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界畲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施联朱

一、畲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历史回顾 

畲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杂散居民族。畲族人勤劳勇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仅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同汉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祖国东南地区；又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和传承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丰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并与各族人民一起，在共同反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友谊，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和文化中，畲族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中国的史书上，大量记述了各个时代分布在各个地区的有关畲族名称、族源、迁徙、反抗斗争、经济生产、文化生活、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情况。公元13世纪中期，南宋末年，史书上开始出现了畲族的古称“畲民”和“輋民”。刘克庄在《漳州谕畲》一文中曰：“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徭、曰黎、曰蜑，…在漳州曰畲，…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文天祥在《知潮洲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中亦载：“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自此以后，明、清两代的方志，更大量地记录了有关畲民的历史和文化以及畲族人民反封建斗争等情况。大量丰富的史料，为我们解放后开展畲族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近现代以来，许多学者对畲族的族源、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进行了研究探讨，写下了许多论文。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解放前夕，共有50多篇文章，其中有不少是高水平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如沈作乾的《畲民调查记》（1924年）、《括苍畲民调查记》（1925年）；董作宾的《说畲》、《畲语十八名》、《福建畲民考略》等（1926-1927年）；魏应麟的《畲民之起源与“畲”字之商订》（1932年）；何子星的《畲民问题》（1933年）；徐益棠的《浙江畲民研究导言》（1933年）；胡传楷的《畲民传闻记》（1934年）；德人stabel(史图博)和李化民的《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1933年）；何联奎的《畲民的文化人类上的新发现》（1934年）、《畲民的图腾崇拜》（1936年）、《畲民的地理分布》（1937年）；傅衣凌的《福建畲姓考》（1944年）；凌纯声的《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1947年）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力作，对于解放后开展畲族研究都有深刻的影响和重要的参考价值。

1949年，新中国诞生，举国上下，群情振奋，百废待兴，民族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遭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歧视的一个个兄弟民族，他们的安危冷暖，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他们的政治权利受到尊重。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发扬党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优良传统，党和政府积极开展对各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据我所知，中央对畲族进行了三项五次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即：①1953、1955年的畲民识别调查，②1958年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③1982、1986年两次的畲族传统文化的调查。

1953年，中央派出了畲民识别调查小组，是新中国由中央派出的第一个民族识别调查组，体现着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于我们畲族人民的尊重和亲切关怀。当时华东军事行政委员会派雷关贤、福建省民政厅派雷恒春两位畲族同志参加，与北京派出的3人（黄淑娉、陈凤贤和我）组成5人的畲民调查小组，赴浙江的景宁县东衕、福建的罗源县八井、漳平县山羊隔等畲村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识别调查。1955年，中央又派杨成志、黄淑娉、陈凤贤等赴广东识别调查畲民、“疍民”。两次的调查均认定畲族是一个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单一的少数民族。并于1956年由国务院正式予以公布。实践证明畲民的识别是成功的，这里面凝聚着广大畲族人民和干部的汗水和心血。

1957-1958年，我们遵循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抢救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指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从北京派出由一千多人组成的16个调查组，分赴全国各民族地区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为编写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做好准备。1958年，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2人从北京出发，到了福建，省民政厅、文化局、厦门大学等单位又派了不少同志参加，调查组人数多达50多人，分赴浙江、福建、江西等省二十几个畲村调查。其中有不少畲族干部如钟志亮（安徽）、蓝天两（浙江）、雷炳炎（江西）、雷恒春、雷霖其、雷鸣扬、蓝清凤、蓝兴发、钟生弟、钟德铭、雷爱娇（福建）等直接参加调查组，对于畲族社会历史的调查作出自己的贡献。调查组写出了二十几个点的调查报告，为编写《畲族简史》做好准备。党中央提出：要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为畲族人民编写自己的民族历史，还畲族人民以原来应有的历史地位。《畲族简史》的编写和出版是一项艰苦而光荣的任务，它是在畲族人民、干部的热情支持下完成的。尤其当时任宁德地区民政局长雷恒春同志召集各县畲族代表50余人，云集连江，历时5天，对《畲族简史》初稿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无疑对该书质量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后，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畲族干部向国家民委提出申请，要求抢救畲族传统文化。国家民委杨静仁主任亲自批示，责成中央民族大学组成调查组于1982、1986年两次分赴安徽宁国，福建福安、宁德、霞浦、罗源、上杭，浙江景宁、遂昌、丽水、龙泉，广东潮洲凤凰山、增城，江西铅山、贵溪、吉安、兴国等县畲村进行调查畲族传统文化，写下了不少调查报告，还提出面向21世纪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畲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如何协调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此外，各地方党和政府对畲族也都进行多次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由于大量的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的文物资料，写下了许多颇具科研价值的第一手的调查报告，为畲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广大畲族研究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努力下，自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出版和发表了许多有关畲族的著作和论文。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50多篇本，比解放前增加5倍，其中仅著作就有20多本之多。主要有：施联朱、蒋炳钊、陈元煦、陈佳荣：《畲族简史》（1980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1986年）；施联朱撰写与主编的有《畲族研究论文集》（1987年）、《民族知识丛书·畲族》（1988年）、《畲族风俗志》（1989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畲族文化史》（1994年）；蒋炳钊：《畲族史稿》（1988年）；施联朱、雷文先主编：《畲族历史与文化》（1995年）；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1991年）；《景宁畲族自治县概况》（1986年）；《丽水地区畲族志》（1992年）；《福安市畲族志》（1995年）；《霞浦县畲族志》（1993年）；《上杭县畲族志》（1994年）；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1986年）；浙江省民委等：《畲乡风云录》（1991年）；肖孝正：《闽东畲族歌谣集成》（1995年）；雷弯山：《思维之光──畲族文化研究》（1997年）；陈国强主编：《畲族民俗风情》（1997年）；《浙江省少数民族志》（1999年）；游文良：《畲族语言》（2002年）；蓝炯熹：《畲民家族文化》（2002年）；陈永成主编：《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2003年）以及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景宁畲族自治县畲族志》（内部发行）（1991年）；钟大湖：《闽东畲族革命斗争记实》（内部刊物）（1984年）；施联朱、陈元煦、陈佳荣：《畲族简史简志合编》（内部刊物）（1963年）；福建省民委等：《畲族经济研究文集》（内部发行）（1987年）等。事实说明，解放以来对于畲族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解放前。

