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邦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工作，对《周易》的研究既深且广，从哲学易、管理易、人文易、政治易、科学易等方面，充分展示了易学的魅力与精髓，特别是对易经术数思想情有独钟，著述颇丰。下面从其诸多论述中，选出有关易学的部分，从《周易》的辩证思维开始，直到晚年提出的“暮年心论”，提纲挈领地进行梳理，难以涓滴不漏，求证于方家，作为对唐教授的深情追忆。
唐教授认为，对《周易》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从来就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注重不同的侧面。把《周易》分成《易经》和《周易大传》两大部分加以分别研究，肯定二者虽有思想渊源关系，却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这一原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因此，唐教授也分别论述《易经》《易传》的辩证思维。
（一）《易经》卦爻辞中的辩证思维
在对《易经》卦爻辞中的思想作探讨时，唐教授认为，《易经》一书，是以六十四卦构造成的占筮思想体系，由于史巫在编纂《易经》的时候，不只取材于积累的卜筮资料，也大量取材于日常生活经验和生产知识。这一部分爻辞，无疑具有一定合理成分。对于这些爻辞，可以而且应当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把它放到所产生的历史条件下去加以分析。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原则。首先，防止把古代思想现代化的倾向，力戒把卦爻辞所没有的思想强加于它，或者把属于萌芽状态的东西任意拔高，把幼苗夸张为大树；其次，不应由于要避免现代化，就拒绝对古代思想资料做应有的理论分析，以揭示其固有的含义；同时，也不能由于我们不赞成以传解经，就拒绝把《易传》和历代思想家在解经过程中的合理思想展示出来，以资借鉴。这是唐教授在解析《易经》卦爻辞中的辩证思维时所持的研究态度。
唐教授总结了《易经》中的辩证思想，主要有：对偶卦组卦象中显示的对立统一思想；关于事物变化发展的思想；事物总会向反面转化的思想；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思想；发挥主观努力促成事物变化的思想。
《易经》中的思想资料足以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科学思维的萌芽，早在三千年前已十分丰富，它比古希腊留下的哲人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资料，不但毫不逊色，而且更为丰富。
（二）《易传》的辩证法思想
对于《易传》的研究，一开篇唐教授就阐明：《易传》非一人一时所作，这是当前学术界所公认的结论。这十篇阐述易理的文章，在先秦思想典籍中自成体系，大体上反映了战国中后期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它在我国古代理性思维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易传》名义上是解释《易经》思想的，实际上两者反映的是不同历史时代、不同阶级的世界观。《易传》赋予《易经》以许多非固有的思想，如所谓河图洛书之说、太极观念、大衍之数等。但它却借用了《易经》的占筮思想构架，构建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阐述了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道器理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絪緼化生”学说，“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的矛盾思想等。《易传》思想体系包含了相当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为许多辩证法思想家所重视。
《易传》明确地肯定事物这种一阴一阳两种力量或因素既统一又对立乃是事物变化“日新”“生生”不已的内在根据，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是在于万物内部的动因。在古代，这是一个异常光辉的思想。而且，《易传》的作者看到了事物之中对立面的统一，同时也看到了对立面的斗争，对立的双方既统一又斗争、既联结又排斥的二重性，着重观察分析了事物发展中“物极必反”的矛盾转化现象。但是，尽管《易传》肯定事物的矛盾双方可以相互转化，但认为最佳局面是“保合太和”，阴阳双方和谐统一，事物在稳定和平环境里发展。告诫人们要“动静不失其时”“见几而作”，要求人们处事待人要善于观察动向，看准兆头，把握最有利的时机，采取果敢行动。
基于这些认识，唐教授对《易传》中的辩证法思想，总结有“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的宇宙发展观；“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的变化内因论；“穷上反下”“革故、鼎新”的矛盾转化思想；崇尚“正中”、注重“太和”的中和之道；“见几而作”“与时偕行”的主体能动性思想；《易传》的形而上学归宿。
唐教授自童年时代，就接触到《周易》并产生了兴趣。后来进入北京大学，听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朱伯崑等学术泰斗讲的中国哲学史课程，真正了解《周易》是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包含着相当深刻的哲学智慧。
自1984年5月，在武昌东湖之滨举行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后，国内外逐步掀起了“周易热”。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唐教授认为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值得深思，因此于1994年，专门作文表达自己的《周易》价值观。
唐教授认为《周易》是东方文化之奇葩，是世界文化史上一部结构奇特的“天书”。《易经》的结构，由晦涩的文字和阴爻、阳爻两个基本符号依不同次序组合而成，八卦（经卦）由三个爻组成，而六十四卦（别卦）由六爻组成，经卦、别卦各自成为独立的系统结构，六爻之间存在贞悔、三才、比应、承乘、互体、旁通等关系，是一精密的网络结构。
