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1890年10月出生,祖籍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三江镇中兴村五社,致力于平民教育七十余年,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与陶行知先生并称“南陶北晏”。1913年就读于香陈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后转美国耶鲁大学,主修政治经济,1918年毕业;1919年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历史学,获硕士学位;1944—1945年,美国锡拉丘兹等三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23—1949年长期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总干事;1940—1949年在重庆歇马镇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组织开展乡村建设实验;1950年离开台湾赴美国;50年代以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及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60年代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任院长及该院理事会主席。
一大发现
一战时,晏阳初在为从中国东北、华北招募去的在法国战场上当“苦力”的华工当翻译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脑矿”。“脑矿”一词是晏阳初的一个大发现,也是一大创造。
1918年,晏阳初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二天,就以教育秘书的身份远涉重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战场,为在那里的20多万华工当翻译。那时战争快结束了,华工思念祖国、家乡和亲人,但是他们不识字,要通信就由晏阳初代写。晏阳初目睹华工被美国、英国、法国的官兵瞧不起,被称为“苦力”。这些“苦力”并不“笨”,并不比外国人差,只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而已。晏阳初意识到应该把知识教给他们,使他们也能像他一样写算和认识中国的文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为华工办起了“识字班”,亲自选择中国简易文字,用白话文形式编写了《华工周报》,培训了诸多华工。后来,晏阳初收到法国战场上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个法郎捐给你办报。”这件事对晏阳初思想震动很大,使他认识到中国人缺乏的不是“救济”,而是“发扬”,他们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这20万华工代表了占四亿中国人的80%以上的劳苦大众,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1985年9月,晏阳初在阔别40多年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在成都原乡村建设学院校友欢迎会上深有感触地说:“我有一个发现,即三四千年来所未发现的,我发现了'苦力’的力,'苦力’的潜伏力。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救济,而是发扬──发扬他们的潜伏力。五十年前回到中国,生意人知道开金矿银矿的重要,忘记了脑矿。世界上最大的脑矿在中国……几亿中国农民穷在什么地方?为何穷得没饭吃?便是没有发现'苦力’的力,没有发现他们的潜伏力,所以埋没了他们。”发现这个“苦力”的“力”,决定了他一生的志向和事业,他说:“我当时发现了苦力的力,我从此有了志愿,回到中国不发财,不升官,我找到了这个大矿,并且一生要努力开发这个脑矿”。
两大发明
晏阳初发现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脑矿”之后,就立志要开发这个大矿,这就是他提倡的“平民教育”,也是他的一大发明。
1920年,晏阳初从法国战场上回到祖国,看到各方面仍很落后,非常难受。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探索,晏阳初研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平民教育”计划和方案,并说服各省有关当局重视平民教育,特别是农村青少年教育。据此,晏阳初动员了一大批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归国留学生,于1923年8月23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以下称“平教会”),由朱其惠任董事长,晏阳初任干事长,陶行知等任干事,负责具体工作。从此,中国平民教育终于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
“平教会”成立后,立即根据中国平民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编写教材。晏阳初、陶行知与陈鹤琴等人从中国常用汉字中选择最常用的1300个,编成四册《平民千字课》,每册24课,每晚学习一个小时为一课,共96小时学完四册,就能看书读报了。他们在编写教材时,注意到农民为生活而奔波,没有多少时间学习,经济情况低下,没有钱买更多的书,他们就以白话文形式编写这套《平民千字课》,以“最短的时间、最小代价,获最大限量词汇”,将四册《平民千字课》在四个月内学完。后来,晏阳初又根据实际情况编成《市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在城市和部队中推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大发明是晏阳初发明了“乡村建设理论”。它是在“平民继续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和“平民教育”同步进行、整体推进的理论。
