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校正门出来左转,走去捷运站的路上,会经过一排木棉,抵达台湾的那天,我拖着行李箱,站在树下,仰头与它对望,层层叠叠的枝叶在风里舒展开来,像水波翻动,又像薄云,栖息在道路另一侧斜照过来的光和影里。树下的人于是忽然惊觉,有多久没见过木棉了呢?
高中之前,我还在广州,每日步行上学都要经过一条长巷,也是那样好几株的木棉连成一排,交错着自家院落伸出墙头的夹竹桃和鸡蛋花。而木棉大约是我最早能够辨认出来的植物,比凤凰木都还要更早一些,毕竟在这座濡湿的南方城市里,会在冬天花叶落尽的树木极为罕见。二三月间,兀自空疏的枝头还没长出叶子,先结出饱满鲜艳的蕾苞,等到开花时,花瓣大红色,茎叶分明,有种说不出来的气势,连最后落在地上也是清脆响亮毫不含糊,不像梅或桃,斜风细雨欲迎还拒。
印象中,春天开学恰好赶上落花的时节,若是好几个孩童在一起,看到落下的木棉花,是会抢的。战利品放入“饭兜”,再带回家给阿公阿婆晾晒煲汤。将木棉花作为食材,大约是岭南人演绎出来的独门食谱,广府四季温热潮湿,春季又更甚,中医拿木棉花入药,清凉祛湿,寻常人家的饮食日常里,将其与猪骨、薏仁一起熬煮成汤,热热喝下去,木棉花的香气化在汤里,倒是清淡鲜甜的一味,若是晒得久了,会隐隐透出一丝苦。因而每年三月间,广州城家家户户的阳台上都能看见成串的木棉,倒挂在树阴交错的暗影里,风吹日晒成暗郁的红褐色。
奶奶来到广州之后,在公园或菜场结识了许多广东婆婆,也同她们学会了煲汤。广州人实在太喜爱细煲慢炖,我每日傍晚回家,在那条被黄昏日光拉得安静又漫长的路上,可以听见四处靠窗灶台上汽锅”呼呼”喷气的闷响,汤汁“咕噜咕噜”在潮湿的空气中沸腾起来,隐然便有木棉熬煮之后的新鲜香气,走瓦越墙而来。
后来,我先去了上海念书,在西藏待了一段时日后,又来到台北。重新回到亚热带季风区之前,漂流各地的起居生活里,我再没见过木棉花开落的景象,称不上过分怀念或伤悲,因为我与广州,既不需担负“思乡”的沉重和煽情,便也少了一点缅怀的正当与适切。
我的父亲与母亲,在那个南方经济起飞的年代,辗转从湖南与湖北来到广州生活打拼,在此相遇,结婚,然后生下我,往后只在每年春节带我北上,与父亲湖南的亲戚故旧团聚。于童年和少年的我而言,那些返乡的行程,因为种种陌生与不适,而充满了迷幻之感。
那时候还没有高铁,父亲母亲常常带着我坐夜里九十点钟的火车,在车上睡一夜,第二天才到。那些夜晚,我躺在狭窄的卧铺床上睡不着,听着火车“哐当哐当”在茫茫夜幕中摇晃行进。韶关是火车中途停靠的大站,列车经过那时通常已是半夜,站台上的光投进来,还有摊贩推车叫卖,总有人在此上车,从车厢中间匆匆走过,也总有人在黑暗中喃喃自语:“过韶关了,过韶关了。”仿佛在安慰着黑暗中尚未入眠的人。因为过了韶关,便要离开广东,进入湖南了。
等第二天天亮,我睁开眼可看到窗外一片皑皑白雪覆盖着的房屋、山峦与田野,寒气从车窗外透进来。下车前母亲为我换上棉裤毛衣,围巾厚厚裹着,走出车厢,冰冷包围上来,呼吸之间,空中立时氤氲出一股温热蒸汽。
