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汉迄唐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五经”学系统内部有较大的调整与发展。首先,“五经”经传的地位有升有降,在《春秋》公羊学、《仪礼》地位明显下降的同时,《礼记》《左传》的地位显著上升,并最终跻身于“五经”的行列。其次,“五经”经传的传本大多从今文经变为古文经(或伪古文经),且由经书单行本变成了经传(注)合编本。再次,经书注解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西汉今文经的专经之学,到东汉古文经的兼综之学,再到南北朝的义疏之学,经历了从注“经书”到疏“经注”的转变,且注释的重点从侧重名物训诂发展到开始侧重义理。以上三个方面的调整与发展,为唐初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正义》确定“新五经”学,奠定了学术基础。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九经”“十二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突破了汉唐之间的“五经”学系统, 这充分说明既有的“五经”学系统已经无法完全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 经学研究面临新的变革。
关键词：五经；今文经；古文经；义疏之学；五经正义
作者简介：王培峰(1979—), 男, 山东莒南人,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讲师, 博士。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十三五”规划项目“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转化创新”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儒家经典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根基, 也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正如刘勰所说:“经也者, 恒久之至道, 不刊之鸿教也。”(2)明儒何良俊也说:“经者, 常也, 言常道也。故六经之行于世, 犹日月之经天也。世不可一日无常道, 犹天地不可一日无日月。”(3)两位先哲都极力强调, 作为载道的典籍, 儒家经典具有恒久不变的特性。但是, 儒家的经典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极具开放性的。(4)从孔子创立“六经”系统, 到《乐经》散佚后的“五经”系统, 再扩展到“九经”“十三经”这一过程, 有多部经书传记、诸子或字书, 从经书的附庸上升为经书。换言之, 在不同的时代, 统治者所尊奉的经书是大不相同的, 所尊奉的经书传本、注本也有较大差异。
以经书地位的升降为例, 汉唐时期主要推崇“五经”, 宋明时期则更为重视“四书”(1), 而入清以后“五经”的地位又逐渐高过了“四书”。近年来, 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 先后有人提出了“五经七典”说(2)和“新四书”说(3)。新的经典系统的提出, 说明在当代经学重建的过程中, 能否推出新的经典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命题。从“五经”到“四书”, 再重新回到“五经”, 直到提出“新四书”说, 表面上是经书地位的升降, 实质上却是经学为了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做出的调整, 而且每一次调整都体现着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
在重大转折发生之前, 原有的经学系统内部其实往往已经做过一些调整, 只是这些调整与那些重大转折相比, 不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譬如汉唐时期,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 设立儒家五经博士, 到唐初纂修《五经定本》《五经正义》, 虽然在名义上都涵盖在“五经”的名目之下, 都可以笼统地称之为“五经”学系统;但在相对稳定的“五经”名目背后, 这一时期的“五经”学系统内部也有较大的调整与发展, 其中既包括“五经”及其传记地位的升降, 也包括“五经”传本的调整、“五经”注解的兴替。这些掩于“五经”名目之下的调整与发展, 虽不像宋代经学家另立“四书”为新的经典系统那样明显, 但变化的规模也是极为可观的。只不过这种变化具有相对的隐蔽性, 其重要性容易被人忽视。
那么, 汉唐时期“五经”学系统内部调整与发展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这种调整与发展是基于怎样的社会需求, 又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笔者拟对个中详情略作梳理和论述, 以期窥豹一斑。
二、汉唐时期“五经”经传地位的升降
汉唐时期“五经”学系统内部的调整与发展, 最重要的是“五经”经传地位有升有降。“五经”学系统的基本经典是“五经”, 虽然汉唐时期历朝都奉“五经”为经典, 但不同时期每部经典的地位是不同的。如汉代《春秋》学地位显赫, 汉人引经论政, 依经决狱, 取资于《春秋》之学的地方最多。但是汉末之后, 《春秋》学的地位迅速衰落, 发展到南北朝时期,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 《春秋》学已不太受重视, 最受重视的反而是三礼之学。 (4)
此外, 汉代和唐代所说的“五经”, 指的并不是同样五部经典。汉武帝立“五经”博士, “五经”是指《周易》 (不含《易传》) 《尚书》《诗经》《仪礼》《春秋》;而唐初纂修《五经定本》《五经正义》, “五经”已变成《周易》 (含《易传》) 《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 (含《春秋》) 。其中的不同, 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易传》附入经书, 升格为经;二是《礼记》地位上升, 并取代了《仪礼》在“五经”中的位置;三是汉代以后《春秋》公羊学式微, 《春秋》左氏学地位上升, 《左传》最终跻身于“五经”之列。由于下文还将仔细讨论《易传》附入经书的问题, 此处先着重讨论后两个方面。
(一) 《春秋》经传地位的升降
《春秋》学是汉代的显学, 在两汉经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其中公羊学的地位尤为突出。汉武帝“罢黜百家, 表彰六经”, 最早所倚重的儒臣如董仲舒、公孙弘等, 都以治《春秋》公羊学见长。正是受他们影响, 汉武帝才“尊公羊家, 诏太子授《公羊春秋》, 由是公羊大兴” (1)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之所以能够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喜好, 成为当时的显学, 是因为公羊学派具有崇尚尊尊、贵元、大一统等观念, 提倡礼法相济, 儒法合流, 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所以汉代朝野才会出现以《春秋》说灾异、论礼制、决狱讼的现象。可以说, 《春秋》之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汉代的政治原则。 (2)
当然, 汉代《春秋》学也不是公羊学一枝独秀。西汉中期以后, 传习《谷梁春秋》者也不断增多。甘露元年 (公元前53年) , 汉宣帝诏令群儒讨论公羊、谷梁的异同优劣, 辩论的结果是“多从《谷梁》, 由是《谷梁》之学大盛” (3) 。所以, 甘露三年石渠阁会议之后, 《谷梁春秋》被立为经学博士。但宣帝朝君臣推崇《谷梁春秋》, 与汉宣帝的个人喜好有关 (4) , 因而谷梁学后继乏力, 并没能取代公羊学的地位。
西汉前期, 古文经《左氏春秋》一直在民间流传。后来刘歆传习《左氏春秋》, 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代, 对经书的阐释优于《公羊传》《谷梁传》, 所以建议将《左氏春秋》等古文经立为博士, 结果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强烈反对。刘歆以《移让太常博士书》指责今文经学博士“专己守残, 党同门, 妒道真, 违明诏, 失圣意” (5) 。直到汉平帝时王莽主政, 《春秋左传》古文经才与其他古文经一起被立于学官, 设博士。