更令人鼓舞的是解放以来党和人民政府为畲族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今天，畲族有自己的教授、博士、工程师、医生、艺术家；有的直接参加了畲族研究，充实科研队伍；注入新生力量，发挥巨大潜力。对此，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们深信由于他们的加入，畲族研究必将结出更加辉煌、灿烂的硕果，必将极大地鼓舞着我们以更大的信心和热情去夺取畲族研究事业的新胜利。

二、畲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几个余留问题 

解放后50多年来，畲族历史文化研究虽然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的是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是畲族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亟需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兹分述如下：

（一）开展畲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

畲族是个勤劳勇敢、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畲族人民在长期历史的发展中，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优秀传统文化。这里，我不想赘述有关畲族传统文化的诸多内涵。我在景宁畲族自治县建县10周年时主编的《畲族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搜集并刊载了许多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所撰写的有关畲族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文章，如：陈国强、周立方、雷恒春、蓝万清、雷弯山、沈毅、胡海灵、吴刚戟、钟玮琦等泛论畲族传统文化，游文良、雷先根的“论畲语”，蓝文、蓝兴发、雷先根、王克旺等的畲族图腾文化，沈毅、张登贤、左夷山等的有关茶文化，蓝兴发的畲族竹文化，蓝静的酒文化，蒋炳钊、雷小卉、汤滔的服饰文化，萧坚、唐宗龙的民间文学，汤滔、唐宗龙的民间舞蹈，沈毅的工艺美术，雷恒春、雷耀铨、雷先根、丁献芝、傅瑜的畲族民歌，陈元煦、朱洪、马建钊、蓝荣清、雷陈鸣、张登贤，左夷山等的习俗文化，朱洪的畲族与客家文化互动关系问题的探讨，等等。可谓是多姿多彩，光辉灿烂，令人目不暇接，万分惊叹。