《周易》提出一幅奇特的宇宙演化图示，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一宇宙演化论，立论恢宏，思虑玄妙，基本上奠定东方哲学思维模式的基础，影响极为深远。《周易》建立天地人“三才”统一的宇宙观，主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三才之道的统一，涵盖了宇宙的阴阳消长，万物的刚柔变化，人生的道德准则，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三千多年来，“《易》乃大道之源”，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并已得到当今国际易学同仁的认可。其价值主要体现在：
（一）《周易》是精湛的“宇宙代数学”。《周易》蕴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包含着“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的宇宙发展观；“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的变化内因论；“革故鼎新”“物极必反”的矛盾转化思想；以及“保合太和乃利贞”的中和思想等。
（二）《周易》是打开宇宙迷宫之门的金钥匙。《周易》思想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17世纪以前，中国的不少科学技术创造，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对于这一现象，爱因斯坦深感“惊奇”，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古代科学家们自幼受到《周易》思想的哺乳，掌握了《周易》所提供的、与西方不同的哲学理论，特别是象数思维方法。
（三）《周易》是古代经邦济世的宝典。《周易》一直被列为群经之首，它作为一部哲学典籍，有一个重大特点，即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将“正德、利用、厚生”奉为价值取向标准。社会政治思想，坚持“崇德广业”的原则、坚持“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强调治理社会必须“隆礼重法”、阐扬“自强不息”的奋发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惧以终始”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的创新思想、“厚下安宅”的社会管理原则，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社会革新家。
（四）《周易》是上古巫史文化的“百科全书”。《周易》古经，是上古巫史文化的遗存，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纪念品。它最初是一占卜之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它是殷周之际一批巫师和史官，根据逐年累积的占筮资料，予以筛选，加上当时巫史掌握的一些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民歌民谣、哲理格言，混合组编而成。故其中包含的知识十分广泛，涉及天文、气象、山川、草木、鸟兽，历史知识、哲理格言，生产经验，民歌民谣等。记录有关于自然现象、自然规律，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古代战争，关于农业、畜牧、商业、交通的知识，历史事件，古代婚姻习俗、祭祀、占卜等。
（五）《周易》是中国神秘文化的思想基础。神秘文化，是古代数术的组成部分。所有风角、九宫、太乙、奇门遁甲、六壬、易占、堪舆、阵图等，未有不与《周易》太极、阴阳、五行、河图、洛书相攀附的。易学对数术的影响大体有三个方面，首先，为之提供“一阴一阳之谓道”、天道地道人道相统一的宇宙观；其次，提供河图、洛书、太极图、先天八卦、后天八卦等象数思维模式；再次，为之提供一套可以利用的范畴、概念，如太极、阴阳、八卦、九宫、卦气、纳甲、爻辰、大衍之数、天地之数等。如果没有代表封建社会官方哲学的《周易》思想为指导，神秘文化就难以建立一套具有神秘诱惑力的思想体系和实际操作程序。
（六）《周易》可以为新时代国际关系的处理提供理论指导。唐教授还认为，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间矛盾百出，改善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任务迫在眉睫。《易经》和《易传》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贵经典，对于开拓21世纪新思想，无疑有着借鉴意义。在《〈周易〉与21世纪》一文中，唐教授说，不少西方有识之士把眼光转向东方，注目传统文化，期望从中找到涤荡污浊世界的清泉，这就是世人公认的儒学，而《周易》是儒门的经世宝典，古人重视《周易》，一是当作哲学教材，利用其精深哲理，锻炼理论思维能力。二是当作政治教材，从中汲取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以之治国安邦、发展经济文化。
《周易》的崇高思想是“天下和平”，就国家民族来说，发展道理不一，是谓“殊途”，但均可相处于世界大家庭。世界本是相反相成，多元统一的；《周易》的经世箴言是“崇德广业”，日新、生生，是宇宙万物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无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是不断新旧相续，除旧布新，不断前进的；《周易》的革新原则是“顺天应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唯变所适”，变通的实质在顺应时代潮流，一切以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为准绳，适应人民群众的意愿，合乎人群之需要；《周易》的处世之道是“自强、善世”，人人公平正直，相亲相爱，团结互助，热爱社会，天下和平的理想，将实现于人间。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蓝图，正是《周易》“天人合一”的追求。
