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一批生于乱世的民族工业先驱不甘沉沦,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于内忧外患、艰难困苦中昂扬奋起、艰苦创业,树起一面面革新的旗帜。广为流传的“南张北周”就是其中一个典范。“南张”指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则为华北新式工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华北工业之父”
周学熙(1866-1947年),字缉之,号定吾、止庵,安徽至德(今东至县)人,清末民初著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金融家,对民族工业尤其是北方工业发展贡献卓著,堪称“改变民国初期工业落后状况”的中坚人物,有“华北工业之父”“中华第一流理财家”之誉。同时,他还是一位教育家、书法家、诗人、古籍与金石收藏家,著有《东游日记》《中学正宗》《西学要领》《德国战后之经济与实业》《自述年谱》等。
图片 博巍
周学熙生于显宦之家,其父周馥系李鸿章幕僚,深受倚重,历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1874年,8岁的周学熙随父移居天津,入塾读书。虽天资聪颖,却时运不佳,先后5次乡试名落孙山,直到29岁才考中举人。周学熙本想在仕途上有所进步,孰料京会试屡次落第,未能如愿。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听完学者李尊客、邵班卿、文廷式、康有为等人的讲学和演讲后,周学熙深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思潮影响,考虑再三,毅然放弃举业,投身实业。
1898年,33岁的周学熙以候补道员资格,获北洋大臣裕禄委派出任官督商办的开平矿务局会办,后升任总办,自此走上了实业救国道路。他以天津为基地,相继开办多家公司,先后投资燃料、建材、纺织、五金、交电、机械、农垦、金融等行业,逐步形成以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华新纺织公司、耀华玻璃公司等大型近代化企业为核心、资本总额高达4000余万元的实业集团,奠定了他在近代中国工业史上的地位。然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企业生存日益艰难,周学熙遂于年届花甲之时辞去一切职务,退隐林下,以佛门居士自处。
周学熙等创办的中国实业银行旧址
建构近代金融体系
如果说,周学熙与张謇在实业上难分伯仲的话,周学熙在金融上成绩无疑更为卓越。他曾作为地方官吏东渡日本考察“工商币制”长达两月,亲身感悟到了“金融机关与实业发展,实大有密切之关系”的真谛。
周学熙在金融界崭露头角,是因其匡助津埠地区罕见的“钱荒”。1900年,天津因遭受八国联军侵犯,百业凋零,金融业尤惨,市面上制钱短缺、沙钱充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加之“庚子赔款”,国库罄尽,而地方却还要负担分配的赔款摊派,天津更为财匮民穷。其时,他受委派赴津总办北洋银元局,督办天津官银号。在无厂房、无设备、无资本、无机匠“四无”情况下,他招集工匠日夜开工,仅用72天就铸出“当五”“当十”“当二十”铜元150万枚。周学熙还通过购置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制铸币机,培训新设备匠徒,制订生产指标,实行量化管理,严格奖惩等办法,使原日产铜元33万枚剧增一倍以上。同时,他创办的天津官银号将北洋银元局拨解来的铜元通过40多家钱铺直投市肆,以“接济市面”,迅速扭转了津埠“钱荒”局面,既打击了帝国主义、投机奸商和贪官污吏,又使北洋铜元的流通区域由津扩大到京、保、鲁等32个省市。