“平教会”成立后,晏阳初他们选定了河北定县为“平民教育”整体推进计划实验县。晏阳初认为,“要想普及中国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去”,对农民进行以扫盲为目的的“识字教育”。但识字教育只是给了平民以识字的工具,有了工具不会应用也等于零,必须和乡村改造与建设结合起来。1933年7月,晏阳初在山东邹平县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报告中指出:“在定县乡村办平民教育,我们觉得仅教育农民认识文字工具,而不能让他们有使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是无补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晏阳初及其同仁从1926年冬开始,在定县进行了三项重要的工作:农村教育,送知识下乡,传播农业基础知识,改良品种、防治病虫害;进行农民教育的研究与调查,和他们生活、劳动在一起,研究他们受教育的状况和他们对知识渴望的心理;搞农村普查工作,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工业调查、人口调查等。经过调查研究和定县实验,晏阳初他们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特色的治国方略———以教育为工具,推动经济、政治、卫生、文化全面发展。
三大方式
通过平民教育运动,使全体民众成为具有“知识力、强健力、生产力和团结力”的“新民”。晏阳初他们采取三种方式对民众进行教育,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
学校式:就是开办“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和“平民大学”。初级平民学校主要针对十二岁以上已超过入学年龄的文盲,进行扫盲工作。进入高级平民学校后,这些学员已掌握了识字的工具,并且脑筋灵敏,思想活泼,可以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训练,以培养乡村领袖。
社会式:充分发挥高级平民学校或平民职业学校毕业生的作用,教授成年人和妇女识字。培养他们利用“流动图书馆”,阅读农民周刊的能力。此外还组织戏剧社和辩论俱乐部,为村民办无线电广播,传播农业知识;办墙报、板报,普及知识技能等。
家庭式:家庭式教育是中国的特殊教育方式,它主要是“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当的训练”,使在家庭中的老少男女都能得到相当的教育,分别有户主、主妇、少年、闺女、幼童五种组合。这种方式常与学校式、社会式结合进行,目的是帮助改良家庭的文化结构,帮助解决家庭与学校之间的矛盾,扩大家庭的责任感,减少对上学青年、儿童的反对和阻力,增强家庭的社会责任。
四大教育
四大教育是晏阳初在定县实验中总结和发展起来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整体推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平民普遍都具有“愚、贫、弱、私”四大疾病。
所谓“愚”,是指那时中国最大多数人不但缺乏知识,甚至目不识丁,他们中80%以上都是文盲;所谓“贫”,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生活贫困,不少人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所谓“弱”,是指中国大多数人生死存亡都付之天命,根本谈不上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所谓“私”,是指中国大多数人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和公民常识,可说是“一盘散沙”。
针对以上四大病症,晏阳初研究出“四大教育”之法,这就是:以文艺教育攻“愚”,用《平民千字课》教育农民,扫除他们中的文盲,使平民能应用识字工具,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贫”,使其具备科学头脑,解决生计困难,提高生活水平,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普及卫生知识,培养卫生习惯,用公共的力量创办公共卫生事业,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一方面,努力培养民众的团结力、公共心,另一方面培养和增强民众的判断力、正义感,培养团结力。
五个结合
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的特点是紧密结合农村实际,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连环扣合与整体推进,以达到改造乡村实际,创造新的生活,使广大人民成为有创造力、有知识力和公德心的“新民”的目的。归纳起来有五方面的结合:
第一是教育与农民生活、乡村建设相结合。在农村办平民教育,以改造民族(或民族再造)为目标。“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第二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晏阳初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为教育而教育”的作法。教育者不仅对农民进行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训练,同时注意到使农民运用其知识技能以谋乡村的建设,使教育的结果成为乡村建设的力量。第三是科学与农村实际相结合。动员一大批农业科学家、教授去定县农村实地调查研究和实验,使科学与农村实际相结合,从农民的实际生活中找出问题,运用科学的实验,以求答案,加以推广。第四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平”字,一是人格平等,二是人人均有受教育的机会,三是治国平天下。因此,平民教育不只是使受教育者获得识字的工具,获取相应的知识技能,解决生活上物质上的要求和问题,而是通过平民教育这种手段,达到改造民族,使之成为有觉悟、有道德、有公共心、有团结力的新民族的目的。第五是个人与集体相结合。晏阳初知道中华民族的伟大与智慧潜力,我们的祖先曾对世界文明作出过伟大的贡献,在“公民教育”中创立出一套提高民族自觉心的“组织教育”的方法。
晏阳初根据“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古训,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连环扣合、整体推进,创造出一大发现、两大发明、三种方式、四大教育、五个结合的平民教育思想,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为中国和世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平民教育专家和乡村建设人才。
(巴中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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