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蒙难记（十四）
作 者：任 毅
押回母校挨斗，《知青之歌》被全面批判
一夜间，新街口、鼓楼竖起了一块块批判反动歌曲《知青之歌》的大批判专栏，墨迹尚未干透，显然这项工作是昨天抓我的那一夜同步展开的。一九七0年二月二十日，南京市革委会机关报《新南京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反动歌曲（我的家乡）》必须彻底批判，掀开了这场大批判的序幕，也第一次对《知青之歌》定性为反动歌曲。这一大批判专题报道直到一九七0年的四月份方才结束，因为那时关于《知青之歌》作者的命运已经尘埃落定，再批也没有什么作用了。然而，大批判并没有阻挡《知青之歌》的传播，更多的人、更多的知青，反而是通过批判了解到《知青之歌》，并接受了它。就这样，《知青之歌》穿越了时间和空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播着，用后来提审我的军代表的话说：“《知青之歌》是解放以来未经报刊发表，未经广播，传播最广的一首歌。”《知青之歌》成了那个非常时代人民和知青在苦闷中聊以安慰和抚慰心灵的一剂良药。一切冠冕堂的说教都在这支歌的温情和人性面前败下阵来，而这是我当时创作时根本不曾想到的，这也是“四人帮”们要置我于死地的最大根结。在一个军人看守的带领下，我来到昨天夜里被抽去皮带、裤带的大台前，他给了我一根鞋带，让我把裤子两头的蚂蟥带拴一下，这样裤子就不会掉下来。然后他带着我沿着昨天夜里的路走向监狱的门口，就在监狱的门口，另一个军人给我戴上手铐，两旁的看守荷枪实弹，脸上充满愤怒，我不由打了个寒战。冬日的清晨异常的冷，冷得就像这一张张军人的脸。我被押上了囚车，在左右两个军人的看守下，坐在四周焊满铁条的车厢里，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到，也根本辨不清方向，不知到哪里。囚车呼啸地拉着警笛行驶在路上，恐怖的气息笼罩着整个车厢，大约十分钟之后，车缓缓地停了下来。我透过铁窗向外窥去，啊，是我的母校，南京市第五中学。我的第一场公开批斗会被安排在母校进行，这是十分残酷和丧失人性的做法，但是，这在那个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了。看到我生活学习六年多的母校，此刻的我感到陌生，那平时朝夕相处的同学早已各奔东西，那诲人不倦的恩师们还都在“牛棚”里受折磨，那无数张稚嫩的面孔却是我们下农村后刚刚进学校的。尤其是看到我下农村前带过的一个初一班级的同学，他们发疯似地涌到前面，想看一看曾经教他们的“小任老师”现在的样子。我抬起头，内心却是悲凉的。宽大的礼堂依然是破破烂烂的，阳光从楼顶上的破损处一缕缕地透视下来，却让我想起那夜逮捕我时的手电筒光束。突然我意识到，此刻的我却不再是母校的佼佼者，而是那个时代千夫所指的“现行反革命”，我打了一个寒战。我被两个看守押到台上，手依然被铐着。望着台下那闹哄哄的人群，我竭力打起精神，为的是保住自己起码的尊严，不至于太难看，太沉沦。高音喇叭里，“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将每日每时地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就是“不拿枪的敌人”，就是“四人帮”所批示的“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典型人物。此时我也管不了这许多，你们想加什么帽子加吧，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吧，一切都不可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已经是刀案上的肉，被随意宰割了。然而我的心里却想看到我是如何被批斗的，批斗的内容又是什么。随着革命的歌曲响起，批斗会开始了，会堂里还是闹哄哄的，在一声“把反动歌曲《知青之歌》的炮制者，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押上来”的叫声中，我被两个低年级的红卫兵押着走到主席台前，他们让我低下头，瞬间我看到坐在第一排的那些老师们，一个个面色严峻，显然还没有“解放”，他们是来“受教育”的，是“杀鸡做猴”的把戏。我看见坐在中间那瘦小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吴菊亭校长，喉头一时哽住，我猛咽了一口口水。一队七人组成的批斗小分队登场了。