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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像一个吸食日本国力的巨大无边的泥潭。日本国内但凡有些战略远见的人都知道，日本不可能在背负着中国战场的情况下，还能打赢同美国的战争。此前虽然每届内阁一上来都想进行中日和谈、解决让日本体面撤出中国的问题，但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
既然和不了，那就只剩下“打”这一条路了。为此，大本营反复研究，企图进攻西安和重庆，一举结束中日战争，日本军部曾受命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研究，计划发动一场代号为“五号作战”的大规模会战。
五号作战
1942年年初，当时日军的总兵力为218万人。为实施“五号作战”计划，大本营计划将兵力增至227万人。此外，还有航空兵10万人，船舶兵4万人，总计241万人。
日本军部考虑到作战目标的宏大，也可能是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战，便计划向中国大陆增兵36万人，使中国派遣军的总兵力由目前的61万增至97万。其中，从日本本土抽调12万人，从东南亚抽调6万人，从中国东北关东军和朝鲜军抽调18万人。
同时，日本军部对中国派遣军进行了重新编组。计划以北方面军为基干，编组成立第五方面军，司令官为北方面军的统帅冈村宁次。第五方面军下辖第1、第7、第28共3个军，包括第9、第16、第20、第29等4个甲种师团在内的10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第五方面军的第一期作战目标为西安、宝鸡，必要时还包括洛阳、延安，第一期目标达成之后，即由宝鸡、汉中攻入四川。
另外，在重庆正面，日军还部署了第11军的5个师团，意图在第五方面军发起攻势的同时，由常德、宜昌溯江进攻重庆。
同时，为了加强进攻部队的攻击力量，日军大本营还配属给进攻部队第3飞行师团，3个坦克联队、2个独立山炮联队、2个野战重炮联队、2个独立野战重炮联队、10个工兵联队、2个工兵司令部，这些特种部队被大致平均分配给第五方面军和第11军。
此次关于“五号作战”的战备，日军真是下了血本，投入的总兵力达到史无前例的40多万人。要知道，淞沪会战日军不过投入了28万人，并且还是逐次增兵的结果。而武汉会战达到历次会战的最大规模，日军投入的总兵力也不过是30万人。相比之下，它们的规模远远不能和“五号作战”相提并论。
急于求胜的日军
可以看出日军对解决中日战争的焦虑心态。中日战争一拖再拖，日军显然已耗不起了，希望借此一战定出胜负。
为此，日本军部在人事安排上也作出重大调整。在浙赣会战的后期，他们把南方面军总参谋长冢田攻中将调到武汉，接替阿南惟几就任第11军司令官。同时，准备将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调离负责治安战的岗位，就任负责大规模机动作战的第五方面军司令官。
冢田攻曾师从德国大军事家鲁登道夫上将，在南方面军总参谋长任上，辅佐寺内寿一取得辉煌战果，是日军内部有名的战术专家。而冈村宁次更不必多说，此人在中国转战南北，既在大规模机动作战中表现优异，又在华北成功地限制了中国军队的游击战，是日军中罕见的将才。
日本军部做出这样的人事安排，显然对“五号作战”寄予了极大希望。
中国对抗战的执着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浙赣会战和中途岛海战的爆发却使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彻底成为泡影。
本来，浙赣会战并不应该拖这么久。日军参谋本部的意思只是为了对天皇和国内舆论有个交代，进行一下报复性攻击，摧毁浙江的机场设施，批准使用的兵力也被限制在45个大队。
但现场的指挥官畑俊六、泽田茂却不理会军部的这一套，他们为了摧毁第三战区的战力，擅自将参谋本部批准的45个大队的兵力扩大到87个大队，总兵力超过20万人，几乎扩大了一倍。
最初，日军进展十分顺利，短短20多天就攻占了金华、衢州等战略要地，而且不久就以2个混成旅团的兵力攻占丽水和温州。至此，东京要求的任务目标已经完成。
按理说，日军的进展如此顺利，并且还顺利地完成了掠夺资源和物资的附加任务，自然应当撤回原住地，全力准备“五号作战”。
贪婪引导了战争的转折
但令人吃惊的是，直到8月29日，日军第13军的主力才撤到金华一带，并且一直拖到一个月后，第13军才调整好换防任务，大致恢复战前态势。
如此一来，浙赣会战就拖了4个月之久。而就是在这4个月之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所有的战略优势丢得一干二净。
而之所以拖了4个月之久，原因就在于将领们忙于扩大战果，下层官兵们忙于烧杀掳掠，他们借口要彻底破坏机场，掠夺更多的战略物资，恣意地享受着他们的战果，早把他们的长远计划抛在了九霄云外。
自6月7日攻占衢州以来，第13军为了对衢州机场进行所谓的彻底破坏，直到8月25日才集结所部，撤出衢州。仅仅一座机场，对之进行破坏竟用了80天的时间，这实在是个笑话。
当然，在那个年代，衢州机场也确实是一流的，为了机场的建设，中国军民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可以想象得到，这3个月内，攻占浙西的十几万日军除了几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外，大概就只干了杀人、放火、抢劫、吃喝这几件事。
要知道，造成如此毁灭性的破坏，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日军的凶残暴戾与贪得无厌再次暴露无遗。
这次会战不仅仅是日军下层官兵的公开烧杀掳掠，更是一场日军有组织的大规模抢劫。
几个月之中，日军从浙江掠走的物资，不说武器装备，仅上缴的一般物资就有火车机车23辆，车厢185节，汽车129辆，民船1282艘，铜、铁、铝材1025吨，萤石5148吨，钼矿石196吨，石油15590桶，桐油94000桶，粮食7675吨，木材4000立方米……同时，还将玉山以西浙赣铁路的铁轨、道木连同道钉全部拆运至其后方。仅就劫掠物资这一项来说，日军就可谓满载而归。