这里，我还要对畲族传统文化略作几点补充：

第一，畲族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历史上的抗元斗争，抗倭斗争，近现代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畲族人民都是积极踊跃地参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畲族人民就参加彭湃所领导的农民运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闽东，浙南都是革命老根据地。在闽东有畲族居住的2346个自然村中，有70%是革命老区，有479名畲族革命烈士。[1]景宁解放前就建立畲村党支部54个，革命烈士94名。[2]革命根据地的畲族人民为革命捐躯，抛头颅，洒热血，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悲壮的革命事迹，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第二，关于“金奖惠明茶”。景宁惠明茶历史悠久，早已饮誉中外。它曾是清代的贡品。早在1915年惠明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证书及金质奖章。所有这些成就都与畲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才能分不开的。首先惠明茶的原产地就在景宁敕木山上惠明寺一带的畲村，敕本山山高雾浓，适合于惠明茶的生产，俗云：“山高云雾出名茶”。早在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畲族雷进裕（一说明玉）一家五口从福建罗源迁来青田县鹤溪村大赤寺砍伐山林，开垦茶园。据传选去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的茶叶，就是畲族妇女雷承女制做的。可见历史上，惠明茶早已遐迩闻名。可是，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惠明茶却濒于灭绝的境地。到解放前不仅茶园荒芜，工艺失传，而且鲜为人知了。1929年德人史图博在敕木山上的畲民调查和1953年我在景宁张村东衕畲村民族识别的调查中，都没有有关惠明茶的调查记录就是个明证，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重返景宁张村，才发现一个畲族青年雷石才于1964年开始精心研究惠明茶，力图争取恢复这个名茶品牌的生产，终于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决定于1973年恢复惠明茶的生产，1979年在浙江名茶评比会上，惠明茶被命名为“金奖惠明茶”，还被列为全国十大名茶之一。以上事实证明：畲族人民对惠明茶的发掘、生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三，“双条落”。畲族人民酷爱唱山歌，山歌是畲族人民最热爱的一种音乐形式，特别是擅长于二声部重唱的唱法，人们称之为“双音”，畲族叫它为“双条落”，这是1958年我国著名音乐家郑小瑛同志在福建宁德七、八、九都一带畲村调查畲族文艺时发现的。据说霞浦县鲤鱼山、白露坑等畲村也偶有发现。当时郑小瑛同志赞誉这种“双条落”唱法为我国民歌中一颗“稀有的明珠”。现在会唱的人不多，只有好歌手才会演唱，已濒临失传的境地。

第四，畲族的体育文化丰富多彩。畲族人民酷爱体育活动，在民间流传着十分有趣、别具一格、多姿多彩的群众体育运动形式，如畲家拳、打尺寸、操石磉、骑海马、竹林竞技、节日登高等，这些体育活动一般都结合生产活动，而富有浓郁的劳动生产生活气息。

第五，畲族有比较发达的二元结构型的农耕文化。畲族人民多住山区，在这样的生态环境里，经过长期的发展起来的游耕与狩猎以及逐渐发展起来的梯田水稻耕作和定耕型旱地杂粮耕作为核心的生产模式，逐渐形成二元结构型农耕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是畲族传统文化的基石。

据上所述，可见畲族的传统文化多姿多彩，光辉灿烂。在面对21世纪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好形势下，除继续发掘、整理畲族传统文化外，如何协调发展畲族传统文化，是摆在我们当前亟待研究的一个紧迫性的问题。

关于畲族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协调发展问题，我在景宁畲族自治县建县10周年的《畲族历史与文化》一书中，已经提出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钟发品同志发表了题为《畲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发展问题之我见》一文。我们初步探讨了在当前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畲族传统文化如何协调发展问题。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文章不多，说明我们投入这方面研究的力度不够。对此，我殷切希望同志们今后多多关注这方面问题的研究。

众所周知，民族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也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水平的反映。畲族传统文化是畲族历史积淀的产物。它对于畲族的生存和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与现代生产力和社会进步要求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尤其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相互矛盾就更为突出。一些文化因子已经与时代的脉动不相契合，它们通过其所具有的巨大惯性力，或多或少地对畲族地区的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当前，畲族与中国其他民族一样，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畲族地区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任何民族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涌起的今天，畲族传统文化应尽快与社会主义市场接轨而协调发展，使之为畲族经济繁荣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畲族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畲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也就成了畲族研究领域中最为紧迫的课题之一。

畲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既有冲突的存在，也有调适的可能。在看到畲族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产生制约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衔接点。脱离民族文化传统，机械地搬用别人的模式，最终只能导致经济文化的畸形发展。在畲族地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结合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实际进行，做到畲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商品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只是要求畲族传统文化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调整，并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成份，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现代化的畲族文化，让畲族的传统文化发出更加瑰丽夺目的光彩，并不是对畲族传统文化的全盘抛弃。原有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继续传承和发扬光大，是民族自我意识并得到强化的坚实基础，是畲族传统文化获得新生、畲族民族共同体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保证。

在探讨畲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何协调发展的同时，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民族观。民族属于历史范畴，是人们共同体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有其发生、形成、发展、变化和消亡的过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中国传统疆域内，各民族交错杂处，往来频繁，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十分密切。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历经融合、流徙，变化多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形成了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随着改革开放，各民族经济上不断发展和密切联系，各民族的共同性越来越多，差异性越来越少，民族特征逐渐不明显而日趋消失。这与民族融合一样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历史的进步现象，对于自然地趋于融合的因素要支持，不应该树立民族壁垒，人为地扩大民族差别。同样，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相互渗透，相互吸取，互相补充，取长补短，相互配合，共同扬弃。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具有二重性的，既有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精华，也有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糟粕，所以畲族传统文化也面临着扬弃问题，弘扬先进放弃落后，这种扬弃不是文化的倒退，而是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可以预见，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是走向多元化、多样化的趋势，这也是自然的客观规律，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进步现象。