对此，唐教授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介绍：
（一）周易象数对古代科学发展的影响。唐教授认为，《周易》这部古代哲学著作，它所阐述的宇宙变化理论和象数思维模式，数千年来对锻炼古代思想家、科学家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起过重要作用。许多思想家、科学家在易学思想教养下成长；不少发明创造，同易学思想都有密切联系。
易学象数作为一种逻辑思维工具，不妨称为易学逻辑。《淮南子》谓“清明条达，《易》之义也”，利用象数模式的确有“清明条达”的思维效果。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可帮助人们整理杂乱的感觉经验，使之条理化、图式化；利用各种图式结构，把人们观察实验得来的关于事物发展的节律、周期、对称、平衡、相互制约等情景加以规划，某些图式，甚至可以帮助人们进行预测。
（二）天文借象数显示星移斗转周期，地理借象数标志分野坐标系统。易学象数从仰观俯察而来，为天文、地理所借用，是很自然的。汉代，《周易》被定为官方教材，太学立有博士专门传授，易学象数知识，十分普及。用象数模式概括天文知识，成为自然的学术倾向。著名经学家郑玄用易学象数纳十二地支和二十八宿，创立“爻辰说”。古人认为，星移斗转的次序节律，可用地支标志，而其运转的原因，却不足以说明。配上乾坤二卦，方能说明星移斗转是由于乾坤之间阴阳二气的对立、转化，即两种相反势力交互作用的结果，把宇宙间一切变化，看作太极这一宇宙本体内在矛盾运动的表现。
（三）历法、物候借象数描述阴阳变化节律。汉代象数家，将古代长期积累的历法知识，纳入易学象数体系。选用周易十二卦卦象，象征十二个月阴阳寒暑的消长。绘制成圆图，则子午为经，卯酉为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正当东南西北四方，卦象描绘了四季变化的三个特征：阴阳消长呈正弦曲线变化过程、四季寒暑变迁有节律、昼夜长短有节度。《灵枢经》利用洛书与八卦象数创立“九宫八风”之说，同样为人们顺应时气提供了方便。其说将四立、二至、二分配以洛书九宫。象数家还借用十二消息卦描述七十二侯的周期。十二卦七十二爻，每爻主一侯。
（四）中医、气功借象数总括天人统一节度。唐教授对中医理论和道家养生研究颇深。他说：医易相同，故医学同象数关系特别密切。中医学强调天人统一，把人同大自然的一切变化，看作相互制约的整体。不只五脏六腑、百脉经络是一有机统一体，人体同自然变化节律亦息息相通。中医五运六气学说，对这一思想作了具体阐述。
中医学把易学象数引入针灸原理，建立“灵龟八法”，又称“奇经纳卦法”，将奇经八脉的八个穴位，纳入洛书九宫数。结合《灵枢·九宫八风》所揭示的八风原理，按日时间穴治病。还有“飞腾八法”，是以奇经八脉的八穴，按干支时辰开穴治病。它与“灵龟八法”不同之处，在于不用天干地支基数，直接逢时开穴。这些方法便于概括已有医疗经验。
有两千多年发展史的中国气功术，更用易学象数总结其经验。《周易参同契》以大宇宙喻人身小宇宙，独以阴阳精气，释一切造化之机；以坎离喻日月，释人体心肾、水火之升降离合。引易学象数，论述鼎炉、炉火、铅汞、进火退符、龙虎交媾、沐浴等造化之机。阐明炼内丹的关键在于人体小宇宙须同大宇宙运动变化的节律一致，运用十二消息卦正可表述四季阴阳变化，比喻身中周天火候。
（五）易学象数同古代数学关系密切。对比东西方科技的发展，唐教授认为，任何民族要发展科学技术，都不能不研究象数。中国人在没有获得三角、几何等西方数学知识之前，仍然解开了许多宇宙之谜，在科学技术领域，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易学象数在古代数学领域所起的作用，大体说来有两方面。其一，古代科学技术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取得了丰富的数据，通过象数媒介，对这些经验、数据作了一定程度的概括、提炼，使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经验系统化，规范化，日趋科学化。其二，易学象数为古代科学家们提供了某些思维模式，科学家在这种“宇宙代数学”或科学“助产术”的启发和诱导下，由此及彼，由个别到一般，作出某些创造性的联想或假设，从而促成了某些天才的发现。
唐教授例举了朱载堉、徐光启和方以智这三位我国著名科学家、思想家，曾经大胆设想通过改造传统象数方法而通向近代科学的殿堂。如科学家方以智发挥朱、徐思想，明确声称自己的宗旨有二：1，借远西为问郯，即虚心向西方学者学习，吸取西方科学的优秀成果；2，以邵蔡为嚆矢，即利用北宋学者邵康节、蔡元定所阐发的易学象数。
清代的易学家焦循力图引用数学于象数，建立一套中国数理哲学，亦包含了改造传统思维方法的苦心。总之，古代象数中的合理内容，有待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们共同剖判；弄清易学象数同古代科学的关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才可能写得更加符合历史实际。
长江易学，是我国长江流域古今易学著作、易学思想的总称。在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策划及国学大师季羡林任文库总主编的情况下，唐教授约汪学群合作编撰了《易学与长江文化》一书。
在该书中，唐教授以历史发展为中轴线，划分四个时期，以勾勒长江易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两汉至隋唐，是长江易学发展的早期。两汉易学象数兴盛，热衷于阴阳灾变；魏王弼扫象言理，开创易学义理学派。这一时期，引《老》解《易》的道教易学和援《易》入佛的佛教易学，已初露头角。
宋元时期，长江易学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不同易学思想体系异彩纷呈。义理易学居主导地位，象数易学亦相当发达。
清代，长江易学经历巨大变革，进入跨时代的社会转型期。明清之际的一批卓越易学家，力图清算宋易流弊，把易学引入经邦济世、推进科技发展的道路。乾嘉时期的易学家走向独尊汉易的极端。
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长江易学进入由古代向近现代的转型期。“五四”以后，易学发展大体有四大创新：人文易学，蔚然兴盛；科学易学，破块启蒙；考据易学，大为行时；古史易学派，卓然兴起。以上易学新思潮的兴起，宣告了《周易》经学研究传统的终结，预示了以主义马克思为指导的新易学的来临，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并指出，长江易学从来没有脱离中国易学发展的大道，但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作出了独特贡献，约有四端：