关于《春秋》三传的异同优劣, 东汉时期至少发生了三场著名的辩论。第一场是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年, 韩歆上疏建议将《左氏春秋》立为博士, 引发了今文经学家范升和古文经学家韩歆、许淑、陈元关于《左传》与孔子关系的争论。经过激烈的争论, 《左传》被立为学官, 但不久又被废除。至于《左传》被废黜的原因, 贾逵认为:“至光武皇帝, 奋独见之明, 兴立《左氏》《谷梁》, 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 故令中道而废。” (6) 第二场是汉章帝时, 古文经学家贾逵和今文经学家李育就三传优劣展开了辩论。由于汉章帝喜好《左传》, 建初八年 (公元83年) , 诏令选高才生学习《左传》等古文经。第三场是郑玄针对今文学家何休的《公羊墨守》《左传膏肓》《谷梁废疾》, “乃发'墨守’, 针'膏肓’, 起'废疾’” (7) 。整体而言, 在这几场辩论中, 古文经学家基本上是处于优势地位的。
东汉以后《春秋》公羊学衰落, 左氏学兴起, 最为明显的标志是注解《左传》的著作增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 有东汉贾逵《春秋左氏解诂》、服虔《春秋左氏传解谊》, 魏晋王肃《春秋左氏传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等。一般认为, 南北朝时, 北朝尊服注, 南朝尊杜注。其实, 最初《左传》服注流传比杜注要广得多。《北史·儒林传》称:“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 并服子慎所注, 亦出徐生之门。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张奉礼、张雕、刘昼、鲍长宣、王元则并得服氏之精微。” (1) 徐生即元魏大儒徐遵明, 张买奴等是他的学生, 他们是北朝最有影响力的学术团队。由此可见《左传》服注的影响。南朝学者也有不少尊服注者, 如《陈书·儒林传》云:“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学者, 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 (2) 但崔灵恩、王元规等学者, 还是较为倾向杜注。南北朝后期, 南北学术融合, 北朝刘炫以杜注为本著《春秋左氏述义》四十卷, 是《左传》最有代表性的义疏之学。后来《春秋左氏述义》被唐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吸纳, 杜预注最终一枝独秀。
《春秋公羊传》的地位被《春秋左传》取代与今文经学被古文经学取代, 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以后, 社会的许多层面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政治上, 由汉代的大一统王朝变成了长期分裂割据, 《春秋公羊传》“大一统”的观念显然有些不合时宜;而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下, “华夷之辨”更是触犯北朝统治者的忌讳。所以, 魏晋以后《春秋》公羊学由汉代的显学跌落到谷底, 既有学术自身发展的原因, 也有社会需求变化的原因。
(二) “三礼”地位的升降
汉代“五经”中的“礼”, 是指《仪礼》 (初名《士礼》十七篇 (3) 。《史记·儒林列传》载:“诸学者多言《礼》, 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 及至秦焚书, 书散亡益多, 于今独有《士礼》, 高堂生能言之, 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 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 (4) 《汉书·艺文志》亦云:“汉兴, 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迄孝宣世, 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 三家立于学官。” (5) 此后《仪礼》作为汉代官学, 在政治、教育领域影响广泛。西汉时期, 《仪礼》在三礼学研究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
汉成帝时, 刘歆协助刘向整理“中秘书”, 注意到《周礼》 (原名《周官》) , 倡议立为博士, 《周礼》才引起世人的重视。后来传者甚众, 其中郑玄《周礼注》算是集大成者。所以, 唐代贾公彦说:“《周礼》起于成帝刘歆, 而成于郑玄。” (6) 作为古文经的代表, 《周礼》在王莽改制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汉魏南北朝时期的注解之作也多达41余部, 但从整体影响上来讲, 《周礼》的地位在这一时期要低于《仪礼》和《礼记》。
《礼记》在“三礼”中成书最晚, 在《汉书·艺文志》中甚至还没有著录。不过,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载有“《记》百三十一篇”, 班固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7) 。这应该就是《礼记》选编战国秦汉时期礼学文献的来源。《礼记》起初地位虽低, 但其思想内容较为丰富, 所以对它的研究在东汉发展迅速, 马融、高诱、卢植、郑玄等皆有注解之作 (8) , 尤其是郑玄遍注三礼, 并编纂《三礼目录》。借助郑玄的影响力, 《礼记》的地位才得到提升, 与《仪礼》《周礼》并列为“三礼”。
魏晋时期, 《礼记》为统治者所重视, 地位稳步上升。先是曹魏时期《礼记》被立于学官, 而且与《周礼》《仪礼》一样都设博士二员, 这是《礼记》首次被最高权力认可。到东晋元帝太兴年间置经学博士, 最初仅有《周礼》《礼记》博士, 而没有《仪礼》博士, 后因大臣荀崧力争, 才为《仪礼》置博士。 (1)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礼记》的地位在此时已经超过了《仪礼》。
南北朝时期, 南朝社会重视门阀, 故尊“三礼”之学。尤其是《仪礼·丧服》《礼记》, 都非常受重视, 注释之作甚众。其中梁武帝亲自撰著《礼记大义》十卷, 对《礼记》地位的提高影响很大。而北朝经学家对《礼记》则更为重视, 如《北史·儒学传》云:“诸儒尽通《小戴礼》, 于《周》《仪礼》兼通者, 十二三焉。” (2) 南北朝时《礼记》注解之作, 大多是宗尚郑注的义疏之学。比较有代表性的, 南朝有庾蔚之《礼记略解》、何胤《礼记隐义》、贺玚《礼记新义疏》、皇侃《礼记义疏》等, 北朝有刘芳《礼记义证》、熊安生《礼记义疏》等, 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超出了《周礼》《仪礼》注解。以上《礼记》注解, 尤其是皇侃《礼记义疏》、熊安生《礼记义疏》, 是孔颖达纂修《礼记正义》的重要基础, 孔疏之所以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 被认为历代《礼记》注解“皆不及孔疏详博” (3) , 正是南北朝《礼记》研究繁荣的结果。 (4)
《礼记》之所以能够以一部传记之作取代《仪礼》的地位, 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郑玄、梁武帝作注, 对《礼记》地位的提升都有很重要的影响。而最为重要的是, 《仪礼》所载以礼节为主, 内容较为繁琐, 随着时代的变迁, 逐渐不切于实用。古语云“三王不同礼”, 后世王朝的统治者已不可能完全照搬《仪礼》上的记载。而作为传记之学的《礼记》, 尚义理, 重礼义, 注重礼仪的原则而不是琐碎的细节, 能够为现实政治中的礼制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所以, 南北朝时制定本朝礼仪, 经常将《礼记》作为经典依据, 而不是《仪礼》。
总而言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五经”经传的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尤其是《左传》《礼记》地位的大幅度提高, 为唐初二者正式成为“五经”的正经奠定了学术基础。而这种调整与发展, 正是经学研究努力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结果。
三、汉唐时期的“五经”传本的调整