（二）关于畲族族源问题的研究

关于畲族族源问题的争论，由来以久，解放前就已存在。解放后仍继续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潮。1985年3月13日全国首届畲族史学术讨论会在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局）的共同领导与支持下，在广东潮州召开。与会的有国内外研究畲族问题的专家、学者和从事民族工作者57人。大会遵循党的“双百”方针，广泛地对畲族族源展开了研讨与交流，归纳起来有土著说和外来说两种：前者包括古越人的后裔、“南蛮”的一支为广东的土著居民、福建土著“闽”族的后裔等。外来说有畲、瑶源于汉晋时代的“武陵蛮”、畲族与“东夷”靠西南的一支“徐夷”有密切渊源关系、河南“夷”或源自河南，其祖是“龙麒”等[3]。讨论会对畲族族源展开探讨虽然尚未达到统一的共识，但起到了相互交流、启发和学习的作用。

近年来，“蛮人（武陵蛮）的后裔说”与“越人后裔说”在有关畲族研究工作者的精心研究下，除各家在阐述基本观点外，更有了纵深和横向的发展，在研究方法上，也注意到利用各学科的知识和资料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尤其是民族文化的比较分析与研究。更加可喜的是一批畲族干部也都积极参加有关畲族历史与文化的研讨。已故的潘光旦教授认为：畲族源于“武陵蛮”，与东夷靠西南的“徐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一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瑶族，而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畲族，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族。”[4]

我在1983年发表了《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除引用大量的文史资料外，更从实地调查中所得到的有关畲族文化特征与“蛮”、瑶作比较分析，为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的“武陵蛮”说提供一些论据。张崇根于1987年在《畲族族源新证——畲族与东夷关系初探》一文中，把畲族源于“武陵蛮”的看法，向前推到与江淮和黄河之间的“东夷”中“徐夷”有亲缘关系。蒋炳钊教授在《畲族族源初探》（1980年）中把“畲族源于古百越说”更具体地推论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汉代南武侯织这一支越人的关系最为密切。

畲族族源争论纯属学术性问题的讨论，目前由于各说论据不足，各抒己见，未能达到共识，仍然是一桩众说不决的学术公案。

随着改革开放，科学的发达与进步，我们还可以通过DNA的研究取得民族族源研究的新证。浙江日报2001年11月1日报导：据中国国家863计划重点研究课题──中华民族基因研究成果表明，海南岛黎族与台湾高山族中泰雅人、阿眉人、布农人、排湾人同源于7000年前河姆渡古越人，他们有着密切渊源关系。这个结论乃根据国际著名群体遗传学家金力教授与中国科学院杜若甫院士于1998年采集海南黎族与台湾高山族5个族群的男子血样，进行DNA研究，发现海南黎族与台湾高山族泰雅、布农、阿眉、排湾4个群男性Y染色体类型与河姆渡古越人的Y染色体类型相同，与南洋各民族不同。从而为台湾高山族族源多源论，主要来自大陆东南沿海的古越人的论点得到有力的佐证。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可以通过DNA的研究解决畲族族源的争论。

（三）关于畲族语言问题的研究

畲族语言问题的争论也很长久了。

1925年，沈作乾在《括苍畲民调查》（载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1卷第4、5期，1925年）中说：“畲族之言语甚类粤语，或曰'完全粤语也’。”

1926年，董作宾教授在《说“畲”》、《畲语十八名》（载《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4、20期，1926年）二文中指出：“畲语与汉语是一个语根”，像官话、广东话、福建话。他根据畲语属于汉语这一点，错误地断定畲族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的一种农民”。

1953年，畲民识别调查时，由于对畲语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作出不够全面的判断：“畲语基本上是以汉语客家方言为共同语言。”当时只注重畲族作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一般必须具备的是共同语言，而不要求其具有独特的语言特征。

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者在《国内各少数民族言系属概况简况表》中，把畲族与回族、满族列入“通用汉语文”，引起中央民族学院畲族学生的强烈不满。

1963年，中山大学黄家教、李新魁在《潮安畲话概述》（《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63年1-2期合刊）中说：“畲话与汉语十分接近但也有与汉语不同的特点。”作者对这个“不同的特点”究竟属于那一种语言，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阐明。

1980年，罗美珍教授在《畲族所说的客家话》（《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中指出：“畲族使用两种语言：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使用的是畲语，属苗瑶语苗语支，约有一千人，占整个畲族人口的千分之四左右；其他地区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畲族，使用汉语客家方言”，“这种客家方言同现在汉族使用的客家方言不完全相同”，“这种话是一种超地域而又具有一定特点的客家话”，“它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与现在汉族所说的客家话不同。”这个“不同”作者也没有进一步说明。我认为罗美珍教授对畲语研究的结论是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和语言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把畲语现状摆出来。有人却误会罗教授把畲话=客家话，而引起不满。