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的疯狂却令他们失去了“五号作战”计划的时机，噩运开始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幸运降临在盟军
几乎与衢州战斗同时的1942年6月4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远征中途岛，妄图围歼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主力，从而解除美军舰载机对日本本土的威胁。中途岛海战也同浙赣会战一样，是气量褊狭的日本人不堪杜立特中队的轰炸而实施的报复性攻击。
可惜，这次不同于珍珠港，上天或许会给卑劣者以侥幸成功的机会，但绝不会有第二次。日本人在此遭到了致命一击。
从6月4日拂晓时分开始，到6月7日13时，短短3天多的时间里，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就损失了4艘大型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330架飞机，还有几百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和3700名舰员，日军惨败。而美军仅仅损失了一艘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和147架飞机，阵亡官兵307人。
从此，日本海军限于薄弱的国防工业能力，再也没有获得翻身的机会，就此一蹶不振，开始将太平战场的主动权交到美军手中。
但日本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的赌徒心理注定了他们的悲剧色彩。军国主义者以他们特有的狂妄自大，认定美军还无力发动战略反攻，对美军的战略反攻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日军才力图抢在美军反攻之前尽量扩大战线，一举越过数百海里，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修建机场。
瓜达尔卡纳尔岛距离日本本土3000海里，无论是从舰艇部队和航空部队的作战能力，还是从后勤运输所需的船舶，都是日军力不从心的。更何况此时美军已逐渐掌握制海权，日军很难保障物资海运瓜岛。
美军看到了日军的弱点，在中途岛海战结束两个月之后，便发动了对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攻击。
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海岛攻防战。从1942年8月7日至1943年2月9日，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美、日两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一共进行了3次惨烈的陆上战役，30余次大小海战，其中较大规模的海战就有6次。此役，美军共阵亡约5000人，伤6700人，损失军舰24艘，运输船3艘，飞机约250架。日军共有约5万人丧生，损失军舰24艘，运输船16艘，飞机892架。
此战以美军的彻底胜利告终，此战也成了太平洋战争的分水岭。
在太平洋战争中，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是盟军对日军一次非常成功的联合兵种作战。此前，日本人在太平洋已经达到了其征战的高峰，而瓜岛战役则结束了他们的巅峰时刻。由此开始，盟国正式从防御作战过渡至战略性进攻。
此战刚结束，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就在日记中哀叹：“我们最初的作战是何其辉煌！自中途岛以来我们的作战是多么糟糕！”
这句哀叹发出两个月后的1943年4月18日，在前往前线视察的途中，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被埋伏已久的美军飞机击落，山本大将也命丧太平洋。
山本五十六的战死，犹如流星郧落，日本海军的“辉煌”也就此终结。
中国战场迎来了转机
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上半年，日军大本营一片凄风苦雨。就这样，侵华日军的“五号作战”计划就只得被无限期推迟了。
本来，由于浙赣会战迟迟不能结束，日军已经暂缓了对“五号作战”的准备和实施。
而1942年年底，正当日军中国派遣军积极准备来年春天实施“五号作战”时，12月18日，在由南京飞往汉口的途中，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的座机被中国军队第48军138师412团3营9连的高炮直接命中，冢田攻当即丧命。
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日军大本营终于取消了“五号作战”计划，日军丧失了从中国战场抽身的最后机会，中国军民也幸免于一场大劫难。
一切胜败皆有因果关系。假如日军不发动浙赣会战，或者在攻占衢州后迅速撤回原驻地，那么侵华日军的“五号作战”计划也许会提前进行。果真如此，也许就不会有瓜达尔卡纳尔岛之战。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战术精良，战略稀烂。他们可以在无数次战斗中取胜，但有些胜仗却使他们失去战场优势。浙赣会战后，日军还是在金华等地留驻部分兵力，并未完全撤回。这样，华中日军的兵力又被进一步分散了。
在中国，日本人就这样越陷越深，无力自拔。“五号作战”计划，成了日本人结束中国战事的水中月、镜中花。
中国抗战，此刻可以说已走出了最黑暗的时刻，虽然胜利还远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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