汉唐时期, 书籍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与后世的雕印本相比, 每一个手抄本都充满了个体的独特性。正是这种独特性, 致使手抄本之间也更容易出现文字的歧异。西汉今文经学承秦火之后, 经书传本罕见, 所以非常重视传承师法、家法, 其中就包括了对经书传本的继承。汉代因今古文经的差异引起数次学术争论, 大多也是起因于今文经、古文经文字上的歧异。而且不但今文经、古文经文字不同, 今文经内部也有差异。如东汉安帝元初四年, “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 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 各雠校家法, 令伦监典其事” (5) 。由于没有文字一致的标准本, 甚至有人“私行金货, 定兰台漆书经字, 以合其私文” (6) , 影响极为恶劣。东汉灵帝时, 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以为标准定本, 并由蔡邕书丹上石, 立碑于洛阳太学。立碑之后, 前往校核经书文字的人络绎不绝, 以致车马塞道。曹魏时期正始石经, 其功能与此相同。南北朝时期, 南北两地分治, 不但经说有异, 经书文字因传本不同也有差异。唐初, 唐太宗诏令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 撰著《五经定本》, 也是为了统一经书传本。所以, 在抄本时代, 尤其是在经书传承的早期, 经书传本的调整断非简单的版本问题。
汉唐之间“五经”传本的调整, 所涉甚广, 但对经学发展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上主流的“五经”传本, 逐渐由今文经传本变为古文经传本, 而且这种调整最终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从而导致大多今文经书传本散佚无存;另一个是社会上流传的经书, 逐渐由经书白文本变成经传 (注) 合编本, 这种变化到魏晋时期也基本完成。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调整, 所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
(一) 从今文经传本到古文经传本
汉唐时期, 经书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 不同抄本之间很容易存在文字上的差异。汉代经今古文之争虽然牵涉甚广, 但最根本的还是抄本之间文字不同。“五经”传本从今文经到古文经的转换, 大致完成于魏晋时期, 而“五经”之所以有今文、古文之别, 则与秦始皇的“挟书律”有密切的关系。
秦始皇三十四年 (公元前213年) , 秦丞相李斯提出“焚书”的建议。这个建议被接受并严加推行, 当时民间所藏《诗》《书》等典籍几乎灭绝, 幸而还有“博士官所职”的官府藏书。数年之后 (公元前206年) , 项羽引兵屠咸阳, 焚宫室, 官府藏书亦化为灰烬。不幸的是, 直到汉惠帝四年 (公元前191年) , “挟书律”一直没有废除, 遂使秦朝的恶政延续了20余年。在这段时间里, 儒家经典除了《周易》是卜筮之书不在焚毁之列, 《诗经》靠讽诵得以完整流传之外, 《尚书》《仪礼》等经书都有散佚残缺。最终幸存下来的经书文本, 无论是全本还是残本, 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 被后人称为“今文经”。汉代初期统治者崇尚黄老之学, 儒学地位不高, 直到汉武帝才“罢黜百家, 表彰六经”, 设立五经博士。这时官方认可的“五经” (指《诗》《书》《礼》《易》《春秋》) , 全都是今文经传本。
汉初以后, 相继发现了几批用秦代以前的文字抄写的儒家经典, 除了“五经”之外, 还有《周官》《礼记》《左传》《论语》《孝经》等, 共有古文经传十部。这些用古文抄写的经传, 被后人称为“古文经”。古文经最初或在民间传播, 或收藏在官府的书库中, 没有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直到西汉末年, 刘歆协助父亲刘向校理中秘藏书, 欲立古文经书于学官, 引起了古文经、今文经优劣之辩论, 这些古文经才逐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后来, 王莽将《毛诗》《周礼》《古文尚书》等列于学官, 增设博士, 虽时间很短, 但对古文经书的传播影响甚大。东汉以后, 经过几代古文经学家的努力, 古文经学蓬勃发展, 古文经传本也成功取代了今文经传本, 占据了主导地位。
汉代“五经”传本由今文经转为古文经, 不同经书的情况有较大的差异:
《周易》未受秦火焚毁, 所以在汉代今文《易》、古文《易》都流传有序, 是基本完整的。今文《易》传自田何, 经丁宽、田王孙, 传至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 皆被立于学官。古文《易》民间传本最重要的是费直本, 经王璜传给陈元、郑众、马融, 又由马融传给郑玄。《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小序称:“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 或脱去'无咎’、'悔亡’, 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1) 东汉末年之后, 由于古文经学地位的上升, 《易经》传本以费氏之学为准, 郑玄、王弼的注本都源自费氏《易》。唐初《周易正义》以王弼本为准, 在传本上也是继承了费直古文经传本。 (2)
《尚书》的今文经传本出自济南人伏胜, “秦时焚书, 伏生壁藏之, 其后兵大起, 流亡。汉定, 伏生求其书, 亡数十篇, 独得二十九篇” (1) 。《汉书·艺文志》载“《经》二十九卷”, 指的就是伏胜所传今文《尚书》二十九篇。后有欧阳氏、大小夏侯三家, 都出自伏胜, 汉武帝时皆立为博士。今文《尚书》是汉代《尚书》的主流传本, 但后来散佚毁亡于西晋怀帝永嘉之乱。汉代古文《尚书》有孔宅壁藏、民间漆书两种, 分别传自孔安国、杜林。前者后来传至贾逵, 后者传至马融、郑玄, 后来亦皆散亡。唐代《尚书正义》所据之本, 则是魏晋之间出现的所谓“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本, 是东晋梅赜所献。宋代以后, 有很多学者认为, 这个本子实则出于后人的伪造。但魏晋以后, 这种晚出的古文《尚书》本是最为通行的《尚书》传本。
《诗经》焚于秦火, 但当时读书人多能“诵《诗》”, 故得保全。今文《诗》有鲁申培、齐辕固、燕韩婴三家传本, 皆被立为博士, 而古文《诗》则有毛公传本。今文三家《诗》、古文《毛诗》流传系统不同, 文字上也有一些差异, 郑玄《毛诗传笺》兼采今古文, 注释中对今古文《诗》的差异有所说明。由于郑玄的注解影响较大, 汉代以后的《诗经》传本, 主要是属于古文经系统的《毛诗》。
《春秋》也有今文、古文两个本子, 且都得以流传至现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 (2) , 前者是古文经, 后者是今文经。《春秋》属于诸侯史记, 属于焚书的重点, 所以《隋书·经籍志》称“《春秋传》遭秦灭学, 口说尚存” (3) 。这说明《春秋》也是靠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汉代《春秋》公羊学被立于学官, 就是通行的今文《春秋》“《经》十一卷”, 而“《春秋古经》十二篇”则仅在民间流传。后来今古文《春秋》经文分别散入《公羊传》《左传》, 已无单行之本。根据对今本《左传》和《公羊传》中的《春秋》经文的比较, 二者最大的差异, 是《左传》中的《春秋》多出哀公十五年、十六年的经文。
此外, 《仪礼》本来也有今文、古文两个本子,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 (4) 《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 及至秦焚书, 书散亡益多, 于今独有《士礼》, 高堂生能言之” (5) , 但古文经本一直未能通行, 并亡于魏晋时期。所以, 汉代以后的传本仍然是汉初以来的今文本, 传本没有发生变化。
整体而言, “五经”的今文经传本与古文经传本, 并生共存了数百年。两汉时期, 今文经传本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到东汉末年以后, 古文经传本才逐渐取得优势。这种优势从代表官方定本的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的变化中就能看出。东汉灵帝熹平年间由蔡邕书写上石的经书全是今文经传本 (6) , 而曹魏时期的正始石经, 则以古文经传传本为主 (7) 。曹魏时期之所以要立古文经传本的石刻, 王国维认为:“当时学官所立者既为古学, 而太学旧立石经, 犹是汉代今文之学, 故刊古文经传以补之。” (8) 所刻经书传本的变化, 反映了汉魏时期今古文经学地位的升降。魏晋时期的经学博士, 除了《礼记》《公羊传》《谷梁传》三家为今文经学, 其他的都是古文经学, 也反映了这一点。
