷包围上来，呼吸之间，空中立时氤氲出一股温热蒸汽。
家乡亲人众多，远近的姐妹姑嫂不得不在与我交谈时切换语言，谨慎地为我准备少辣的食物，他们不时语带抱歉地问我能不能听懂，合不合口味。我点头强调自己可以，却也在种种祈使与疑问中感到，自己所习得的言语、个性、饮食乃至体征，都与这片湖湘之地缺乏足够的关联。
也许离家之人，才能深切感到乡情的意义，于安顿、于倾吐、于回归、于远行。第一年从上海回家，我问父亲，倘若别人问我来自哪里，究竟应该怎样回答。父亲说，当然是湖南。
然而我既没有使用方言的能力，不食辣，亦没有辨认地貌方位的本领，似乎太容易被看穿内在的牵强附会。至于广州，仿佛又因为血缘的一层疏远，而使一切与故乡有关的联想，变得大胆和冒昧，甚至于具有某种背叛的意味。
在那些行旅的途中，乡情的暧昧与无所安顿，遂成为一种朦胧的味觉，一种符号，一种寄托抒情的可能。
我住在新店溪旁边。
父亲爱听的苏芮的歌，小时候我也跟着听，有一首这样唱：“一样的月光，一样地照着新店溪；一样的冬天，一样地下着冰冷的雨。”我原以为那是一条山上的幽静溪流，未曾想到真正的新店溪竟有小河般的气势。
太阳下山前的傍晚，常常是河岸最热闹的时刻，有几次，我试着沿溪旁的步道骑脚踏车，到处是慢跑的人，骑车的人，遛狗和遛小孩的人，草地上野狗酣睡，一群少年玩飞盘或打棒球，一时间步道上还会塞车。只是，一旦入夜，人群恍若在一瞬间忽然散去，之后便是一片暗寂。有时我骑到差不多万华的位置，再掉头回来，天已经黑了，一路上人影疏离，只剩下夜灯和流水。
这倒与广州十分不同，珠江两岸的人们总是在晚饭后才阖家出动，精明的生意人在河边桥下架设起简陋的卡拉OK，一首歌几块钱，也有人唱有人旁观，空地处常有一群中年妇人聚在一起跳舞做操，间或还会遇到善心人买了一箱鱼虾在江边放生，被一群好奇的孩童团团围住，那喧哗的光影，总要到夜很深时，才渐次淡去。
至于长沙，我也还能回想被湘江分隔成的河东与河西，旧时江边还没筑起绿道公园，两岸是简陋的石砌堤防，小时候河水还很清，父亲和大伯有时会带我去橘子洲头游泳，那时我七八岁的年纪，江水极深，我便只能抱着泳圈泅在水里，久了，会有小鱼围上来轻轻啄我的手脚。
而被水与山层层包围的台北城，没有一条穿城的河，却被更富饶的水域环绕，于是河东河西、城南城北，被置换成台北与新北的环形格局，宛如一座岛中之岛。仿佛也因为如此，围绕在城市边缘的河流从来不是主角，没有繁喧的布景，没有辉煌的灯火，没有游船带来的歌舞升平，它们也都像我窗外的新店溪，安静，空旷，属于歌声，属于月色。
有了男友之后，周末有时和他一起回家吃饭，他家住在新庄，从学校骑机车去要经过淡水河。淡水河比新店溪更宽阔，也更有名一点，让人想起鱼丸汤，想起情人桥，想起周杰伦电影里青涩的少男少女。
从台大到新庄的路程，因为被河流阻绝，不能走直线，必须绕道北边过桥，想来真是漫长。来来回回这么多次，我从不认路，只知道要上下两次忠孝桥，一次到三重，再一次才到新庄。每次走在桥上，我都不免要感叹自己多喜欢淡水河的夜景。后来，我把它写进一篇小说里，故事中女孩刚刚流产了她的孩子，在回程的路上，看见远处灯火照在淡水河上，一圈一圈紫红色的波纹浮在水面，灯火星星点点，像一座安静辉煌的星空，再过去是没有尽头的暗夜，幽暗苍茫，河水便仿佛要流到天上去。
