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喜闻Talk
编辑|喜闻Talk
屿港是研究明朝海疆与海上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近几年来，透过参考资料与学者的实地调查，人们对于双屿港口的了解日渐加深，有关双屿港口的研究也日渐增多。
本文从对双屿港口的区位、古代地望等方面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本文从双屿港口的特性入手，讨论了明朝海疆政策的沿革，及其对当今海权思潮的影响。
现在，浙江省宁波市普陀区六横岛上，除了碧波荡漾、寥寥数个小岛，什么都没有了。
不过，在明朝的时候，这里也是一片繁荣之地。
因为《明史》和《明实录》对双屿港口的描述都很简单，很难从只言片语中了解当时的情况。
所以，学界对于双屿港口之研究，仍需参考中外史书。
首先，有很大的历史意义的，就是浙江总督朱纨的报告，他曾经率军在双屿港剿灭过倭寇。
朱纨作为亲身经历、亲自指挥的“双屿之役”，他的报告无疑是极具历史意义的。
根据这份文件所说：
“双屿悬居海洋之中，去定海县不过六十余里，虽系国家驱遣弃地，久无人烟住集，然访其形势，东西两山对峙，南北倶有水道相通，亦有小山如门障敝，中间空阔约二十余里，藏风聚气，巢穴颇宽。”
同时，西方人，特别是葡萄牙人对此的记录，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了那个时候的双屿繁荣。
平托，葡萄牙商人和探险家，曾随耶稣会去日本，并于同一时间去了中国江南。
归国以后，他写了《远游记》，虽然没有马可波罗的《游记》那么有名，但也记录了不少中国的事情.
不过，《远游记》也曾经风靡过西域，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
1000余座房屋，2所医院，6所教堂,常住居民3000多人，其中有1200名葡萄牙人，其余为中国、马来西亚、占城（今越南中部）、暹罗（今泰国）、婆罗洲（加里曼丹岛，位于东南亚）、琉球等国人。
此外，由于双屿港城的基本建设，亦有不少东南亚各国的商人，也都聚集在这里。
由以上两个方面的记录，可以看出，在明朝中期，双屿港口曾是一个人口稠密，各国商人云集之地，可见其繁荣程度。
一、关于双屿港口地理位置和古代地理方位的考辨
对于双屿港口的古代和现代地理位置，历史学者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争论。
当前学界的主流意见是，西方文献中的“Liampo”，是指今浙江省宁波市普陀区六横岛西侧和佛渡岛东侧的一条水路，是指“双屿”。
但因为缺少实际证据，所以对于这种说法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但是，按照朱纨的报告，与西域传教士的报告，却是与定海县的距离，“南北俱有水道相通，有小山如门障蔽，中间空阔约二十余里”。
同时，从平托“双屿两门并列”的记录来看，我们可以推测这一点与今天宁波市六横岛的位置基本一致。
位于佛渡岛和六横岛中间的港口地带，有一座上下两座极小的双峰，因此这个港口地带，历来被称为“双屿大门”或“双屿港口”。
葡萄牙人、日本人、中国人与各色人，都是来这里做生意的，无论是居住区，还是交易区，又或者是墓葬区，都会影响到六合诸岛和港口。
从明朝宁波的水运情况来看，这里有很好的区位优势，可以说是中国沿海城市的中心地带。
海洋与季风的优势，使得这里在宋朝与元朝的时候，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与广州、泉州一样，十分的繁荣。
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这一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都呈现出较强的商品化倾向，其中包括蚕桑、丝绸、棉布、棉布、陶器、铁器和图书等。
双屿港是宁波唯一的通道，海运十分方便，与宁波内陆进行贸易往来十分方便。
再加上在大海上航行，很难被士兵发现，所以商队才会将其当成一个避风港。
这里地处中日两条水路的交通要道，紧邻江浙这一时代的繁华之地，距离京杭大运河的发源地杭州不远，可以说是远东的商业中心。
中国商人、葡萄牙及其他洋商，甚至南海各国的偷渡者，为了应对明代的海禁，在各自的利益的驱动下，将双屿打造成了一个国际走私贸易港。
因其复杂的地位，引发了当时和后人对其性质的争议。
二、对双屿港性质的讨论
对于双屿港口的性质和功能，明王朝和西方人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
明代的海上政策，在历史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时期。
为了对付张士诚和陈友谅这两个占据东南海岸的势力，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海上的行动进行了严格的控制。
明朝开国皇帝曾下过“片帆不许下海”的禁令，将近海百姓与外国商人交易，视作叛国之举。
舟山和其他几个近海岛屿的人，也被迫向内陆迁移。
而在靖难之战后，明王朝将国都迁往北京，从而使明代社会步入了“永乐盛世”的新时期。
明成祖以其卓越的才能，主动向海上进军，从而促成了郑和下西洋这一大规模的海上交往。
明中期之后，尤其是嘉靖时期，“南倭北虏”困境的产生，促使明廷进一步加大了对海洋的保护力度，并进一步强化了对海洋的限制。
关于明朝海上政策变化的历史，可以参考日本讲坛社编写的《海与帝国》一书。
当时日本处在一个动荡不安、各自为政的战国时期，对其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制约。
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的落魄武士以及浪人与明代东南沿海的非法商贾，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使得海上的局势更加紧张。
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络绎不绝，让原本就繁华的双屿港，更是成为了海盗和黑市商人的聚集地。
这就造成了双屿港口的两种功能，也导致了各大势力对港口的看法各不相同。
就其所发挥的正面功能而言，不少学者都将其视为一个“自由港”。
葡萄牙商人平托曾经亲身到过双屿，他在其作品《远游记》中将双屿称为“自由港”。
虽然这个说法还有些可疑，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双屿港的确是一个自由港口。