1980年的《畲族简史》一书中指出：“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畲语和汉语的客家方言很接近，但在广东的海丰、增城、惠阳、博罗等县极少数畲族使用接近瑶族“布努”语（属苗语支）。这个定法比较全面，基本上符合当前畲族语言的现状。

1982年，毛宗武、蒙朝吉在《博罗畲语概述》一文中，明确提出：“畲族现在使用两种语言：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以及广东的潮安、丰顺两县的畲族使用的……语言属于汉语客家方言，但在语音上与客家话稍有差别，有少数语词跟客家话完全不同，也不是当地的汉语借词，有的跟苗瑶语族的某些语言相近或相同；……居住在广东的博罗、增城、惠东、海丰等县的畲族，约一千多人……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跟苗瑶语族……的关系要比壮侗语族诸语言的关系亲密得多。特别是属苗语支的瑶族布努语的炯奈话跟畲语更为接近。”1983年，陈其光教授从畲语、瑶族勉语、布努语、苗语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结构等方面作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得出“畲语属于苗瑶语族（瑶语支）”语言的结论。[5]

1986年毛宗武、蒙朝吉在《畲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中认为：“现今说客家话的部分汉族先民大批地进入粤东地区以后，畲族语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畲族先民杂居、散居在生产力比较先进、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在数量上又占优势的说客家话的汉族先民中，他们共同开发大自然，共同抗击封建王朝的压迫和剥削，休戚相关。在亲密的交往中，汉语客家话逐步成为他们的共同交际工具。同时，畲语也大量吸收了……客家话借词，……最后导致大部分畲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6]畲族蓝周根在《畲族有自己的语言》（载《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和雷先根在《畲语刍义》（载《畲族历史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不同意关于“畲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改用汉语客家方言交际”的观点，他们认为现在绝大多数畲族使用的接近汉语客家方言的语言就是畲族的民族语言。这种语言之所以接近汉语客家方言，那是两族文化互动、交融的结果，客家话就是中原汉语融入畲语后才形成的，而畲语也融入了大量的客家话。[7]“他们不同意把广东增城、博罗等县畲族使用的语言看做是畲族的民族语言。”[8]

游文良先生对闽东、浙南畲语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认为畲语的最底层含有“壮侗语和苗瑶语的'血统’”（游文良：《畲族语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综上所述，解放后专家学者对畲族语言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畲语研究中，虽然存在许多争论问题，但也得出一个结论性的共识，即：“畲族使用两种语言：一种是增城、博罗、海丰、惠阳一带占人口千分之四的畲族讲属于苗瑶语族的语言；而另一种是占总人口99%以上的畲族讲接近于汉语客家方言的语言，但与现代客家话又有不同。”问题是这个“不同”一直是个“谜”，是否为古汉语或古越语的残留或是与瑶语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四）必须重视对畲族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全民大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党的十五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迈向21世纪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它为中国社会繁荣、经济发展、各族人民的幸福提出了各项方针、政策、纲领、路线、奋斗目标和行动指南。面对21世纪的畲族，经济的发展应为一切工作中的重点，而过去对畲族经济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在解放后200多篇论文中，涉及畲族经济发展的文章却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说是畲族研究的一个缺陷。众所周知解放前由于历史原因，畲族多居住在山区，自然条件差，丰富的物产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发挥，经济生产发展迟缓，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几乎没有民族工业，现代科技及工业设施几乎空白，经济生产底子薄，长期以来是靠体力劳动和自然界进行交换，人民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依靠自然界的恩赐，处于十分贫困的境地。解放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汉族人民的帮助下，在畲族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努力下，畲族地区经济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畲乡经济大为改观，但与汉族地区相比，差距还是很大。因此，如何发展畲乡经济，使之迅速发展，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是一项跨世纪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所以，开展畲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必然成为当前畲族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1987年，福建省民委在福州召开了“畲族经济研讨会”，会后出了论文集，提示出有关畲族经济发展所需探讨的许多问题。