这支一天前刚刚组成的小分队，以后随着我到体育场，到学校，到工矿企业，到江浦各个公社，巡回批斗了四十多场次。一切就这样开始了，一切都不容我多说，就像一出活生生的戏剧。说我：编写《知青之歌》的目的，就是妄图破坏革命运动，煽动知识青年不安心上山下乡。说我：表面上描写南京的美丽，实质上要知识青年贪恋城市的生活，留恋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说我：要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呜冤叫屈，称之为“金色的学生时代”。说我：歪曲知识青年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壮举是“沉重的修地球”。说我：诋毁知识青年下农村战天斗地干革命是“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说我：歌词中的“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整个批斗会的过程大约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只是让我低下头，戴着手铐站在那里聆听，这当中只让我两次答话。他们说我那一次在广播站播放歌剧《白毛女》喜儿遭黄世仁侮辱后的一段唱词：“霎时间，天昏地暗…”我记得那天，军宣队长都对这事进行过处理了，没想到今天竟又被提起。“有没有放过这段歌？”一个红卫兵冲上前来，用手指着我，气势汹汹地说。“任毅不老实，怎么办？”有人一挑动，便有好几个人一起冲上来，伸出手齐刷刷地指着我。“不老实，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台下的学生在有人带领下高声喊道。批斗会结束了，我又被押上了囚车。我突然又看见老校长吴菊亭静静地站在车窗外，布满皱纹的脸沉默着，还是那么和蔼，那么让人尊敬，我真想对她说上一句：“老校长，对不起，你的学生让你难堪了。”但两旁坐着看守，我根本挪不动身子。我下农村前带过的那一班学生，拍打着窗子，叫着，喊着……隔着玻璃，我什么也听不见。我看见那一张张熟悉的、孩子气的脸，毕竟我当了他们一年的老师，感情还是蛮深的，我是他们平日喜欢和尊敬的“小任老师”，我真想对他们喊一声：“我想你们。”但我做不到，我已经没有自由了。汽车在缓缓地驶出五中，突然我猛地扭过头再看了一眼五中，我的眼泪不禁流了出来。这一离去，再回到五中时，却是十年后的事了。坐在回监狱的囚车里，我疲惫极了，内心也极为紧张，我仿佛感到末日的来临。我怎么会落到如今的这般田地？我想不出答案。虽然出身不好，可那又不是我的错，从小到大，从小学到高中，我受到的都是共产主义教育，整天在红色的海洋里，我自然而然地成了红色的一部分，我一直都在进步中，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是少先队的大队长，还是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成员，手臂上的三道杠，胸前别着两瓣绿叶付着的小红花，我还真是新中国的阳光少年。可高中时一次次地打人团报告，却一次次地失望。班上的团支书认为我已经表现得无可挑剔了，而当他向上据理力争时，到的回答却是，任毅是属于“内控学生”，根本不可能人团。当我得知此番话时，却是在二十年后当年的同窗聚会的桌上。团支书当初之所以没有告诉我，是怕我承受不了如此的打击。那“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及“有成分论”“重在表现”等都是美丽的谎言，一切都早已定论。我爱我的国家，可谁来爱我呢？但在当时，我是不可能考虑这些，而只想的是，我的生命能否保住，能否活在这世界上？我真的有些后悔了，后悔那一晚上的莫名其妙的冲动，而带来的不可挽回的结局。
（未完待续）
（注：《<知青之歌>始末》由今日出版社出版，该书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本文原载于“苏州知青”公众号，题目为编者所加）
【作者简介】任 毅，男，江苏南京人，1947年生，南京市第五中学66届高中毕业，1968年12月到南京江浦县插队落户。1969年创作歌曲《知青之歌》，迅速在全国知青中广泛流传，1970年被打成反革命并判死刑，后改判十年有期徒刑。1979年1月4日平反，宣布“无罪释放”，被安排到南京纺织公司所属丝绒厂工作。退休后供职于成都艺术职业学院。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