“五经”传本调整的实质, 是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的地位, 成为官方学术。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
汉世所立十四博士, 皆今文学也。古文诸经, 终汉之世, 未得立于学官。……自董卓之乱, 京洛为墟, 献帝托命曹氏, 未遑庠序之事。博士失其官守垂三十年。今学日微, 而民间古文之学乃日兴月盛。逮魏初复立太学博士, 已无复昔人。其所以传授课试者, 亦绝非曩时之学。盖不必有废置明文, 而汉家四百年官学今文之统, 已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 (1)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清代皮锡瑞站在今文经学家的立场上认为:“经学盛于汉, 汉亡而经学衰。” (2) 但是, 《十三经注疏》中的古注, 出自汉代学者之手的有六家, 出自魏晋学者之手的也是六家 (《尚书》古注旧题汉孔安国传注, 因有人怀疑它是魏晋时的伪书, 故暂归于魏晋) , 魏晋经学自有其精彩之处, 不能评价过低。
汉末魏晋时期, 古文经传本之所以能够取代今文经传本, 主要是学术因素的影响。因为古文经学大家辈出, 贾融、服虔、许慎、郑玄等人遍注群经, 为士林景仰。而今文经学作为官方学术, 受阴阳灾异学说、谶纬之学的影响较深, 如西汉后期以后, 今文易学以孟喜、京房、焦延寿一脉的禨祥之学, 逐步失去了学术生命力。另一方面, 汉末战乱对中原的文化中心破坏严重, 士人或在乱世中丧生, 或风流云散于边地, 遂使今文经学逐渐失去了学术主导地位, 今文经传本也逐渐被古文经传本所取代。
(二) 从经书白文本到经传 (注) 合编本
五经传本的另一个明显的变化, 是社会上流传的经书逐渐由经书白文本变成经传 (注) 合编本, 这对提高传注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影响。经传合编主要是指《易经》与《易传》的合编, 《春秋》与三传的合编, 以及《仪礼·丧服》与《丧服传》的合编。这些经典的经与传原本都是各自成书, 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步被合编为一个整体。
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先秦两汉时期的简帛经书文献, 大多为经文单行本。如《易经》《易传》在汉代前期还是分别单行的, 目前出土的《易》类简帛文献, 既有《易经》六十四卦卦辞、爻辞的内容, 也有《系辞》《说卦》等《易传》的内容, 但尚未见经传合编的《易》类出土文献。
对于《易传》的《彖辞 (上下) 》《象辞 (上下) 》《文言》五篇在流传过程中何时被附录在《易经》经文之下, 历来意见不一。《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自郑玄传费直之学, 始析《易传》附经, 至弼又更定之。” (3) 但后人一般认为《周易》经传合编始于费直, 费直“将《彖辞》、《象辞》杂入六十四卦中, 又将《文言》附于《干》、《坤》二卦。到王弼注《周易》, 又将《象辞》中之'小象’各附当爻, 唯留《干》卦不附当爻, 以存费氏《易》之旧貌” (4) 。如果此说符合史实 (5) , 那么《周易》经传的合编则是古文《易》学的重要特征之一。
又如, 《春秋》经与《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在两汉时期是各自单行的。《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著录“《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 (公羊、谷梁二家) ”, 又分别著录《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卷。这说明到班固撰著《汉书》之时, 《春秋》经传还是完全分开的。《春秋古经》与《左传》的合编, 始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 杜预将《春秋古经》的经文按年次分别置于《左传》传文之前, 此后《春秋古经》单行本渐次失传。《公羊传》《谷梁传》与《春秋》经书合编的体式, 不像《左传》按年整体编入, 而是根据传文的记载, 将经文散入其中。如果说《左传》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春秋古经》的原貌, 《公羊传》《谷梁传》则完全破坏了《春秋》经文的原来面貌。《公羊传》与《春秋》合编的时代,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公羊传》附经, 则不知始自何人。观何休《解诂》, 但释传而不释经, 与杜异例, 知汉末犹自别行。今所传蔡邕石经残字, 《公羊传》亦无经文, 足以互证。今本以传附经, 或徐彦作疏之时所合并欤?” (1) 虽是猜测之词, 也算是迄今为止较为合理的说法。《谷梁传》与《春秋》合编的时代, 由于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已经兼注经传, 所以一般认为至迟晋代已有合编本。
汉代以后, 经书注解成为专门之学, 著作数量剧增。经注之作, 有独立流传的, 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书类先载《诗经》二十八卷的齐鲁韩三家本, 后分别著录《鲁故》二十五篇等十一种今文经说, 这些经说应该都是独立的。也有先是独立流传, 后来经注合编为一书者, 如《汉书·艺文志》先载《毛诗》二十九卷 (2) , 后载《毛氏故训传》。到东汉末年郑玄注《诗经》, 才将《诗序》《毛氏故训传》分散到《毛诗》每篇之下, 合为一体。也有成书之初就是经注合编者, 如章句体, 对经书分析章节, 断其句读, 自然是无法完全脱离经书原文的。经注合编之后, 一旦注本为世人接受, 其注解也会产生较为普遍的影响。
经书与传注的地位原本是差距较大的, 因为一般认为经书是由圣人撰写或裁定, 而传注则是后世贤人阐发经书的著作。而经传、经注合编的结果, 是使传注附入经书, 混为一体, 传注遂获得了较为权威的地位。因而, 五经经传、经注合编对提高传记、注文的地位有着重要的影响, 有的后世传记升为经书, 并形成“经注”之学, 与此都密切相关。
四、汉唐时期“五经”注解的兴替
经书注解是对儒家经典的诠释, 是经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对一般的经典著作而言, 这些诠释的主要作用是辅助读者理解经典, 但具有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经学则不同。经学家对经书的阐释,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力话语, 会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汉唐之间的数百年中, 经书注解从最初的章句训诂之学, 到笺注之学, 再到义疏之学, 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长期学术积累的结果, 也是不同政治需求、不同学术思潮影响的结果。
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认为:“汉学重在明经, 唐学重在疏注;当汉学已往, 唐学未来, 绝续之交, 诸儒倡为义疏之学。” (3) 也就是说, 汉晋“五经”注解, 重在解释经文;而南北朝到唐初的“五经”义疏、正义, 则不但注经, 更重视对汉晋时期有关经注的疏解。而这一发展演变过程, 其实正是汉晋古注经典化的过程。唐初编纂《五经正义》尽可能秉持“疏不破注”的原则, 更是强化了汉晋古注对经书诠解的权威性。
汉魏六朝时期“五经”注解的发展, 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西汉经学承秦火之余烬, 经学家见书不广, 较为保守。随着今文经学的传播和古文经书的面世, 东汉时期的经学家在兼综今古文经书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 也是经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魏晋以后, 受玄学、佛教的影响, 一方面部分经书在解经上出现了玄学义理化的倾向, 另一方面受佛教经典注解方式的影响, 出现了义疏之学。这些经学注解的发展, 对丰富与充实“五经”学系统的内涵而言, 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一) 汉晋经注的发展
汉魏时期的经书注解, 不同时期有着较大的差异。其中最为明显的差异是:西汉贵专, 东汉尚博。这既是今、古文经学的差异, 也是经学自身发展的结果。而发展到魏晋时期, 在古文经学占主流的情况下又出现了新的特点。