必须指出，要发展畲族地区经济，必须结合畲族地区特点、畲族特点进行，正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改革如何进行，尤其充分考虑本地区的特点。”也就是说，畲族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从畲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从当地的自然特点、社会状况、民族特点出发，充分发挥畲族地区经济的潜力和发挥自然条件的优势，广开生产门路，改变过去单一农业生产，开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发展畲族地区经济，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密切畲、汉两族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同心协力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这里我想谈谈畲族地区发展旅游业问题。丰富多彩的畲族传统文化和畲族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为畲族地区提供丰富的旅游资源，为畲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畲族地区发展旅游业必需以畲族传统文化的人文景观为特色。云南丽江旅游业为什么开展得那样红火，主要原因于丽江是个历史古城，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又有纳西族民俗人文景观为特色，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中外宾客前来观光。我们丽水，景宁也具备类似的条件。丽水地区历史悠久，早在隋开皇九年于永嘉郡处州，旋于开皇十二年改为括州。唐复名处州。元改路，明改府，清因之，首治丽水县。[9]公元1913年裁府留县。丽水地区山雄水秀，地灵人杰，民情风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都具有自己的特色。清咸丰八年（1858年）3月，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率部入浙，命部将攻克处州府城，受到畲、汉两族人民的欢迎与拥护，有的还参加了太平军。[10]清同治年间，云和东坑村畲民蓝三满用山歌形式编唱“长毛歌”（在清光绪年间由蓝福余笔录整理），歌颂太平军英勇、善战，揭露清军的腐朽无能和残害人民的罪行。

景宁的历史文化也十分悠久与丰富。根据景宁县民宗委编：《景宁畲族自治县·畲族志》引（同治）《景宁县志》说，春秋战国前，景宁即有人类居住，传说荀子的学生、汉代初年隐士丘伯曾携鹤垂钓于景宁县城之溪，故而得名“鹤溪”。公元766年雷姓畲族一家人从福建迁来景宁住惠明寺，开拓田亩，植茶种稻，距今已有1200年历史。南宋年间又有蓝姓畲族入居景宁。明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景宁设置县治。明代大量畲族陆续入迁，尤其明万历年间入迁景宁的更多，浙江各地的畲族大都由景宁迁去的，景宁成为浙江畲民的发祥地。

浙江畲族很早就受到文人墨客、中外学者的关注。早在1924年沈作乾对括苍山脉丽水碧湖畲民进行调查，写下了《括苍畲民调查记》。1925年，德人史图博等比较系统地调查了景宁敕木山上畲民的族称、族源、民俗、生产、宗教信仰、风土人情等情况，于1932-1933年撰写了《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通过这些著作，在他们笔下生动的描述，为世人了解畲民提供一个良好的窗口。解放后，这些著作给我们畲族研究工作者以良好的启迪，从中得益匪浅。

1953年，为了解决畲民的族别问题，中央派出畲民识别调查组，选定了到景宁东衕畲村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识别调查，写下了《浙江景宁县东衕村畲民情况调查》。根据调查，我们认为：畲民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对于畲族民族成份的认定，景宁东衕畲村是三个民族识别调查点之一，景宁的畲族人民提供大量翔实的资料，对于畲族族属的确认，作出重要的贡献。由此可见，景宁不仅是浙江畲族的发祥地，又是一个中外学者极为关注和瞩目的民族地区，也是解放后畲民识别调查三大重点之一。景宁又是全国畲族唯一的一个自治县，是华东地区独一无二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显示出景宁畲族自治县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的代表性与重要性。

景宁县不仅人文景观丰富，自然景观也是十分丰富的。据《中国民族年览》2004年卷说，景宁畲族自治县主要旅游景点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单位大际时思寺，省级自然保护区上标矇瞳洋湿地、雪花际、九重际瀑布、草鱼塘森林公园、鹤溪镇石印山公园、惠明寺、大均漂流、双后岗和封金山畲族风情表演等。

综上所述，说明景宁畲族自治县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都是丰富多彩的，这就为丽水地区景宁畲族自治县发展旅游业提供良好条件和优势。景宁畲族自治县的旅游产业从无到有，逐步壮大，2003年入境旅游人数达2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达近亿元。[11]为了更好发展畲族地区的旅游业，一定要以畲族传统文化的人文景观为特色，有特色的旅游业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潜力，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五）有关畲族民族成份识别的几个余留问题

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于20世纪5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个别民族成份的和大量的恢复、更改民族成份和族称的工作也于80年代基本完成，但仍存在一些民族识别的余留问题。

畲族的民族识别自1953年中央派出第一个民族识别调查组，1955年又派出广东民族识别调查组，分赴闽、浙、粤等省识别畲民。两次的识别调查一致认定畲族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具有自己民族特征的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以法律形式认定并公布了畲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平等成员。至此，畲族的民族识别工作亦已基本完成，但畲族的民族识别与其他民族不一样，也存在一些余留问题，我认为有必要提出研究与商榷。

1.福建武平县的民族识别问题

据《上杭县畲族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说，上杭蓝姓畲族乃于宋咸淳元年（1265年）即已定居于福建汀州宁化石壁乡，元代从宁化迁居长汀、上杭，迄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了。雷姓畲族从宁化、清流等县迁来，迄今也有600年的历史。钟姓畲族于元代从长汀迁来的。据《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载：上杭钟姓畲族于宋徽宗时期（1101-1125年）流徙广东潮州、兴宁、蕉岭及福建之漳州、长汀、泉州、上杭（来苏、梅溪寨）、武平（象洞、城内东门）等地。由此可见，早在宋元之际，闽西各县早已遍布畲族，这与今天闽西各县畲族分布状况基本相符，但仅武平一县却没有畲族，令人质疑。

