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真有女性经商吗？谈《梦华录》里的宋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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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梦华录》海报

继《知否知否》与《清平乐》之后，又一部制作精良的宋朝大剧《梦华录》成为热门话题。宋史研究者、知名作家吴钩，结合剧情分享了一些关于宋朝的有趣知识。

宋代真有女性经商吗？

《梦华录》剧照

第一集，大女主赵盼儿出场，身份是茶坊女掌柜，她的朋友孙三娘则做果子蜜饯生意，是两个女商人。

那么在宋代，真的有女性经商吗？是的。

“九市官街新筑成，青裙贩妇步盈盈。”宋朝女性经商并不少见，刘松年《茗园赌市图》中便有一名提瓶卖茶的女商贩。

庄绰的《鸡肋编》则记录了一个开茶坊的少妇：“尝泊舟严州城下，有茶肆妇人少艾，鲜衣靓妆，银钗簪花，其门户金漆雅洁，……旁与人笑语，不为羞。”放在今日，一定是网络上热传的“茶坊西施”。

临安名小吃“宋五嫂鱼羹”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女性，叫宋五嫂，原本是“汴京酒家妇，善作鱼羹”，宋室南渡后，南下“侨寓苏堤”，因为手艺很好，“人竞市之，遂成富媪”。

登封高村宋墓壁画《烙饼图》

在闽南，女子经商更是寻常见，一位诗人写道：“女不专桑柘。内外悉如男，遇合多自嫁。云山恣歌谣，汤池任腾藉。插花作牙侩，城市称雄霸。梳头半列肆，笑语皆机诈。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愚夫与庸奴，低头受淩跨。吾闽自如此，他方我可暇。”

宋朝政府还设有专管征收商税的税务官，叫做“栏头”，由于男性“栏头”对女性收税多有不便，还出现了“女拦头”，从这里也可看出宋代经商女性之常见。

宋朝茶坊胜似星巴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一处茶坊

剧中赵盼儿开了一家赵氏茶铺。在宋代，开茶坊、茶肆、茶铺，确是一门好生意，城市中茶坊到处可见，就如今日的咖啡馆。

《东京梦华录》说，京城朱雀门外，“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

南宋也一样，《梦粱录》记载，临安“处处各有茶坊”，如俞七郎茶坊、朱骷髅茶坊、郭四郎茶坊、张七相干茶坊、黄尖嘴蹴球茶坊、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茶坊的名字都起得很酷，很抓眼球，很有广告效应。

宋人《饮茶图》局部

茶坊构成宋代城市社会的公共空间，而不仅仅是单纯饮茶的私人所在。

清雅的茶坊是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高端的茶坊可供“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习学乐器、上教曲赚”；大众茶坊则是“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的场所；还有“楼上专安着妓（伎）女，名曰'花茶坊’的”，“非君子驻足之地也”。

宣化辽墓壁画《备茶图》

高档的茶坊布置得非常雅致，“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

今日一些咖啡馆、酒店为显示清雅，也喜爱挂名家的书画作品。

这类高端茶坊，不论是品位，还是价位，都要比今日的星巴克高出几个段位。不过宋人并不会因此而质问“为什么一杯茶汤卖得这么贵”。

显然，高端茶坊卖的并不是茶汤，而是格调，是生活方式，是身份识别标准。

“飞钱”究竟是什么东西？

《梦华录》

《梦华录》提到的“飞钱”究竟是什么东西？

飞钱始见于晚唐，宋时习惯称之为“便钱”。飞钱也好，便钱也好，实质就是一种汇票。为方便理解，我举例说明。

假设我们是生活在宋代京城的大商人，也要到陕西采购一笔约值1,000贯钱的商货。

宋人使用的主要货币是铜钱，比白银更笨重，1,000贯钱重约4,000斤，若雇人搬运，可能会累死几匹马。

不过，宋朝商人不需要这么辛辛苦苦搬运，因为宋朝政府设有货币汇兑机构，我们只要在京师的官营汇兑机构存入1,000贯钱，便可领到一纸汇票，到达陕西后，再用这张汇票向当地政府兑换现钱。这种汇票就是便钱。

再假设我们是生活在明朝京城的大商人，要到陕西购买一笔商货，本钱大约是1,000两银子。以前没有银行，没有信用卡，更没有电子支付，这1,000两笨重的白银如何从京城运到陕西？

只能用很笨的办法：将银子装上马车，物理搬运。为了提防途中遇到劫盗，我们还得雇请保镖护送。

你可能会说：我们可以找镖局运送啊。不好意思，明朝时镖局还未诞生。你可能也会说：不能将1,000两白银换成银票吗？不好意思，不能，因为明朝时尚没有可以“汇通天下”的票号，虽然明末有一些商号会出具一种叫做“会票”的票据，但可汇兑的范围实在有限。

这么说来，宋代的金融工具要比明代的发达得多？事实正是如此。

宋人上衙门告状不下跪

《梦华录》

《梦华录》中，有一个细节处理深得我意：赵盼儿、周舍闹到县衙门，对薄公堂，他们是站着打官司的，而不是跪着听审。

此处细节处理我认为可以澄清今人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即误以为包青天审案，草民得跪着。

实际上，宋朝人上公庭告状，并不需要下跪。我考据过这个问题，不谦虚地说，我可能是这一问题的第一个考据者。

元明清时期，老百姓才被要求上衙门告状得跪。许多古装电视剧不管演什么朝代都跪，应该是受了明清戏曲的影响。今人也常常以明清想象宋代，殊不知张冠李戴，错将冯京作马凉了。

南宋郑克的《折狱高抬贵手》提到了两个案例：其一，宋人葛源为吉水县令，“猾吏诱民数百讼庭下”，葛源听讼，“立讼者两庑下，取其状视”。

其二，另一位宋人王罕为潭州知州，“民有与其族人争产者，辩而复诉，前后十余年。罕一日悉召立庭下”。

《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一则判词也称：“本县每遇断决公事，乃有自称进士，招呼十余人列状告罪，若是真有见识士人，岂肯排立公庭，干当闲事？”

从“立讼者两庑下”、“召立庭下”、“排立公庭”等语，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当时葛源、王罕等司法官在听讼时，是让诉讼人站着，而不是跪着。

现在的问题是，“站着受审”到底是个别法官的特别开恩，还是宋代的一般诉讼情景？

南宋《宋高宗书孝经马和之绘图册》局部

宋朝官箴书《州县提纲》里面有一份州县理讼的“标准化”操作程式。

根据这一理讼程式，“受状之日，引（诉讼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拨三四人，相续执状亲付排状之吏，吏略加检视，令过东廊，听唤姓名，当厅而出。”可知诉讼人到法庭递交起诉书时，是用不着下跪的。

《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有一份朱熹订立的“约束榜”，对诉讼程式作出规范。

其中一条说：州县衙门设有两面木牌，一面是“词讼牌”，一面叫做“屈牌”，凡非紧急的民事诉讼，原告可在词讼牌下投状，由法庭择日开庭；如果是紧张事项需要告官，则到“屈牌”下投状：“具说有实负屈紧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监牌使臣即时收领出头，切待施行”。

“跂立”二字也表明，民众到衙门告状无需下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