西汉今文经学是专经之学, 今文经学家往往穷其一生专治一经, 所以皮锡瑞说:“汉人治经, 各守家法;博士教授, 专主一家。” (1) 这一时期经学家的优势在于去古不远, 前人口说尚存, 如汉初伏胜传《尚书》二十九篇, 即是如此。但由于时代的局限, 可资参考的文献很少, 他们所著的经书注解有很大的局限性。《汉书·艺文志》收录了部分汉代今文经学家的著作, 有章句、故训、说、传、记、微等不同的注解体式。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是章句之学, 如《尚书》的《欧阳章句》《大小夏侯章句》之类。章句是经学家在讲授经书时, 对经书进行分章、句读及敷衍大义的一种注解体式。以这种体式注解经书的著作, 现在大多已经散佚。由于今文经学家擅于以章句之学治经, 所以东汉以后学者批判今文经学家, 往往称之为“章句小儒”“章句之徒”。对今文经学的评价, 也往往有“章句烦多”“章句遗辞, 乖疑难正”之类的措辞。这些话虽出自论敌之口, 但也反映出今文经学的不足之处。所以《汉书·艺文志》评价道:
后世经传既已乖离, 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 而务碎义逃难, 便辞巧说, 破坏形体, 说五字之文, 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 故幼童而守一艺, 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 毁所不见。终以自蔽, 此学者之大患也。 (2)
今文经被立为博士之后, 成为利禄之途, 各家保守师说, 缺乏交流, 难免形成一些弊端, 多有附会之说。譬如“秦延君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十余万言, 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 (3) , 于此可见今文经学末流在学风上的弊端。
而西汉末年兴起的古文经学崇尚博通, 是兼综之学。刘歆是汉代古文经学兴起的关键人物。他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古文经学崛起过程中重要的历史文献。刘歆虽然没有专门撰写古文经学注解之作, 但他的弟子与再传弟子在东汉早期古文经学的传承方面, 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作为刘歆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的郑兴、郑众父子, 其经学成就主要集中在《周官》和《左传》的研究上。而刘歆的另一位再传弟子贾逵则融汇众家, 遍注群经, 成为东汉初年古文经学最著名的代表性学者, 其著作有《左氏传解诂》《尚书古文同异》《毛诗杂义难》《周官解诂》等。贾逵之后, 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马融不但遍注群经, 而且兼取今文经学, 表现出以古文经为主、兼采今文经的特点。郑玄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他不但遍注“五经”经传, 而且贯通今古文经学, 是名符其实的通家。由于他的经学精湛, 门人众多, 所产生的学术影响较大, 所以传世的著作也比较多。
由于学术见解的分歧, 加上政治利益的争夺, 今古文经学之间曾展开多次激烈的辩论。单从经书注解体式发展的角度而言, 东汉经学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 又创造了一些新的注解体式, 如“同异” (或异同) 、“难”、“笺”等。这些注解体式, 都是建立在西汉时期一两百年的学术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数量众多的经书注解是可以凭依的资料, 如果前人或同时代学者的著作有意见分歧, 有误说谬论, 有阐发不充分之处, 当然可以据以生发成文。以郑玄为例, 《五经异同》体现了古文经学家在博通群经的基础上, 重视不同观点的比较和辩难, 是对“误说谬论”的批判;而《毛诗传笺》则是针对前人注解的不足, 予以阐发与补充。这种学术形态的产生, 乃至融合今古文经学学风的出现, 都是建立在学术交流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经学史上, 汉末魏晋时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汉末党锢之祸对士人和太学生的打击, 使经学传承在人才方面受到极大的损失;董卓之乱损毁洛阳藏书, 则破坏了汉代数百年的学术积累。经此祸乱, 今文经学从此一蹶不振。而郑玄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东莱 (今山东胶东一代) 讲学, 从者上千人, 此后弟子遍于朝野。于是, 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融合今、古文经学的郑玄之学, 便发展壮大起来, 并逐步占据了当时的主流地位。曹魏时期, 东海王肃推崇贾逵、马融之学, 专门与郑玄立异。后来王肃之学借助司马氏集团的权力, 立为学官, 大行于世。于是, 以古文经学为主的郑学、王学之争, 取代了今古文经学之争, 成为汉魏之际的经学热点, 古文经学遂成为经学的主流。
从宋代以后《十三经注疏》采用的古注来说, 魏晋时期的注释被采用的数量, 是可以和汉代相媲美的。除了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晚出古文孔传《尚书》之外, 还出现了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义理派《易》学。从此, 中国经学出现了真正的义理学派,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义疏之学与汉晋经注的经典化
两汉魏晋时期的经注数量较多, 不同注家之间也存在辩论与竞争。如今古文经学之争, 名为学术之争, 实为利禄之争。又如魏晋之际郑玄之学与王肃之学的竞争, 王肃也是借助皇室的力量, 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南北朝时期是汉晋经注经典化的重要时期, 在学术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 很多经书注解被淘汰, 并很快散佚失传, 而竞争中胜出的经注, 则获取了权威的经典地位, 以至开始出现注释经注的著作。马宗霍在总结两汉、魏晋、南北朝三个时期的经书注解特点时, 有过精辟的概括:
盖汉人治经以本经为主, 所为传注, 皆以解经。至魏晋以来, 则多以经注为主, 其所申驳, 皆以明注。即有自为家者, 或集前人之注, 少所折衷;或隐前人之注, 迹同攘善;其不依旧注者, 则又立意与前人为异者也。至南北朝, 则所执者更不能出汉魏晋诸家之外, 但守一家之注而诠解之, 或旁引诸说而证明之, 名为经学, 实即注学, 于是传注之体日微, 义疏之体日起矣。 (1)
先有经书, 后有经书的注解, 再有对既有经书注解的比较、辨析、折中、补充, 最后发展到对经书注文的专门研究, 这是符合经典之学的发展规律的。《隋书·经籍志》收录了大量义疏之体的著作 (2) , 如皇侃《礼记义疏》《论语义疏》, 苏宽《春秋左传义疏》, 熊安生《礼记义疏》等, 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政权分立, 各自宗尚的经注也有所不同, 正如《北史·儒林传》所说:
大抵南北所为章句, 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 《尚书》则孔安国, 《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 《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 《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 得其英华;北学深芜, 穷其枝叶。考其终始, 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 殊方同致矣。 (1)
这段文字对北朝经学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 北朝经学的确是以宗尚汉代经注为主。但对南朝经学的概括则稍显粗疏, 根据今人的研究, 南朝宋齐时期是汉人经注与魏晋经注并传, 梁陈时期才以魏晋经注为主。 (2) 而且, 到了南北朝后期, 南学、北学则呈融合之势, 尤其是南学北渐, 南朝的义疏之学逐渐开始在北方流行。所以, 北朝也出现了一些义疏之学的大家, 如河间景城人刘炫就遍疏群经, 成为六朝义疏之学的集大成者, 唐初纂修《五经正义》就大量参考他的著作。 (3)