上杭县畲族民族成份的识别早于1953年即有了初步的结论，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拖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获得确认畲族33978人。在上杭县蓝、雷、钟姓居民恢复、更改民族成份为畲族后，与其相邻的武平县蓝、雷、钟姓居民则纷纷提出要求识别调查确认其民族成份。他们提出上杭县的畲族大多从武平迁去的，迄今尚有亲戚往来，关系十分密切。今天上杭县之有畲族，而其祖居地武平却无畲族，不能不令人怀疑。武平县的民族识别要求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提出，迄今尚未妥善解决。

2.对广东罗浮山区增城、博罗，莲花山区惠东、海丰等县畲族民族成份质疑

广东增城、博罗、惠东、海丰4县有畲族一千多人，占全国畲族总人口千分之四，操“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语言，“跟苗语支的瑶族布努语炯奈话比较接近。”[12]与占畲族总人口99%的、分布于闽、浙、赣、皖、粤东等地的畲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话不同。畲族蓝周根、雷先根不同意把增城、博罗、惠东、海丰4县畲族所使用的语言看做是畲族的民族语言。朱洪、姜永兴在《广东畲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却认为：“居住于罗浮山、莲花山区的畲族，跟粤北南下的瑶族频仍交融，民族成份上互变共存，以至达到畲瑶不分地步”。“罗浮山、莲化山的畲语明显受到瑶语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延至凤凰山又消失殆尽。”他们认为：“这是瑶族文化对罗浮山，莲花山畲族的渗透，以及两个民族在粤中的交融而致成，故罗浮山、莲花山的畲语是否就是畲族原生型的语言，值得进一步研究。”游文良在《论畲语》（载《畲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认为：“罗浮、莲花山区的畲族从来源于湖南潭州，槃瓠王有六男六女的传说，使用属于苗瑶语族的语言等特点看，都跟凤凰山畲族不一样，而恰恰跟广东的瑶族一样；而且罗浮山、莲花山的畲族历来认为他们是'瑶’而不是'畲’，这种自我意识也不同于凤凰山区的畲族，……据此，认为历史上罗浮、莲花山区的这支畲族可能就是瑶族的一支。”[13]20世纪80年代，我与研究生雷玉虹（丽水畲族）调查了增城县的畲族，从文化特征看，增城的畲族与瑶族比较接近，语言相通，而与凤凰山区以及闽、浙、赣、皖等省的畲族不同。因而对增城等4县畲族的民族成份存疑，有必要作进一步鉴别。

3.对湘、黔两省畲族民族成份质疑

众所周知，全国畲族有634700人（1990年），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五省100多个县的部分山区，其中福建、浙江两省最多，占96%。1991—1993年，湖南省认定桂东、汝城、炎陵等县2525人为畲族。1996年贵州省又认定麻江、凯里41500“东家”人为畲族。[14]湘、黔两省之有畲族颁布，与畲族的形成与迁徙的历史事实不相吻合，畲族族源“越人说”与“蛮人说”虽然在畲族源流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两说一致认同现代畲族乃由畲族先民（越人或“蛮人”）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与汉族客家人长期相处，互相渗透，相互融合而形成的。种种迹象表明形成为现代畲族向西迁徙的可能性很少，基本上是往东北，北迁徙。已故的潘光旦教授也认为“武陵蛮”南迁入南岭山脉往东的那一部分，在江西、浙江、福建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而形成为今天的畲族。2004年11月，我曾在福建宁德地区考察有关抢救畲族传统文化时，获悉福建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曾组团到湘、黔两省访问新认定的畲族。据访问团的畲族干部说，他们与那里的畲族语言不通，文化特征不同，族谱记载也不相同，既无盘瓠传说又无与瑶族渊源关系的传说和记载。据此，对湘、黔两省畲族民族成份产生质疑，亟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六）关于畲族图腾文化的研究

畲族民间家喻户晓地流传着盘瓠传说：“上古时代，高辛帝后耳痛三年，从耳中取出一虫，育于盘中，忽而变成一只金龙，毫光显现，遍体斑纹。高辛帝见之大喜，赐名龙麒（期），号称盘瓠。其时犬戎入寇，国家危难，高辛帝下诏招贤，告示天下，能斩番王头者，妻以三公主。盘瓠揭下榜文，前往敌国，斩番王头。以平番有功，与三公主结婚。婚后，生下三男一女。长子姓盘，名叫自能；次子姓蓝，名叫光辉；三子姓雷，名叫巨佑；女嫁钟智深为妻。以后，盘瓠不愿为官，挈领妻儿，定居广东潮州府凤凰山，开荒种田，繁衍子孙，逐渐发展形成为今天的畲族。”[15]