这里是一个国际交流的窗口，和意大利的热那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另一个日本的学者，藤田丰八，则在他的一本书里，把“双屿港比作16世纪中国的上海。”
此项论述亦可从侧面反映出，明中期，双屿港口已成为当时的海洋经济中心，且与江南相隔较近。
可以想象，早在明朝中期和晚期，苏州盛泽镇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雏形，而上海则是苏州河沿岸的纺织工业的集中地。
尽管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就当时中国江南经济的兴旺而言，二者却是不可缺少的要素。
就其负面性而言，其所起到的是一个令人不耻的角色，即为一个海盗的聚集地，也为最早的西方人的殖民交易场所。
朱纨身为朝中官员，他相信，“双屿之地”是“朝廷弃地，巢穴聚集”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朱纨进士出身，擅长军事，他对明中期的倭患问题有着比较清晰的了解。
面对倭患入侵、殖民东进等大环境，明朝的海上政策理应进一步强化，进一步紧缩。
因此，在明朝抗击倭寇的历史中，出现了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豪杰。
戚继光是最有名的诗人，他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至今仍鼓舞着我们守卫沿海边境的决心。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王直（一作汪直，为了与明朝的大宦官汪直区分开来）的兴起，使得东南海岸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王直及他的帮派势力与“双屿”有紧密的关系，嘉靖时期王直曾数次与“倭寇”勾结，侵占“双屿”。
他们在明朝江南沿海一带，肆意偷渡、劫掠等，严重威胁着沿海的安全。
所以说，双屿港口是一个走私货物的交易中心，倒也合情合理。
也正因为这个双重角色，使得这个港口的性质颇具争议，并为其未来的毁灭埋下了伏笔。
三、双屿岛战役与双屿港覆灭
明代中晚期，伴随着西方地理大发现的完成，欧洲的殖民主义开始向东方扩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
在欧洲，西班牙与葡萄牙在地理大发现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北大教授钱乘旦曾指出，“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与葡萄牙是欧洲首先崛起的海洋国家”。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葡萄牙人对明朝进行了侵略。
当葡萄牙人在1517年入侵今天广东省的屯门和南头时，他们残忍的本质不久就暴露出来了。
根据历史记载，当时葡萄牙人“设立营寨，大造火铳，杀人抢船，势甚猖獗”。
面对这样的挑战，明政府下令广东海军部队与葡萄牙人作战。
当时的广东海道副使汪偃曾率领大军，收复了屯门、南头两地。
葡萄牙人不愿受挫，于是由今天的广州向北挺进，经现在的的福建漳州和浙江宁波，攻入了双屿港口。
同时，因一场纠纷，成为明军进攻双屿的引子。
按照平托的《远游记》中的说法：
1548年，一个受到中国商人欺骗的葡萄牙人兰沙罗特·德雷伊拉为泄私愤，纠集几十个恶徒，在夜幕中袭击了这个中国商人所在的村庄，抢劫十几户人家，强奸妻女，残杀数十个百姓。于是居民上报官府，遂引发双屿港之战。
平托的记录，其真实性以及他本人所持的观点，虽有争议，但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导致明军兵临城下的原因。
在接到旨意后，一位著名的抗倭名将，浙江巡抚朱纨，怀着肃清海疆的愿望，攻打了双屿，击溃了葡萄牙人的殖民统治，击溃了本国的海盗。
一场火烧掉了双屿港口，然后用石头和木材将港口填平，整个港口都快被夷为平地了。
这一仗打得很激烈，把倭寇和早期的殖民势力一网打尽。
按照《筹海图编》的说法：
俘斩溺死者数百人。贼酋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毁贼所建天妃宫及营房战舰。”
这都体现了明王朝对于倭寇的坚决打击。
从那以后，双屿港口逐渐没落，但通过这场战争，明王朝对西南沿海地区的稳定得到了有效的捍卫和维护。
对于“双屿”被毁一事，现在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次强烈的反扑。
经此一役，“全闽海防，千里清肃”捍卫了海疆。
另一些学者则从“自由港”的角度，提出双屿之役是对海洋禁令加强的一种反映。
随着世界大开发，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和冲突中，逐渐退居到了西方的后面。
研究双屿历史首屈一指的专家徐明德称：
“双屿港邻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借助浙东运河可与明朝的经济神经中枢京杭大运河连接，从经济地理角度来说，双屿的价值远胜澳门。”
本文作者相信，双屿港口覆灭绝非一场历史惨剧，而摧毁殖民地之巢，正是其坚定的扞卫其海疆政策之表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殖民统治下的一次强有力的反抗。
但同时，因为双屿港口的二重性，将其夷为平地或遗弃的方针，也是有争议的。
就双屿港口的未来使用而言，明王朝本来可以继续维持其自由港口的身份，并在国家的控制下继续维持。
它是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被国家所必需的政策所制约，这样才能确保海疆政策得到强有力的实施，同时也给世界的交往留下了空间。
然而，在明中晚期，由于当时的内外交困，使其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成为一种令人惋惜的历史现象。
孙中山关于海权问题的著名论断是：
“海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
独立自主是一切海疆政策和进行海外交流的先决条件，只有在坚持这个先决条件的基础上，海外交流与自由贸易区域的存在，才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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