第一，营建了易学新体系，开拓了研《易》的新思路，探索了释《易》的新方法。杨雄的《太玄》，乃是易非易的仿《易》之作，对尔后邵雍、卫元嵩、司马光等人踵踵事增华的仿易之作大有启迪。明代来知德创立“唯象”易学新思路，当时称为“绝学” 。清代数学家焦循，以数理解《易》，创立前无古人的数理易学；近代易学怪杰杭辛斋，熔哲学、科学、宗教与易学为一炉，开现代科学易的先河。
第二，长江易学借易理发展传统哲学思想，营建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改进思维方法。宋明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推崇《周易》说：“上古之书，莫尊于《易》”。创建易学新体系，作为其理学思想之核心。明清之际卓越易学家王船山，发展哲学易学思想，赋予易学以崭新思想内容，登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高峰。现代思想家郭沫若最早以唯物史观研《易》，分析《周易》古经反映的社会生活，认定《易经》是原始公社时代转变成奴隶制时代的产物，是奴隶起来革贵族的命的时代。认为《易经》坚持的是朴素的社会进化史观。对《周易古经》做这样的分析，的确前无古人，开现代易学之先河，使长江易学在易学史上熠熠生辉。
第三，长江易学家热衷于象数分析，总结象数易学成果，发展象数思维方法。杰出的代表人物，首推三国东吴的虞翻。他用卦变、互体、旁通三种易象学说，建立自己精密的象数易学体系，然而独不言阴阳灾变，力图使易学摆脱谶纬神学统治。陈抟与周敦颐以易图诠释易理，开创图书之学。宋代朱震，对汉代象数易学和北宋图书之学作了总结，营建象数易学体系，绘制40多幅易图，开后世易学家大创易图先例。明末清初的方以智，象数与义理并重，认为：“为物不二之至理，隐不可见，征其端几，不离象数。”力图“因邵（雍）蔡（元定）为嚆矢，征河、洛之通符”，以振兴中国传统科技，赶超西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然科学体系，迈向近代科学殿堂。
第四，长江易学同佛教、道教关系密切，《易》《老》结合，以佛释易，蔚然成风，出现了不少道教易学家，和佛教易学家。开道教易学之先河者，首推汉代魏伯阳，他引《周易》、黄老思想解析丹法而著《周易参同契》，成为“万古丹经王”。两晋之际的青城山天师道首领范长生（蜀才），深明易理，热衷象数易学，发展象数思维，处玄学鼎盛之世，而拒谈虚玄之论，力图使易理成为经邦济世的准绳。唐末宋初的高道陈抟，以《易龙图》《先天图》《无极图》三图传世，主张：“学《易》者当于羲皇心地中驰骋，无于周孔言辞下拘挛”。一反扫象言理的传统，重树象数易学的权威。明代高僧智旭禅师，以佛解《易》，而著《周易禅解》，乃易学史上一奇书。在“三教一贯”思想指引下，认为玄妙易理，总关佛性，《周易》经传，无非佛陀教化之书。《周易禅解》是依佛释《易》，又非佛非《易》，实乃佛易融通之杰作，长江易学之奇葩。长江易学在沟通儒学同道教、佛教的关系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唐教授总结长江易学在中国易学史、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反映在三个方面：
1，创新新体系，开拓新思路，发展义理易学；2，深研象数，创制易图，发展象数易学；3，《易》《老》结合，《易》佛结合发展神道易学。这三方面贡献对于繁荣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都有借鉴启迪的作用。
唐教授认为，《周易》是由象数符号系统和文字系统结合而成的古老思想体系。象数符号系统形成了象数思维模式，即借助于《周易》的卦象和爻象进行形象思维、取象比类、触类旁通、以发展理性思维的一种思维方式。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取象比类”；其致思准则，是“阴阳互补、刚柔调和”；其合理内核，是“整体思维”；其突出优点，是“强调序列，注重节律”。
象数思维方法，有利于总结人类的实践经验，便于归纳现象，作出结论，进行演绎。它存在着机械论、循环论、直观主义、超逻辑思维等方面的局限性，不利于人们进行精密的逻辑思维，这是无庸讳言的。它注重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矛盾。它注重发展的节律和周期，追求事物之间稳定的和谐统一，这是象数思维方法的巨大优点。
唐教授对象数易学的研究，不仅从《经》《传》、术数各体系上横向展开，且从古代象数易学家的学术思想入手，纵向了解、解读各家经典思想特点，从中可以看出象数易学思维对于文化发展的贡献。
（一）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与易象
唐教授认为，《周易参同契》主要讲外丹术，同时亦提倡内丹术，两方面都有影响。道教易学的特点，首先是同道教的宗教法术相结合，丰富道术思想；其次是同黄老思想结合，宣扬自然无为的养生法则；再次，将易象同天文历法结合，利于引用天文律历知识普及修炼法术。
《周易参同契》的书名，即已显示其易学的特色，所谓“参同契”，是指大易、黄老、炉火三者的契合统一。它并不重视卦爻辞和《易传》思想，主要注重的是其易象，“假《易》显象”一语，的确恰中要害，抓住道教易学的基本特点。炼丹家使用种种隐语和代号，假《易》之卦象，以显示炉鼎、药物、火候等物象和事象。炼丹过程，需适应四时气象变化，调节文武火候。为此当掌握不同时节的阴阳消息，即熟悉一年之内或一月之内阴阳寒暑变化规律，决定进火退符之节度。
《参同契》受汉代易学象数学道启示，依托《周易》卦象，显示天文历法，假借纳甲说与十二辟卦说以明丹法火候，从而使《周易》象数的应用进入新的领域。
（二）陈抟传授的《先天图》和《易龙图》
《先天图》由陈抟后传弟子所公开，故谓陈抟乃传授此图的祖师。关于此图的基本内涵，按此图的构造，所包含的意义，唐教授解读说：《先天图》的外层为一大圆圈，这大圆圈表示无极的宇宙，天地万物无不包藏其中。圆又表示无穷运转，万物生生灭灭，无始无终，永无休止。蕴含无极即太极，太极本无极之意；圆圈之内的阴阳二仪，白色象征阳，为动态，黑色象征阴，为静态，一动一静，妙和而凝，动机互含而“长于变”；阴阳二仪中的白黑二点，俗称鱼眼，白点为阳精，黑点为阴魄。黑中显白点，代表阴中有阳，象征月中含阳精；白中有黑点，代表阳中有阴，象征日中有阴魄。本于《参同契》：“蟾蜍与兔魄，日月双气明，蟾蜍视卦节，兔者吐生光。”此图象对修炼内丹有特殊启迪意义，故周敦颐有诗赞道：“始见丹诀信希夷，盖得阴阳造化几。”
关于陈抟先天易学的基本特征，唐教授总结为：