但真正让周学熙在金融界声望大增的还是其任财政总长期间。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没有完备的银行体系,则财政和经济都将受到损害,而一个完备的银行体系,必须包括中央银行、国际银行和商业银行三个系统。基于此,其一,他在任内不遗余力改组大清银行为中央银行,1913年4月正式组建中国银行。其二,积极筹设兴华汇业银行(国际银行)。此前,我国没有国际银行,内外贸易中的汇兑业务及借款事务全为外国银行所操纵。1912年兴华汇业银行成立,总行设于上海,并于国内外贸易重镇开设分号,可以低息随时向中央银行通融款项。其三,创办中国实业银行和农工银行。彼时,城市中实业贷款尚无,农村几乎是高利贷的天下。经过近4年筹备,中国实业银行于1919年4月在天津正式成立,资本300万元,总行设在天津,经营储蓄、信托、仓库及发行钞票等,还投资工矿企业,业务一时相当发达。1915年夏,他又亲赴通县,是年11月,通县农工银行成立,首先进行人口和土地调查,接着贷款于农民,促进了通县农业发展。
寄情翰墨诗文
周学熙还写得一手好字。其书法源于家学,其父周馥16岁时的字铁画银钩、龙飞凤舞,常常为他人作祭文、写书信,后为避难战乱,辗转流落到省城安庆,以代笔谋生。一次偶然的机会,李鸿章看到周馥代李府伙房记的账簿,见字迹端庄秀雅,大加赞赏,遂引入军中“办文案”。
周学熙自小在父亲的亲炙下习字,遍学诸家。但受其时环境影响,“馆阁体”颇为明显,这从其楷书《致紫石仁兄七秩大庆》中可见一斑。
在研究了诸多个案后,笔者发现,近现代书法史上有一个特殊现象:那些具有强烈变革与革命意识者大多选择碑学,如沈曾植、康有为、梁启超等。但周学熙作为推崇新政、开风气之先的实业家,在书法上却是相对“保守”的,一生浸淫于帖学,以“二王”为宗,魏晋风韵构成了其书法的主调和深层心理审美意识,出之平整,以正为奇,尤其是一手王字写得炉火纯青,并下涉颜真卿、“宋四家”和赵孟頫、董其昌等。
由于乾隆皇帝偏爱赵孟頫,清代天下人无不学赵书,成功者却凤毛麟角,以至于形成了专为应试而献媚的馆阁体。仅就这点而言,周学熙实在厉害,他没有被一家一法一体所囿,一生都在学习不同的书家书风,努力丰富着自己的笔墨语言,故每个时期,甚至同一时期的风格都会有较大的差异。与专业书法家相比,周学熙于书法谈不上真积力久、术业专攻,但用功颇勤。无论多忙,每天都会抽出时间看书、写字。据其晚年自己制定的读书计划,每日温经书、看格言、读佛经、练习字等都在一个小时以上,雷打不动。
如今,在拍卖会上,时常可以看到周学熙的一些手迹,多为平时信手写成的便条、题笺等,不乏精彩之作。只见方寸之内,或行楷,字字独立,醇厚自然;或行草今草,线条上下映带、绵密精警;或取法圣教序,玄远散淡,超然尘外,无意于佳乃佳;或效法颜字,横轻竖重,棱角分明,尤重气脉的畅达和笔致的遒润;或心摹手追“宋四家”,大小错落,妩媚天真,于纯熟中透出生色。大字作品虽不多见,如“雅言诗执礼,益友谅多闻”一联,以颜、柳为底子,融以苏、米之笔意,笔势耸动,极意生发,藏锋顿挫,多施搭折肩转,纵逸势出,别裁卓立,加之写在粉纸上,古意盎然。
周学熙对书法教育高度重视。为办好家塾,他亲自制订《周孝友堂家塾幼学课程标准》,对课业做了详细安排,包括书法和图画。在其兴办的北京官立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场乃至工艺学堂(今河北工业大学)等成人学校,也都设有书法课。据周家后人回忆,书法课是按照书体源流安排的:先练小篆,如《泰山二十九字》《峄山碑》,再写隶书《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最后才是习楷书。这样的设计既顺应少儿学书宜从正书入手的规律,又十分契合文字演进发展的顺序,颇为科学。
在开滦建矿140周年之际,坊间还发现了周学熙画的一件设色国画作品,尺幅不大,二尺见方,画面主体是青青草地,一丛萱草向阳盛开,下添插一枝堇花,取“萱草忘忧”之意,整个画面干净整饬,无一赘笔,看得出对《芥子园画谱》下过功夫。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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