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学士是代皇帝起草诏令的高级文官,掌握国家重要机密,同时还是皇帝的参谋顾问,需要随时应对皇帝的咨询。翰林在中央政府占有特殊地位,翰林学士的职能,决定了其职业要求很高。概括而言,翰林学士的职业要求有三条:
保密意识
翰林学士是皇帝的机要秘书,接触国家机密,一旦泄密,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这就要求翰林学士必须有很强的保密意识,随意泄露机密者,是不能胜任翰林学士职务的。唐宪宗时,李吉甫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当时李吉甫和裴垍都在翰林院当值,裴垍起草李吉甫的任命书,李吉甫起草武元衡的任命书,两人互相保密,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起草诏令的内容。
北宋名臣晏殊担任知制诰时也有很强的保密意识。有一次宋真宗生病,召晏殊入宫,给他出示一份即将任命的大臣名单,晏殊上奏道:“臣是外制,不敢越职。” 所谓“外制”,即由中书舍人或知制诰起草的诏令,而“内制”则是翰林学士起草的诏令。晏殊称自己是知制诰,无权起草这道诏令。宋真宗接受他的意见,便找来翰林学士钱惟演起草任命书。晏殊又上奏皇帝:“我害怕出宫后会泄露机密,我请求在学士院借宿一晚”,宋真宗批准了他的请求。晏殊的保密意识很受宋真宗欣赏,不久升任晏殊为翰林学士。
才思敏捷
当国家政治发生重大变动时,朝廷需要发布的诏令特别多,翰林学士起草诏令的任务便极为繁重,这就要求翰林学士才思敏捷,方能胜任其职。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泾原兵变,唐德宗逃难到奉天,翰林学士陆贽随驾。兵荒马乱之际,皇帝要发布的诏令可谓多如牛毛,陆贽一天就要起草数百道诏令,他文思泉涌,一挥而就,极其高效完成任务。北宋翰林学士邓润甫在宋神宗驾崩、宋哲宗继位时,也曾一夜之间起草了二十二道诏令。南宋宁宗驾崩,丞相史弥远为了拥立新君以便自己执掌朝政,连夜召直学士院程珌入宫,一夜之间起草了二十五道诏令,立赵昀为新皇帝,这就是宋理宗。
在国家政治生活平稳的时期,翰林学士需要承担的任务也不轻松,主要是起草大臣的任免诏令。宋哲宗元祐初年(1086年),同一天任命吕公著司空平章事、吕大防左仆射、范纯仁右仆射,宋哲宗亲自召见翰林学士苏轼交代任务,命其一晚起草三道诏令。不过这难不倒苏轼,他当晚饮酒赋诗,以轻松自如的心态完成草诏。
博学多识
翰林学士除了代皇帝起草诏令,还需要随时应对皇帝的咨询。这就要求翰林学士具有深厚的知识功底,熟悉经史、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博古通今。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灭后蜀,得到一面镜子,发现镜子背面有确切的铸造年份——乾德四年。当时才乾德三年,怎么可能出现乾德四年铸造的镜子?宋太祖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上朝见到宰相,把镜子给他们看,几个宰相都茫然不知,只好请来翰林学士陶谷与窦仪。窦仪认定,这肯定是蜀国的镜子,前蜀后主王衍曾用过这个年号,这镜子必定是在王衍的乾德四年(公元922年)所铸。宋太祖不禁感慨:“宰相须用读书人。”
宋代的翰林学士,多有博学之士。宋神宗时的翰林学士王安石,读书广博,自称遍观百家诸子之书,乃至医书、诸小说无所不读。翰林学士沈括,博学多识,特别精通地理,他著有《梦溪笔谈》,集前代科学技术之大成。苏轼也曾受到宋神宗夸赞,称其才气堪比李白,而学识深厚广博则超过李白,后来苏轼果然在高太后执政期间出任翰林学士。明代翰林学士解缙亦学识渊博,他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
当然,进入翰林者,也并非全是饱学之士。明朝末年的周道登,以进士高科选入翰林,但他学识浅薄,常常沦为别人的笑柄。崇祯帝有一次问他:“'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周道登茫然不能回答,只好搪塞说要回去查阅典籍,惹得崇祯帝很不高兴。这是明代八股取士导致学风空疏的一大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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