1）以图解《易》，“辞外见意”，这是先天易学的显著特点；2）以“心法”通《易》，意、言、象、数四者贯一，这是先天易学的根本；3）将易学进一步道学化，这是先天易学的本质特性；4）传授易图意在阐明丹道，这是先天易学的终极目的。
（三）揭秘邵雍的先天象数易学思维
唐教授在介绍邵雍易学思想体系时谈到：
邵雍对中国历史有着广泛研究，力图探讨政治历史变化的规律性。他不同意战国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论，也不赞同西汉董仲舒提出的“三统”循环论，另辟蹊径提出所谓皇、帝、王、伯历史变化论。他认为中国历史上自唐尧下至五代，三千多年的社会政治变化，存在皇、帝、王、伯（霸）四种政治模式，代表四个发展阶段。正如自然变化有春夏秋冬四季节律一样。按照这种历史观，邵雍编排了别开生面的中国历史年鉴。
对照《皇极经世》第三大部分《以运经世》中国古代自夏禹至五代时期三千年的历史演变，译释了邵雍所言“午会”前九运的历史演变的内容后，唐教授对邵雍及其著作思想做出了研究结论。认为：邵雍所创立的皇帝王伯递嬗史论，充分暴露了他的唯心史观。他按照自己的易学思想主观设计了一套格式，去硬套历史事件。何朝何代发生什么事件，都是所值卦中应有之义的应验。以360年（六轮甲子）为一周期，打破王朝兴亡的历史格局，甚至将同一帝王的统治时期，强行分割，列入不同的运世之中。仿佛历史事件恰似一些散兵游勇，可以任人编队，一律以360年为一个方队。表面看来，皇帝王伯依次递嬗，很有规律，其实，并不是历史本身的客观规律，只是邵雍随意打扮历史而硬造的规矩。是将主观意志强加于历史的典型。按照这套主观规矩研究历史，绝然不可能得出任何可取的结论，只能比按帝王世系划分历史的做法造成更多的混乱。表面上，邵雍的历史年鉴很整齐，实际上是把历史搅成了一捆乱麻，以此论史，完全失去“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意义。
总之，邵雍用一种标准来检验历史的盛衰，这种标准是主观的，不可取的，但却诱导人们跳出天命史观、天才史观、运气史观的窠臼，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观发展的一个新的转折。不过这并不是邵雍历史观的本意，邵雍的历史观的核心还是以一个神秘的“数”的演变来范围历史。是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历史观。他要用这一套历史观来美化宋王朝，认为宋之兴起犹如旭日东升，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所以他排列的历史年表只到五代为止，这只是无可奈何的办法。
（四）朱震《汉上易传》对象数易学的贡献
在《朱震〈汉上易传〉对象数易学的贡献》一文中，唐教授诠释了朱震的易学思维特点，并表达了对其学术价值的充分肯定。
文中写道：朱震易学将《易传·系辞》“易者，象也”奉为基本指导思想，提出“易无非象”的主张。他认为伏羲画卦，只有卦象，并无文字，后来的文字旨在解释卦象。他对于互体和卦变作了深入研究，丰富了象数易学。他发现古人取象有多种途径，不拘泥于单一格式，并认为圣人设卦“本以观象”，恐后世观象者仍不能明理，乃设卦辞、爻辞予以启发。
朱震首先阐明太极为万化之本源的原理，视之为《周易》宇宙观的中心思想，在《汉上易传》中反复申述此论点，指明：“太极者，中之至也。天地之大本也，所以生天地者也。天地分太极，万物分天地，人资天地之中以生，观乎人则天地之体见矣。”他赞同张载“太虚即气”的学说，肯定太极化生万物的过程，实是太虚之气聚散的表现；他用八卦同五行的观念来解释太极同万物化生的关系，用太虚之气来阐述儒学的性命原理，力图使易学研究沿着唯物主义道路发展；他运用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解释太极同万物的关系。朱震对先哲之论加以总结、吸收、改造，建立了“太极——太虚——气——万物”的宇宙衍化图式，成为比较完整的唯物主义宇宙本体论，为中国哲学发展史做出了一定贡献。
（五）来知德的“唯象易学”新体系
来知德作为明代著名易学家，其《易经集注》创立周易象学新思路，阐发错综论，当时号称“绝学”，在易学史上影响较大。唐教授对其理论体系进行了独到的阐述，总结为“画前有易”的模写论、“假象以寓理”的唯象易学新思路、“有对待而后有流行”的变易观、以图明道这四个方面。
唐教授总结来知德《易经集注》在易学史上的意义，主要具有三大特点。首先，坚持研究《周易》必须象数同义理兼顾、二者并重的原则，力图克服象数派同义理派的片面性。在义理方面，突出“对待”、“流行”两范畴，丰富了《周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显示《周易》宇宙代数学的魅力，对清代王夫之等人的易学研究深有启迪。其次，特别注重象学，对卦爻象的内涵作了深入抉发，尤其对错综、中爻、爻变关系用力最勤，多有独到见解，予后世易学启发亦大。再次，坚持以图明道原则，创制了许多易图，充分显现易卦的网络结构关系，推动易学象数思维的丰富和发展。
对于历史上佛学与易学融通的著作，唐教授主要提点了其中合理性的一面，以及由此对于不同文化的交融带来的学术价值。在挖掘古贤在这方面比较代表性的论述时，唐教授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一）解读智旭禅师《周易禅解》
唐教授实事求是地认为，《周易》是儒家经典，同佛学有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许多基本观点和思想范畴难以融通。智旭大师以佛解《易》，为古代学者援儒证佛，引《易》论禅的范本。虽不免牵附之嫌，亦可见融通佛易思想的良苦用心。对此书的研究，唐教授抛出七点看法：1，援佛解《易》，引《易》论禅；2，玄妙易理，总关佛性；3，经传奥旨，无非佛陀教化；4，卦象爻辞，多论心法；5，爻象河图启示修证之要；6，乾刚坤柔，均表止观、定慧；7，仁义礼智，正如常乐我净。智旭借《周易》“自强不息”思想，劝导众生法天行之健，“以修合性”，而获得功德圆满。
唐教授认为，智者大师撰写《周易禅解》的基本目的所在，是将《周易》基本思想，纳入佛学思想体系，重加诠释，诱导儒者一心修禅，借儒学之瓶，盛佛家之酒。将儒学之精粹，纳入佛学，正是“借花献佛”的用心。于易于禅均有妙悟。是以《禅解》不失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书，然亦只有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壤，才得以绽出如此佛学之奇葩。
（二）解读曹洞禅理与《周易》
唐教授认为，到了唐代，佛教大发展，各宗各派，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在解译佛教经义时涵摄《易经》思想，以便更易争取儒林对本宗教义的同情理解。华严宗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而禅宗曹洞宗的融合佛《易》，做得最为出色，影响颇为深远。唐教授从源头石头希迁禅师说起，对曹洞宗援《易》证佛的源流作了以下阐述：
