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经济在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关系到民生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强弱、战争的胜负等国家大计?田地是农业发展的基础，籍田和耕籍之礼就是重农思想的体现之一。所谓耕籍礼就是皇帝亲自耕田，作为一种象征行为，以此劝民重农务农，发展农业经济。平时养尊处优的皇帝，尽管只是做做样子，也有不少闹出了笑话。
耕籍礼作为一种重要的礼仪，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显示出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历经隋唐、宋元一直延用至明清。约到了晋武帝，籍田位置移至国都的东郊。唐玄宗也坚持籍田在东郊，只是武则天时，在籍田中增筑了先农坛，祭祀神农与后稷。北宋承袭唐制，并开始把耕籍礼制度化。南宋皇帝亲耕的籍田，据记载可达570亩，是由临安府所拨之田。从事籍田的耕种者，大多是从军队中挑选“知农者”，组成籍田兵，专门负责籍田耕种的任务。
皇帝耕田可不像普通农民一样耕地，而是执行严格的制度。明制是皇帝右手扶犁、左手执鞭，往返犁地4趟；清制改为往返犁地3趟，然后，从西阶登观耕台，观耕终了，由东阶退下。最后由顺天府官员播撒种子，老农随后牵牛覆土，一年一度的圣驾躬耕就全部完成了。扮成农夫农妇的小孩子们奉上稻、麦、豆等，祈盼皇恩普照，五谷丰登。此时皇帝还要接受群臣贺拜，并设宴款待三品以上的随从官员，赏赐在场的民众每人两个馒头和二斤肉。皇帝起驾回宫，众人拿着农具簇拥其后，走到午门为止，最后还要奖赏老年农民每人两匹布，其他人等一匹布。至此，春耕庆典全部结束。这么繁琐的礼仪，早已不是耕地了，更像是表演。既然亲耕是表演，皇帝是演员，自然要进行演练。据记载，为了保障亲耕典礼的顺利进行，清代皇帝在耕籍之前，要进行演耕。圆明园里的山高水长，中南海的丰泽园，是两处重要的演耕场所。
我们常听人说“一亩三分地”，这一亩三分地就来源于皇帝的耕籍礼。明清时期，每年皇帝到先农坛祭祀先农，而后要到观耕台前的亲耕地进行示范性耕耘，完成对先农崇祭的全过程。先农坛太岁殿内至今还陈列着巨幅“清雍正帝先农坛亲耕图”，用纪实手法记录了清帝祭先农的宏伟场面。明清时皇帝亲耕的田地，由周代的“千亩”，浓缩成了一亩三分地。尽管只有一亩三分地，皇帝们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并不真正耕完。但是遇到了认真的康熙皇帝，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康熙四十一年，康熙皇帝举行耕籍礼时，曾亲自扶犁一口气耕了一亩地。当时有万人观看，大学士李光地特执笔撰文，立碑记其事。这种盛况，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康熙为了种好他的一亩三分地，还在圆明园、丰泽园辟地进行演练。据说康熙在演练期间，还培育出了水稻新品种。
没有演练好的嘉庆帝，耕籍礼上闹出了大笑话。嘉庆二十年三月初一的耕籍礼，碰巧顺天府所备耕牛不驯服，耕牛可不管驾牛的是不是天子，不听皇帝的话，发起了牛脾气，死活不肯耕地。没办法只好更换耕牛，可是换回来的耕牛仍不驯服。嘉庆皇帝无法驾驭，御前侍卫十余人上前帮忙，勉强耕了三个来回。虽然勉强完成礼仪，但嘉庆帝很生气。他登上观耕台，命睿亲王、克勤郡王、庆郡王等人，各耕五个来回；然后，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的官员各耕九个来回。结果，这三王九卿所用的耕牛，也都是不驯服。嘉庆皇帝的耕牛不驯服，有御前侍卫帮忙，可是这些王爷大臣的耕牛不驯服，就没人帮忙了。他们不会耕地，无法驾驭耕牛，甚至还出现了耕牛四处奔逃的事情。一场亲耕礼，成了一出闹剧。嘉庆皇帝在观耕台上，这个气呀。亲耕没表演好，嘉庆皇帝不说是自己没加以演练，反将责任全推给了顺天府。而那些得罪了皇帝的“犟牛”却没受到任何处罚，不知道嘉庆是怎么想的。
为了保证农业经济的发展，除了亲耕田地外，一些皇帝还干了一些更了不起的事情。唐玄宗开元四年，在中国北方爆发了一场大蝗灾，当时的政府爆发了一场是否捕蝗的大争论。在佛教盛行的唐朝，从官员到百姓普遍信佛，有人认为捕杀蝗虫就犯了佛教戒律。如何才能使百姓相信捕杀蝗虫不至于违反佛教的戒律呢？唐玄宗决定亲自在公众场所举行一个祭祀活动，由皇帝当众展示吃蝗虫，以彻底消灭百姓灭蝗的疑虑。皇帝吃蝗虫的壮举，激励了百姓和大臣。经过唐玄宗的努力，大唐王朝终于战胜了蝗灾，迎来了“开元盛世”。
耕籍礼等重农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代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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