那一段，我非常喜欢，只是故事终究没有写完，就像我的许多未完成的小说，因为没有想好如何安顿那些人物的命运，便让它们继续保留着空白，等待完成的因缘。
我有时候会想，河流是否也承继着一座城市的性格，又或是影响着一座城市的性格，谁决定谁，或许很难分得清楚。这些河水历经千转百回，最终都要汇入同一片海洋，却不知道它们在回旋的洋流中相遇时，是不是也会自报名号，宣称来自哪条水域，像人与人，城市与城市，国家与国家，族群与族群，彼此界限分明，严阵以待。
在台北，我时常依凭植物辨认时序，像与一个朋友会面，借此便可以于他乡水土中，得到护佑。
梅花，大约有香自苦寒来的寓意，然而腊梅，于台湾而言，是外来的植物，与本土的梅其实不是同一个物种，陶弘景记载腊梅原植于汉中山谷，后来逐渐蔓延至襄汉川蜀，江湖淮岭。腊梅喜寒，热带岛屿难以种植，只分布在台湾的高山，城市里倒是极少见的。然而既生了根，便也那般自然地在山岭原野代代繁衍下去。
有一次，男友说起他的祖父，是来台的老兵，祖籍湖北，在原乡有过妻儿，数十年音讯隔绝，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两岸重新开放，才又重新联络上，彼时祖父已在台湾有了另一个家庭，终于在去世前的最后几年，让两家人得以往还相见。
相隔那样漫长的时空，于后来人回首，又像是十分轻易似的。
我好奇问他，那样的两家相见究竟是怎样一种心情。他摇头说，那时候还太小，也听不懂祖父的一口湖北方言，等他长大，祖父已经离世，当年有过何种心绪，也再难以索解。我揣想或是像《暗恋》里面江滨柳含情脉脉说：“你送的围巾，天凉了我就会披在身上。”又觉得不会是那样的煽情，而只是云之凡轻轻淡淡的一句：“你的身体，还好吧？”然而台湾似乎有太多这样的故事，听得现代人都疲乏了。唯有歌谣里还留着那样的词句：“梦中大雪，白了一座山，醒来枕畔雨潺潺。”
男友继承了祖父的湖北籍贯，但那片荆楚之地对他来说，已然是身份证上一个可以最轻易忽略的栏位，因为过于遥远，而失去了意义。他出生在台北，小时候住在彰化，爷爷奶奶生活在高雄，籍贯则是湖北，不会讲台语，讲国语又被以为是马来西亚口音。他说不清楚自己是哪里人，便只取自己最喜欢的城市，因而可以随时更改，仿佛哪里都是故乡，又仿佛哪里都是局外。
一代人的战争、离乱与迁徙，在另一代人身上化作一种无乡之愁，既没有悲情之姿，也没有沉重的启示，像岩井俊二电影里那些飞翔的少年，无所挂碍，无所留恋，不知道忧愁从哪里来，又要在何处安顿。
台湾与广州气候相似，然而因为时地的不同，在看待植物时便也有了不同的轻重，分列罗斯福路两侧的木棉，远没有台大校园里的杜鹃与流苏声名显赫，春天来到校园里赏花的游人汹涌，为着避走人潮，我经常走到温州街，巷弄里的山樱和鱼木，是广州所少见的植株，它们相隔一个街口，在暮春四月开花，绯红与金黄的花朵长满枝头时，便成为一种安稳妥帖的街景，仿佛丝毫不在意来往行人如何低头走过，又如何惯于忘却。
返回宿舍的途中，我总还是要经过那一排木棉，春天碗大的花朵落在地上无人捡，初夏时节也没有崩裂而出的棉絮，漫天飞舞供孩童追逐。但每天我走过它们，仿佛还能闻到灶台锅碗里的木棉香气，越过山水万重，扑面而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