（1）石头希迁以坎离喻明暗，创作《参同契》。
石头希迁以五言偈颂形式写成的《参同契》，将禅理同《周易》思想结合，用《易》理表述禅理。自六祖慧能《坛经》提出“三十六对”，以明暗概念论述理事关系，本是弘扬佛法的新表现。希迁为了加强这一思想的理论色彩，并力图与中国儒家文化相沟通，进一步借用《周易》原理，以坎离二卦代表明暗，借坎离卦象以喻明与暗、理与事，是相当得体的。
（2）云岩昙晟以离卦六爻变化喻禅理，开创《宝镜三昧》“十六字诀”。云岩昙晟禅师是石头希迁禅师的再传弟子，他发展希迁思想，提出“宝镜三昧”新法门。所论禅理不再取《周易》坎离二卦，单取离卦，以重离六爻的阴阳变化，比喻理事交融情境。
昙晟的偏正、回互之说，源于《易》而深于《易》，为尔后禅宗以《易》解禅开创了新局面。
（3）洞山良价以卦位法则释“偏正五位”，理透义深。
洞山良价阐发昙晟禅师开创的“宝镜三昧”禅理，继其衣钵而成为曹洞宗开山祖师。他因遍访禅宗南系诸家，后归本云岩，阐发《宝镜三昧》思想，依云岩原旨，对离卦六爻互变予以新解，创立“偏正五位”论。意在借六爻的爻位变化，譬喻禅修过程中事理融摄的五种境界，为僧侣修禅提示新法门。他认为参禅过程，因对理事关系了悟程度有浅有深，存在“偏正五位”之别。“正”，指体、空、理；“偏”，指用、色、事。并以七言偈颂形式，阐示五位的意境。
（4）曹山本寂以爻位结构论“君臣五位”，别具一格。
洞山的高足本寂禅师，发展“功勋五位”说，创立“君臣五位”论，更加推进禅理。君臣五位论，对良价“偏正五位”做了新阐发。明确论定“五位”的最高境界是“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的“兼带”果位。君臣五位说的最终目的，在有道信士经过参禅修行而达到“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的“君臣道合”境界，这才符合曹洞宗所弘扬的“虚玄大道”。若此，正契禅宗祖师所宣扬的“若识本心，即是解脱”的禅理。
最后，唐教授用一段话对曹洞宗援《易》解禅的体系和贡献作以总结：
曹洞宗师徒几代，热衷于引《易》解禅，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影响禅宗其他宗派。禅师们的思想，更激发明末封建士大夫热衷禅学，佛《易》融通的工作，得到儒佛两方面的推进，从而新论迭出，蔚然成风。而推波助澜以成其大功者，当数曹洞宗。
（一）天人观：和谐整体
唐教授认为，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忧患，是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出现难以摆脱的生存危机。由于人类肆无忌惮地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利用，以获取眼前利益，忽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今物极必反，不可避免地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人类已尝到自己酿成的苦酒。
早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中国人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基本思想，《周易》概述为“天人之际三纲领”，写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人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天人之际三纲领”肯定天道、地道同人道的统一，人同自然从来处于和谐统一的宇宙整体之中。
《周易》从宇宙整体出发，强调人们的行为与生活当受自然支配，提出：“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圣人如此，百姓莫不皆然。《周易》认为圣人效天，十分严格，指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或预测天时的变化而主动配合，或遵循已成的天时变化而不失时机，顺应自然规律，利用之，控制之，为人类造福。
（二）阴阳观：相反相成
唐教授提出，易学思想体系以阴阳为核心。认为一切事物无不分阴分阳，都是阴阳结合的产物，阴阳的消长决定事物的根本性质。
乾主持着事物的开始，坤主宰着事物的完成。乾阳乃主动，坤阴乃顺从，一阴一阳，一主一从，乃事物生成变化的根源，离开阴阳就没有《周易》的变易法则。
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理出发，易学认为，自然或人类社会生活中无不充满一阴一阳两个对立面。《周易》用阴与阳这一对范畴标示事物的不同特性，它并不代表具体事物。事物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复杂，均可以阴阳范畴加以区分，五光十色，千变万化，总离不开阴阳两种对立因素的作用。
阴阳之间存在交感的作用。一阴一阳的对立双方不仅相互推荡，而且相互感通、相互吸引。这两种特性本身也是相互对待相互统一的。易学在分析事物的阴阳关系时，更加看重阴阳双方相互联结、贯通、渗透、合作的特性，这一点正好形成易学思维的重要特征。易学的阴阳观，基本宗旨是强调阴阳协调乃万物正常发展的必要前提。
最后还应当认识，无论阴阳双方如何相推、相感，毕竟是共处于一个整体之中，阴阳只是事物中存在的对立因素，势力、性能，而不是两种绝对对立的实体。坚持阴阳合一的原则，《易传》强调“保合太和，乃利贞”，即保持阴阳双方的结合，达到高度的和谐，万物乃可顺利坚固。
（三）五行观：相生相制
在《〈周易〉——中国管理思想的源泉》一文中，唐教授指出：原始的五行学说是西周初年思想家箕子向周武王讲述《九畴》时才作了系统的表述，到战国末年及西汉初年，《礼记·月令》、《吕氏春秋》、《黄帝内经》发展了原始五行学说，将五行的功能属性抽象出来，形成一种稳定的思维模式，作为观察分析宇宙万物的一种认识工具。
《黄帝内经》把五行看作特殊逻辑符号，用以论述脏腑学说，表示五行同五脏、六腑、五味、五色、季节、方位动相互间的固定联系。人体被分为五大系统，并与自然界的相关事物颜色、气味、时间、空间联系起来。这是一种以中宫为统率，按功能属性，从整体上分析事物的原则，属于“取类比象”的思维方法。东汉易学家郑玄进一步将五行学说引入易学，还将五行同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相配，以表示气候的变化。五行不只沟通了阴阳，又沟通四时与四方，充实了易学中的时空统一观。以五行相生说为核心，通过易学形式，构造了一个时空统一间架，作为万物生成法则。