南北朝经学具有代表性的注经体式是义疏之学, 在南朝尤为突出。《隋书·经籍志》收录义疏类著作的撰者, 以南朝人为多。广义的义疏之学还包括受佛教讲经影响的“讲疏”, 而对汉晋经注经典化起关键作用的则是狭义的“义疏”。而《北史·儒林传》所说的南北好尚不同, 最终也体现在了这些义疏著作中。唐初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正义》《周易》取王弼注, 《尚书》取孔安国传, 《左传》则取杜预集解, 正与南朝后期的学风相合, 也正是这个原因。
五、唐代“新五经”学的确立及对“五经”系统的突破
汉魏六朝“五经”学系统的内部调整与发展的最终结果, 是唐初“新五经”学的确立。而“新五经”学的确立, 是以颜师古《五经定本》和孔颖达《五经正义》的成书为标志的。
《五经定本》《五经正义》是一对互补的组合。《五经定本》校订文字异同, 是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 对“五经”正文的统一;而《五经正义》则是奉一家注释为权威, 然后对经文与注文作出新的、统一的阐释。
唐修《五经正义》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以小戴《礼记》取代《仪礼》的“五经”地位;二是以《春秋左传》取代《春秋公羊传》的“五经”地位, 从而形成了新的“五经”系统。由于《五经正义》在唐代并没有附录在“五经”经注合编本中, 而是独立单行, 所以, 唐代士人读经必须以《五经定本》《五经正义》相配才行。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 这个“新五经”系统很快为当时的士人所接受, 而且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范文澜认为:“唐太宗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 对儒学的影响, 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4) 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而正如本田成之所言:“如果没有六朝诸儒的义疏, 在唐要新作《正义》, 恐怕是不容易的事情。总之, 唐之《正义》成, 六朝的义疏就枯了。” (5) 所以, 《五经正义》实为总结魏晋六朝经学的集大成之作, 受魏晋南北朝经学发展的影响非常大。
《五经正义》正式刊定之后, 唐高宗“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 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 每年明经依此考试”。所以, 《五经正义》所建立的“新五经”系统很快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 “新五经”确立之后, 面临着新的难题, 就是该如何处置《仪礼》, 以及如何处置作为“三礼”的《周礼》和作为《春秋》三传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唐人的做法是将“五经”扩而为“九经”。
“九经”之说始自唐代。据笔者考订, 《初学记》已经有“九经”的说法:
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曰三礼, 《春秋》有左氏、公羊、谷梁三传, 与《易》《书》《诗》通数, 亦谓之“九经”。 (1)
《唐六典》中也有相关记载:
其明经各试所习业, 文、注精熟, 辨明义理, 然后为通。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 《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 《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二经者, 一大一小, 若两中经;通三经者, 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 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并须兼习。 (2)
《唐六典》成书于开元二十七年 (公元739年) , 《初学记》成书于开元十四年 (公元726年) , 所以“九经”名目的出现, 至迟在开元十四年。所以, 到开元年间, “五经”学系统就已经被突破, 开启了“正经有九”的时代。但是, 唐代经学的发展并没有止步于此。唐文宗开成二年 (公元837年) , 在长安国子监门前立石刻经, 作为士人传写和考试的定本, 即开成石经。开成石经除了“九经”之外, 还刻有《论语》《孝经》《尔雅》, 后人遂有“十二经”的说法, 在突破了“五经”学系统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正经扩展为“九经”之后, 由于内容卷帙浩繁, 士人不可能通习, 这便出现了选择的问题。《唐六典》所载的科举制度考试规定, 为这种选择提供了政策依据。而选择的结果, 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唐初确立的“新五经”系统, 是具有合理性的。如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云:
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 并圣贤微旨, 生人教业, 必事资经远, 则斯道不坠。今明经所习, 务在出身, 咸以《礼记》文少, 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 《仪礼》庄敬之楷模, 《公羊》《谷梁》, 历代崇习, 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 四经殆绝。事资训诱, 不可因循。 (3)
开元十六年 (七二八) 前后, 杨4上奏亦云:
窃见今之举明经者, 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 曲求其文句之难, 每至帖试, 必取年头月日, 孤经绝句。且今之明经, 习《左传》者十无二三, 若此久行, 臣恐左氏之学, 废无日矣。臣望请自今已后, 考试者尽帖平文, 以存大典。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殆将废绝, 若无甄异, 恐后代便弃。望请能通《周》《仪礼》《公羊》《谷梁》者, 亦量加优奖。 (4)
杨4的建议被唐玄宗采纳, “于是下制, 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 出身免任散官, 遂着于式”。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将近百年之后 (唐穆宗长庆二年, 即公元822年) , 谏议大夫殷侑奏云:
伏以《左传》卷轴文字, 比《礼记》多较一倍, 《公羊》《谷梁》与《尚书》《周易》多较五倍。是以国朝旧制明, 经授散, 若大经中能通习一传, 即放冬集, 然明经为传学者, 犹十不一二。今明经一例冬集, 人之常情, 趋少就易, 三传无复学者。伏恐周公之微旨, 仲尼之新意, 史官之旧章, 将坠于地。伏请置三传科, 以劝学者。 (1)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 “新五经”系统之外被纳入九经的《周礼》《仪礼》《公羊》《谷梁》等, 并不受士人的欢迎。
同为大经的《左传》与《礼记》在唐代命运也不相同。《左传》因为篇幅过长, 不易记诵, 也被士人排斥, 而《礼记》文字仅有《左传》的一半, 传习者众多, 所以在唐代士人中影响较大。中唐时期, 韩愈为了论证自己的道统之说而大力宣扬《大学》, 李翱尊信《中庸》, 正是《礼记》传习广泛的结果。而从韩、李推崇《大学》《中庸》, 发展到宋代程朱将其与《论语》《孟子》并列, 并最终以“四书”取代了“五经”的主导地位, 可谓“浪成于微澜之间”, 后人是可以见微知著、沿波溯源的。
六、结语
经典的产生以及后世对经典的选择, 都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宋代所崇尚的经典从“五经”转移到“四书”, 是中国经学史上的重大转折, 反映的正是社会风尚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五经”学系统的内部调整与发展, 也是如此。