家乡亲人众多,远近的姐妹姑嫂不得不在与我交谈时切换语言,谨慎地为我准备少辣的食物,他们不时语带抱歉地问我能不能听懂,合不合口味。我点头强调自己可以,却也在种种祈使与疑问中感到,自己所习得的言语、个性、饮食乃至体征,都与这片湖湘之地缺乏足够的关联。
也许离家之人,才能深切感到乡情的意义,于安顿、于倾吐、于回归、于远行。第一年从上海回家,我问父亲,倘若别人问我来自哪里,究竟应该怎样回答。父亲说,当然是湖南。
然而我既没有使用方言的能力,不食辣,亦没有辨认地貌方位的本领,似乎太容易被看穿内在的牵强附会。至于广州,仿佛又因为血缘的一层疏远,而使一切与故乡有关的联想,变得大胆和冒昧,甚至于具有某种背叛的意味。
在那些行旅的途中,乡情的暧昧与无所安顿,遂成为一种朦胧的味觉,一种符号,一种寄托抒情的可能。
我住在新店溪旁边。
父亲爱听的苏芮的歌,小时候我也跟着听,有一首这样唱:“一样的月光,一样地照着新店溪;一样的冬天,一样地下着冰冷的雨。”我原以为那是一条山上的幽静溪流,未曾想到真正的新店溪竟有小河般的气势。
太阳下山前的傍晚,常常是河岸最热闹的时刻,有几次,我试着沿溪旁的步道骑脚踏车,到处是慢跑的人,骑车的人,遛狗和遛小孩的人,草地上野狗酣睡,一群少年玩飞盘或打棒球,一时间步道上还会塞车。只是,一旦入夜,人群恍若在一瞬间忽然散去,之后便是一片暗寂。有时我骑到差不多万华的位置,再掉头回来,天已经黑了,一路上人影疏离,只剩下夜灯和流水。
这倒与广州十分不同,珠江两岸的人们总是在晚饭后才阖家出动,精明的生意人在河边桥下架设起简陋的卡拉OK,一首歌几块钱,也有人唱有人旁观,空地处常有一群中年妇人聚在一起跳舞做操,间或还会遇到善心人买了一箱鱼虾在江边放生,被一群好奇的孩童团团围住,那喧哗的光影,总要到夜很深时,才渐次淡去。
至于长沙,我也还能回想被湘江分隔成的河东与河西,旧时江边还没筑起绿道公园,两岸是简陋的石砌堤防,小时候河水还很清,父亲和大伯有时会带我去橘子洲头游泳,那时我七八岁的年纪,江水极深,我便只能抱着泳圈泅在水里,久了,会有小鱼围上来轻轻啄我的手脚。
而被水与山层层包围的台北城,没有一条穿城的河,却被更富饶的水域环绕,于是河东河西、城南城北,被置换成台北与新北的环形格局,宛如一座岛中之岛。仿佛也因为如此,围绕在城市边缘的河流从来不是主角,没有繁喧的布景,没有辉煌的灯火,没有游船带来的歌舞升平,它们也都像我窗外的新店溪,安静,空旷,属于歌声,属于月色。
有了男友之后,周末有时和他一起回家吃饭,他家住在新庄,从学校骑机车去要经过淡水河。淡水河比新店溪更宽阔,也更有名一点,让人想起鱼丸汤,想起情人桥,想起周杰伦电影里青涩的少男少女。
从台大到新庄的路程,因为被河流阻绝,不能走直线,必须绕道北边过桥,想来真是漫长。来来回回这么多次,我从不认路,只知道要上下两次忠孝桥,一次到三重,再一次才到新庄。每次走在桥上,我都不免要感叹自己多喜欢淡水河的夜景。后来,我把它写进一篇小说里,故事中女孩刚刚流产了她的孩子,在回程的路上,看见远处灯火照在淡水河上,一圈一圈紫红色的波纹浮在水面,灯火星星点点,像一座安静辉煌的星空,再过去是没有尽头的暗夜,幽暗苍茫,河水便仿佛要流到天上去。
那一段,我非常喜欢,只是故事终究没有写完,就像我的许多未完成的小说,因为没有想好如何安顿那些人物的命运,便让它们继续保留着空白,等待完成的因缘。