五行生克理论可称为中国古代朴素的系统论。这一理论概括起来，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1，正确地把事物看作有机统一的整体；2，整体内部存在一定的系统结构和生克制化的自我调节机制；3，系统结构具有通过自我调节而保持稳定和谐、动态平衡的能力。
（四）经络观：一气周流
从年轻时候开始，唐教授就坚持医学和道家养生的研究。在深厚的学识和几十年的实践受益后，唐教授认识到中医理论中经络学说的伟大，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由经络贯通表里，沟通内外，五行之气以经络为通道，发挥生克制化的作用，使人体机能在四时六气的动态变化中保持平衡的调节，经络之气的充盈与顺畅直接决定机体功能的强弱。五脏、六腑皆有经气循行的道路，络脉则是沟通经脉的分支，由奇经八脉和主次经络构成的网络遍布全身，其周期性运行的顺序与时间，与术数中五行阴阳之说不谋而合，与天地四时同一节律。道家内丹的大小周天，也是为调动经气，充盈奇经八脉，精满气足则神明。通过吐纳导引、数息静坐等方法，使人延年益寿。这些切身的体会和收效，使唐教授在晚年对于祖国医学中的经络学说赞不绝口。虽然目前通过科技手段尚难证实其存在的原理，但几千年的医学实践，以及现代对针灸麻醉的应用，他日定会为世人所重视。
唐教授一生没有停止对易学的研究。他说，《周易》的天人观、阴阳观、五行观以及中医的经络观，是中国人的独创，在世界文化界独树一帜，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甚至可以申请诺贝尔奖，或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他曾将这四观加上太极观，称为他的“暮年心论”。
唐教授一生致力于哲学和易学的研究，特别的贡献，是整理了数千年来易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引发和推动了“易学热”，使研究《周易》和易学应用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在研易用易的态度和原则上，与一般重视研究义理的院校专家不同，他主张《经》《传》并重，理术并重，并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格的品德要求，告诫易学研修者古为今用、事理结合、造福自己与他人。
对《经》和《传》学术研究的态度上，唐教授对《周易》本经和《易传》思想体系的研究都同样重视，认为学者应同等重视二者的巨大价值。认为：“《易传》这一哲学著作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所起的主要的积极的作用，是其朴素辩证法思想方面。历代不同阵营的哲学家、思想家都从《易传》吸取有益的思想营养，用以培植自己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中国辩证法思想史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连山》《归藏》之所以失传，正是因为没有文字的诠释发扬。”《易传》揭开《周易》作为占卜之书的面纱，使人得入宝山。《经》因《传》而得以阐发引申，《传》依《经》为源而慧思不竭。
两千多年来，自从《易传》出现后，易学的研究逐步分成义理和象数两大壁垒，互相轻薄，研究义理的学派否定易经深奥神奇的预测功能，视术数为旁门左道、为草根文化而不屑一顾；研究和应用象数占的学派视义理否定易经的哲理，视哲理为没有根基的泡沫，为空想主义。唐明邦教授在易学研究方面始终坚持义理与象数并举，着力打破义理与象数的壁垒，在义理与象数两方面都有建树，在易学的创造性重建方面竖立了一座丰碑。
笔者在从事易学文化研究与应用的三十多年中，立足于实战，在实战中不停地研习领悟阴阳变化、五行生克制化等易学义理。后来有缘拜在唐明邦教授门下，在易学的义理方面得到老人家的悉心指导，在易学的义理方面有了较深的领悟，在长期的研习和实践中逐步领悟了阴阳五行学的真要，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以阴阳学说为理论指导、以五行生克制化为法则的预测系列体系。此套理论和操作体系，能将命理预测学、八卦预测学、人居环境地理学、中国姓名学、择日学等各种术数有机结合、融会贯通、互为应用，并在拙著《易学经世真诠》系列丛书中作了全面的、详细的论述。在《易学经世真诠》系列丛书的编著过程中，已届耄耋之年的唐教授不仅对笔者进行了无数次悉心指导，尤其在义理方面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宝贵意见，而且亲自为丛书作序。唐教授提携后进、诲人不倦、不遗余力，笔者深有感触。
笔者作为唐教授的弟子，经常拜访他老人家。在与老人家的交谈中，他多次说自己对易学应用特别是象数理占，情有独钟。早在他读私塾之时，私塾老师经常给他讲四书五经，特别青睐于群经之首的易经，私塾老师不仅精通易理，同时也精通象数占卜，他经常亲眼目睹了老师为别人占卜的神奇，自此之后对周易的卜功能和技法非常神往，只是老师只传授周易义理而没有传授占卜技法，唐教授每每谈起往事，视为一大憾事。因此机缘，唐教授在易学研究方面始终坚持义理与象数并举，努力打破义理与象数的壁垒。
唐教授对风水文化的肯定和推动，更是有目共睹，可以说已达到摇旗呐喊的程度。
唐教授说：1984年5月与萧萐父教授主持召开首次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发表《汉代象数易学思维模式剖析》，从此建立了易学义理与象数结合研究的新高地，结束了新中国几十年来研究易理不碰象数，探索象数不问易理的历史。唐教授殷切地期望笔者在易学的哲理理论与象数方面再有更深的突破，重建易学的义理与象数高度统一的新架构。因此，拙著《易学经世真诠》系列丛书在他老人家的悉心指导下，经过笔者多年的努力，不断的以道（义理）统率术（象数），以术（象数）来求证于道（义理），最终在拙著《易学经世真诠》系列丛书里形成了笔者自己独特的以阴阳学说为理论指导，以五行学说为法则的易学研究和应用体系，并得以公诸于众。重建了义理与象数有机统一的新架构，这一体系的形成，老人家功莫大焉！于是唐教授欣然为拙著《易学经世真诠》系列丛书作序。从他为该书的序言中，可以看出唐教授理术并重、实事求实的态度。他在序中指出：