从汉武帝确立“五经”之学的官学地位, 到唐初“新五经”的形成, 历经700余年。经历了从大一统到分裂割据再到大一统的政治变局, 经历了佛教传入、玄学兴起等文化思潮的冲击, 其内部也经历了从今文经学到古文经学, 到郑玄、王肃经学之争, 再到南北经学分立, 最终融合统一。在内外变革的双重压力之下, 汉唐时期“五经”学系统的内部结构有所调整, “五经”经传的地位有所兴替, 尤其是《礼记》取代《仪礼》列为五经, 《春秋左传》附《春秋》而入经;“五经”经书传本除了《仪礼》, 皆由今文经学本变为古文经学本 (《春秋》今古文传本皆散入传记, 亦以散入《左传》的古文传本较为流行) ;五经的注解, 也由注经文发展到疏注文。这些调整与发展, 是政治权力、学术发展、社会变迁等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 经书地位升降与政治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唐之间对经书地位影响最大的是博士制度的变化。两汉时期, 博士制度最大的变化是从汉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发展到汉宣帝黄龙十二博士, 又发展到东汉建武十四博士。而两汉时期所立的博士基本上全是今文经学博士。古文经学虽偶有被立为学官者, 但很快即被废罢。汉代经学之所以以今文经学为主流, 正是受博士制度影响的结果。而魏晋时期虽然继承了两汉时期的博士制度, 但所立经书则有所变化。高贵乡公曹髦之后, 设立博士十九员, 其中《易》《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氏传》《公羊传》皆设博士二员, 《谷梁传》《论语》《孝经》设博士一员, 共有十一部经传设有博士, 其中古文经学的博士已经占有较大的比例, 而且《周礼》《礼记》《左氏传》等的地位明显得到提高。东晋以后, 博士不再分掌专经, 统称为太学博士, 共同教授十门功课 (以上十一部经传, 《论语》《孝经》为一门课程, 其他经传各为一门课程) 。博士制度的变迁, 对经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当时这些设为博士的经典, 有一些虽暂时无经书之名, 但已经具备了与经书相当的地位。
其次, 经学著作能否得到流传, 与学术发展自身规律也有密切的关系。完全借助权力发展起来的学术, 当权力不再加持时, 就难免衰落。如王肃经学在魏晋之际借助司马氏的支持, 风靡一时, 但这种局面维持时间不久, 东晋时期王学著作的地位已经开始下降, 并最终散佚。而郑玄的注解因为被广大士人认可, 最终成为权威的经书注解之作。此外, 学术传承、学术风气的变化, 对经书注解地位的升降也有很大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南学、北学尊奉经书注解有异, 就是受当地学术传承、学术风气的差异所影响。
再次, 经书及其注解能否流传至后世, 有时会与突发的历史事件有关系。汉唐之间战乱频仍, 对经书及其注解的流传影响很大, 隋代牛弘就提出图书“五厄”之说, 除了秦始皇焚书之外, 王莽之乱、董卓之乱、西晋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和周师入郢四次厄难, 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如汉代古文《尚书》的传本, 就是在永嘉之乱中散佚失传, 遂使古今文《尚书》的问题成为千古公案。
总之, 经书与研究经书的经学并非恒久不变, 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无论是“五经”学系统的内部调整与发展, 还是突破“五经”名目的钳制, 变为“九经”“十二经”“十三经”, 抑或是重新建立的“四书”学系统, 都是旧的经典系统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得不做出调整的结果。因此, 系统梳理汉唐时期“五经”学系统的形成、调整、发展和突破, 对现代经学研究与构建新的经学系统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 (2)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 第18页。
2 (3)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 第1页。
3 (4) 张寿安:《从“六经”到“二十一经”---十九世纪经学的知识扩张与典范转移》, 《中国文化》2013年第2期。
4 (1) 汉唐经学与宋明经学的差异, 自《四库全书总目》之后, 大多以“汉学”、“宋学”称之。但“汉学”、“宋学”不能完全从时代的角度看, 而应该从学术风格的角度看。如果这样来看, 不仅汉唐时期有“汉学”, 宋元明清时期也有“汉学”。如宋代《诗经》学有尊序派, 就是《诗经》的汉学。所以, 为了表述更为清晰, 下文尽量避免使用“汉学”、“宋学”这两个术语。
5 (2) 郭沂认为:“现存儒学奠基期最重要的经典可新编为七:《论语》 (附《论语》类文献) 《子思子》《公孙尼子》《子车子》《内业》《孟子》《荀子》, 总称'七典’, 与五经合称'五经七典’。”参见郭沂《五经七典---儒家核心经典系统之重构》, 《人民政协报》2006年12月18日、2007年1月15日连载。
6 (3) 梁涛认为:“能够反映早期儒家文化精神与生命的应该是《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参见梁涛《“新四书”与当代学的重建》,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7 (4) 据统计, 主要收录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著作的《隋书·经籍志》中, 收录《春秋》类著作97部983卷, 亡书130部1190部, 共计227部2173卷;收录三礼学著作136部1622卷, 亡书211部2186卷, 共计347部3808卷。可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礼学研究的著作, 已经远远超出了《春秋》学。参见徐有富《目录学与学术史》, 北京:中华书局, 2009年, 第96-97页。
8 (1) 班固:《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 第3617页。
9 (2) 赵伯雄:《春秋学史》,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年, 第102-126页。
10 (3) 班固:《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 第3618页。
11 (4) 《汉书·儒林传》载:“宣帝即位, 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 以问, 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髙皆鲁人也, 言谷梁子本鲁学, 公羊氏乃齐学也, 宜兴《谷梁》。”参见班固《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 第3618页。按:卫太子是汉宣帝的祖父, 汉宣帝推重谷梁学, 似乎与此有关。
12 (5) 班固:《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 第1971页。
13 (6) 范晔:《后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 2005年, 第820页。
14 (7) 范晔:《后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 2005年, 第811页。
15 (1) 李延寿:《北史》, 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 第2709页。
16 (2) 姚思廉:《陈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72年, 第449页。
17 (3) 据丁鼎考证, 郑玄尚未称《礼》经为《仪礼》, 而刘宋范晔《后汉书·郑玄传》则已有《仪礼》之称, 所以称《礼》经为《仪礼》, “大约出现于郑玄之后, 范晔之前”。参见丁鼎《〈仪礼·丧服〉考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 第56页。
18 (4) 司马迁:《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 1982年, 第3126页。
19 (5) 班固:《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 第1710页。
20 (6) 贾公彦:《周礼注疏》,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 卷首第9页。
21 (7) 班固:《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 第1709页。
22 (8) 据姚振宗《后汉艺文志》统计, 汉代《礼记》研究著作有11部。