我有时候会想,河流是否也承继着一座城市的性格,又或是影响着一座城市的性格,谁决定谁,或许很难分得清楚。这些河水历经千转百回,最终都要汇入同一片海洋,却不知道它们在回旋的洋流中相遇时,是不是也会自报名号,宣称来自哪条水域,像人与人,城市与城市,国家与国家,族群与族群,彼此界限分明,严阵以待。
在台北,我时常依凭植物辨认时序,像与一个朋友会面,借此便可以于他乡水土中,得到护佑。
梅花,大约有香自苦寒来的寓意,然而腊梅,于台湾而言,是外来的植物,与本土的梅其实不是同一个物种,陶弘景记载腊梅原植于汉中山谷,后来逐渐蔓延至襄汉川蜀,江湖淮岭。腊梅喜寒,热带岛屿难以种植,只分布在台湾的高山,城市里倒是极少见的。然而既生了根,便也那般自然地在山岭原野代代繁衍下去。
有一次,男友说起他的祖父,是来台的老兵,祖籍湖北,在原乡有过妻儿,数十年音讯隔绝,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两岸重新开放,才又重新联络上,彼时祖父已在台湾有了另一个家庭,终于在去世前的最后几年,让两家人得以往还相见。
相隔那样漫长的时空,于后来人回首,又像是十分轻易似的。
我好奇问他,那样的两家相见究竟是怎样一种心情。他摇头说,那时候还太小,也听不懂祖父的一口湖北方言,等他长大,祖父已经离世,当年有过何种心绪,也再难以索解。我揣想或是像《暗恋》里面江滨柳含情脉脉说:“你送的围巾,天凉了我就会披在身上。”又觉得不会是那样的煽情,而只是云之凡轻轻淡淡的一句:“你的身体,还好吧?”然而台湾似乎有太多这样的故事,听得现代人都疲乏了。唯有歌谣里还留着那样的词句:“梦中大雪,白了一座山,醒来枕畔雨潺潺。”
男友继承了祖父的湖北籍贯,但那片荆楚之地对他来说,已然是身份证上一个可以最轻易忽略的栏位,因为过于遥远,而失去了意义。他出生在台北,小时候住在彰化,爷爷奶奶生活在高雄,籍贯则是湖北,不会讲台语,讲国语又被以为是马来西亚口音。他说不清楚自己是哪里人,便只取自己最喜欢的城市,因而可以随时更改,仿佛哪里都是故乡,又仿佛哪里都是局外。
一代人的战争、离乱与迁徙,在另一代人身上化作一种无乡之愁,既没有悲情之姿,也没有沉重的启示,像岩井俊二电影里那些飞翔的少年,无所挂碍,无所留恋,不知道忧愁从哪里来,又要在何处安顿。
台湾与广州气候相似,然而因为时地的不同,在看待植物时便也有了不同的轻重,分列罗斯福路两侧的木棉,远没有台大校园里的杜鹃与流苏声名显赫,春天来到校园里赏花的游人汹涌,为着避走人潮,我经常走到温州街,巷弄里的山樱和鱼木,是广州所少见的植株,它们相隔一个街口,在暮春四月开花,绯红与金黄的花朵长满枝头时,便成为一种安稳妥帖的街景,仿佛丝毫不在意来往行人如何低头走过,又如何惯于忘却。
返回宿舍的途中,我总还是要经过那一排木棉,春天碗大的花朵落在地上无人捡,初夏时节也没有崩裂而出的棉絮,漫天飞舞供孩童追逐。但每天我走过它们,仿佛还能闻到灶台锅碗里的木棉香气,越过山水万重,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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