“术数文化早在《汉书·艺文志》中就已定名。今天，有人称之为神秘文化，包涵四柱、环境地理、六爻、择吉、奇门遁甲等诸多分支，都深深扎根于民间，长期口耳相传，已有数千年历史。术数文化从来受到历代史学家的公正对待，历朝历代均将术数文化领域里不少著名奇人异士的事迹载入史册。可以说，当今术数文化的复苏，不止有其现实土壤，更有其深厚历史根源，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现实土壤方面看，术数复苏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文化建设、市场经济发展力量的推动。神州大地经济文化建设日新月异，一天等于过去二十年。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导致人们的生活难免遭遇多重矛盾交织，言行举止、功利取舍等等诸多方面，往往是风险与机遇同在，必须深思熟虑，慎重决策。这时谋之领导、谋之师友、尚难决断时，谋之术数之士，亦不失为一种选择。故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激烈竞争，乃是推动术数文化兴盛的动力之一，实非单纯的“周易热”所能引发。”
“其次，术数文化的兴起，还有两方面历史根源。一方面它是《周易》应用的一个侧面……《四库全书》编纂者，将各种列入术数的典籍，均视为同《皇极经世书》一样，有着指导人们为善去恶、崇德广业、安定社会的经世作用，应予列入子类与诸子百家典籍同等看待，不应以其为“草根”文化而加以歧视。由此启示后世，对待神秘文化术数之书，应持正确态度。首先，重视它，研究它，应用它为人民隐恶扬善、趋吉避凶、指点迷津；其次，保持中立态度，认定术数之学本有神秘奥妙之处，今人尚难破译，不会永远无人破译……”
当然，理由术而显，术依理而用，理和术是不可偏执的一个整体。对于应用技术的从业者，唐教授也提出要重视加强理论的学习。2008年，在第五届易学与建筑文化高层研讨会上，他在“建筑风水文化如何才能走上开拓创新的大道”的讲话中讲道： “最重要一点，在于协同科学精神与易学哲学智慧，开展深入的理论探讨，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深入分析，提出新见解、新结论。比如说天人合一问题，阴阳转化问题，要上升到理论高度。那几个问题不突破，风水学教材没有说服力，人家看你教材新旧还是观点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唐教授还再三告诫易学研究者和应用者，要修德为重，以德为本，以道御术，本立道生。
自1984年5月在武汉由唐教授主持的第一次全国性《周易》学术讨论会召开，掀起“周易热”，到筹备成立中国周易研究会，几十年来，唐教授担任多个易学机构职务、多次参加易学学术论坛并发表论文、指导和栽培众多易学人才，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他热爱《周易》、精通易学、大力推动易学健康发展的决心和成就。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唐教授留下的珍贵的学术巨著和道德楷模，在万千学子心中树立了圆满成就的丰碑，指引了我们探索学术的方向，激励我们以《易》进德修业，坚定地走在这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造福社会人生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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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简介：李顺祥，男，WBSA国际注册高级商务策划师、高级心理咨询师。现任国际易学联合会副会长及易学应用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重庆市周易研究会会长、重庆市中华易学研究院院长、重庆市社科联常委、重庆市巴南区社科联副主席、中国华夏易学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大学《易经管理智库（高级）研修班》主讲教授，同时还担任多家集团公司常年高级顾问。
其自幼学易、遍访“明”师、精研诸术、深得精髓。在继承先贤精华的基础上，经过三十多年研究及实践，创新出众多学术成果，内容涵盖四柱命理学、八卦预测学、姓名学、人居风水学、择吉学、易学策划学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整套以阴阳变化、五行生克制化为主线、理论完备、学术严谨、实用性超强的易学体系，为易学正本清源、创新发展、造福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是推动当代易学研究应用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实证化的领军人物。
其易学思想体系坚持“理术并重，以实践检验理论”。在理论研究方面，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多篇被国际、国内易学机构及易学大会评为特等奖、一等奖，撰写了《易学经世真诠1.人生信息学》（上下）《易学经世真诠2.时空信息学》（上下）《易学经世真诠3.中国姓名学》《易学经世真诠4.人居地理学》《易学经世真诠5.人生信息学答疑》《易学经世真诠6.时空信息学解惑》等26部易学专著。《易学经世真诠（1-4）》系列丛书被国际易学联合会专家委员会评定授予伯崑奖（易学著作类最高奖）。此套丛书久居易学畅销书籍之榜首，研习者超过数十万之众。由其担任课题组组长的《中国易学文化人物研究》项目，获批立项为国家省（部）级研究项目。在实践应用方面，为众多企业和个人进行了成功的预测与策划，风水布局与调理、收到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顾客满意率达98%以上，团体及个人调理改良方案有效率达100%。由于他在传统文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被全国社科联第十九次学会工作会议评为全国社科联优秀社会组织工作者。
其注重易学人才队伍的建设培养，已成功举办数十届“李顺祥易学预测师”函授班和“李顺祥高级易学预测师”面授特训班，学员达数万人之多，为易学健康发展培养了一支易德良好、技术精湛的生力军。
作为一名在新时期易学浪潮中的易学家，他一直站在易学改革和开放的前沿，随时关注和思考着当前易学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目前，他正致力于更高层次的易学新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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