23 (1) 房玄龄等:《晋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 第1976-1977页。
24 (2) 李延寿:《北史》, 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 第2708页。
25 (3) 皮锡瑞:《经学通论》, 北京:中华书局, 1954年, 第74页。
26 (4) 焦桂美认为:“孔颖达于三《礼》唯疏《礼记》, 其中原因虽不一而足, 然与南北朝《礼记》注疏的兴盛尤其是皇、熊二疏所取得的成就必有关联。”参见焦桂美《南北朝经学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 第399页。作者按:《礼记》地位超过《周礼》《仪礼》, 是历史地形成的, 上文已提到早在东晋时《礼记》已经比《仪礼》更受重视。
27 (5) 范晔:《后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65年, 第2513页。
28 (6) 范晔:《后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65年, 第2547页。
29 (1) 班固:《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 第1704页。
30 (2) 《隋书·经籍志》对费氏之学的发展情况言之甚详:“故有费氏之学, 行于人间, 而未得立。后汉陈元、郑众, 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 以授郑玄。玄作《易注》, 荀爽又作《易传》, 魏代王肃、王弼, 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 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 亡于西晋。孟氏、京氏, 有书无师。梁、陈郑玄、王弼二注, 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 王注盛行, 郑学浸微, 今殆绝矣。”魏征等:《隋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73年, 第912-913页。
31 (1) 司马迁:《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 1982年, 第3124页。
32 (2) 班固:《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 第1712页。
33 (3) 魏征等:《隋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73年, 第932页。
34 (4) 班固:《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 第1709页。按:后者应该为十七篇, 文字互佚。
35 (5) 司马迁:《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 1982年, 第3126页。
36 (6) 熹平石经始刻于熹平四年 (公元175年) , 用隶书, 包括《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七部经书传记, 所以《隋书·经籍志》称之为“七经”。这些经书传记全部是以今文经为本, 《诗经》用《鲁诗》本, 《易经》用梁丘氏本, 《春秋》用公羊学本, 《尚书》、《仪礼》等也都是今文经。
37 (7) 正始石经刊刻于魏废帝齐王芳正始二年, 用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 故又称“三体石经” (或“三字石经”) , 以后世发现的残石来看, 主要有《尚书》《春秋》《左传》三部经传。
38 (8) 王国维:《魏石经考三》, 《王国维全集》第8卷《观堂集林》,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0年, 第489页。
39 (1) 王国维:《汉魏博士考》, 《王国维全集》第8卷《观堂集林》,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0年, 第115-116页。
40 (2) 皮锡瑞:《经学历史》, 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 第95页。
41 (3) 永2) 等:《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中华书局, 1965年, 第2页。
42 (4) 许道勋、徐洪兴:《中国经学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第327页。
43 (5)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云:“《易经》十二篇, 施、孟、梁丘三家。”颜师古注云:“上下经及十翼, 故十二篇。”由于三家《易》亡于西晋永嘉之乱, 所以三家今文《易》经传传本的编排方式, 后人无从得知。但既然《汉书·艺文志》称之为“《易经》十二篇”, 则至迟到班固之时, 《易传》至少已整体附于《易经》之后, 并取得了经书的地位。汉人引《易传》之文, 径直称《易》, 而不作经传区别, 亦为一证。
44 (1) 永2) 等:《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中华书局, 1965年, 第211页。
45 (2) 按:《经》二十八卷, 《诗序》一卷。见班固:《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 第1706页。
46 (3) 皮锡瑞:《经学历史》, 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 186页。
47 (1) 皮锡瑞:《经学历史》, 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 第45页。
48 (2) 班固:《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 第1723页。
49 (3) 桓谭:《新辑本桓谭新论》, 朱谦之校辑, 北京:中华书局, 2009年, 第38页。
50 (1)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4年, 第85页。
51 (2) 除了义疏之体外, 南北朝时期的经解, 还有大量的讲疏之体的著作, 如梁武帝《周易讲疏》《中庸讲疏》《孝经讲疏》等。冯浩菲认为, 讲疏之体源自先秦传体、两汉今文经学的部分经说, 与义疏之体这种“既释原文又释注文”的注释体式不同。详见冯浩菲:《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第160-161页。
52 (1) 李延寿:《北史》, 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 第2709页。
53 (2) 焦桂美:《南北朝经学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 第218页。
54 (3) 焦桂美:《南北朝经学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 第455页。
55 (4) 范文澜:《中国通史》 (第4册)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年, 第243页
56 (5) [日本]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 孙俍工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年, 第188-189页。
57 (1) 徐坚等:《初学记》, 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 第497页。
58 (2) 李林甫等:《唐六典》, 北京:中华书局, 1992年, 第45页。
59 (3) 杜佑:《通典》, 北京:中华书局, 1988年, 第355页。
60 (4) 刘昫等:《旧唐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 第4820页。
61 (1) 王溥:《唐会要》, 北京:中华书局, 1955年, 第1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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