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年（1602年）闰二月，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给明神宗朱翊钧上了一道弹劾李贽的奏疏。在这份奏疏中，张问达使用了大量骇人听闻的谣言和污蔑不实之词，仿佛李贽真是一个道德败坏、扰乱社会的罪犯，必欲将李贽绳之以法、置于死地而后快。
张问达的奏疏：“劾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者。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而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九）张问达在奏疏中，罗列他认为李贽所犯的罪行外，也请求明神宗将李贽置罪，并烧毁他的著作。
然而，奏疏到了明神宗朱翊钧手上，性质却发生变化。明神宗是个酒色财气四病俱全、非药石所可治的昏君，又是个残酷的暴君，虽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遇事优柔寡断，但有时头脑还算清醒。他认为，像李贽这样一个连正四品官都不愿做的人，不可能生活那么放荡，何况李贽已是七十老翁？所以明神宗对李贽的放荡不羁似乎并不介意，然而却对李贽“离经叛道”的思想言论绝对不能容忍，对于奏疏中下令焚毁李贽书籍深表赞许。他决定以“敢倡乱道”的罪名逮捕李贽：“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到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于是，士兵立即出动逮捕李贽，奔赴通州，从被革职为民的前御史马经纶家中将卧病在床的李贽捉走，关入监狱。对李贽的审讯严格按照明神宗的旨意进行，丝毫没有涉及他的私生活和流言蜚语，要他招认“敢倡乱道”的思想言论。李贽对此斩钉截铁地申辩、驳斥：“罪人著作多有，俱在，于圣教有益无损！”李贽曾自豪、自信地说：“坚其志无忧群魔，强其骨无惧患害”、“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日与世交战而不败者，正兵在我故也。”李贽曾撰〈自赞〉：“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可算是李贽对自己一生光明磊落的总结。李贽如此无惧无畏，却是明神宗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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