盘瓠，或作盘护、槃匏，讳称“龙麒”。将盘瓠传说记之于史书的，最早见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其他则散见于《山海经》、《搜神记》、《晋记》、《玄中记》、《后汉书·南蛮列传》等，其中以《后汉书·南蛮列传》所载最详。其内容与畲族流传的“盘瓠传说”大同小异。

盘瓠传说本身纯属荒诞无稽，是不可信的。但作为神话传说以反映一个民族的原始图腾崇拜则是科学的，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在国内信奉盘瓠传说的有瑶族及部分苗、壮、傣、黎、高山族泰耶人等；在世界各民族中，以盘瓠为图腾崇拜的有十几个民族之多。[16]

畲族的盘瓠传说以拟人化的手法，把盘瓠描绘成为神奇、机智、勇敢、英勇杀敌的民族英雄，号称为“忠恿王”，推崇为畲族始祖。这个神话传说，不是普通的寓言、神话和故事，而是具有神圣意义的民族起源的信仰，不但家喻户晓，口口相传，而且把这个信仰贯穿到他们的头饰、服装、舞蹈以及宗教仪式中，并载于族谱，还通过绘制连环画卷的“祖图”、编唱长篇叙事诗歌的“高皇歌”或用汉文书写的《开山公据》（似瑶族的《过山榜》）等，来叙述盘瓠王的出生、成长、生活和不平凡的经历，歌颂盘瓠王英勇杀敌和繁衍子孙的丰功伟绩，每年还要隆重举行祭祀活动悬挂祖图，摆出祖杖，虔诚瞻仰和拜祭，这是早期畲族原始社会中常见的图腾信仰的遗留。

畲族人民对这种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图腾崇拜，坚持保存，以表示本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藉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用以巩固本民族内部的感情和团结。有人认为盘瓠传说是对少数民族莫大的侮辱，事实上解放前确有一些人特别是历代反动统绐阶级出于阶级偏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大民族主义思想作崇，曾利用盘瓠传说大肆渲染，作为侮辱、歧视、诬蔑畲、瑶等民族的依据。对此我们必须给予批判。有些畲民不愿公开承认这些本来属于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图腾崇拜，过去他们祭祀始祖盘瓠王的仪式也常是秘密进行的。甚至有人认为盘瓠传说乃汉族统治者强加于他们的，竭尽所能予以全盘否认。有的则认为畲族图腾崇拜应是以凤凰鸟为图腾，畲族保留着许多以凤凰为标志的图腾文化，如在畲族婚姻中出嫁姑娘保留着三公主出嫁时头梳“凤凰髻”，戴凤冠，象征“凤凰头”，身穿“凤凰装”；闽东畲族婚礼中有“凤凰到此”、“取凤凰蛋”等习俗：宁德地区畲族姑娘自称“凤凰姑娘”等。张崇根在《畲族源流新证》一文中认为，畲族的图腾是“鸟”与“盘瓠”二合一的综合图腾，不是单一的“盘瓠”图腾。畲族盘瓠神话传说中的“高辛帝”还是鸟图腾各族所尊奉的始祖，从而认为畲族跟“东夷”有密切渊源关系。

在研究畲族图腾文化时，如何正确对待盘瓠传说至关重要。“通过对盘瓠传说的研究，可以透过神话的外衣，看到苗、瑶、畲民族远古时代存在的'童年形式’，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民族历史渊源。我们应取这种科学态度。”[17]对于盘瓠传说是否予以全盘否认，还是以凤凰鸟图腾取代盘瓠图腾抑或是盘瓠与凤凰鸟图腾相结合的“二合一”的综合图腾崇拜等。对于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据探讨。

这里我节录一位畲族知识分子对盘瓠传说的一些精辟论述，供畲族文化研究者参考：

“盘瓠是畲族家族传说中无法避免又相当讳忌的象征符号。”

“在学术界，习见的观点认为盘瓠信仰是畲族、瑶族、苗族等先民的图腾信仰。……'盘瓠传说作为图腾信仰的解说，是可信的。”“盘瓠传说是远古传说，是神话，是原始民族艺术地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绝不可能是一个人一时的凭空捏造，而只能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的进程之中的精神产品，”“是人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的集体创造，是不容轻易更改的家族记忆。”“神话传说虽然不同于历史，但依靠于历史”，“人类经历了神话时代到信史时代的过程，盘瓠传说应该是神话时代的产物。”

“盘瓠传说与畲族民族的发展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家族的、镇族之宝——畲族祖图、祖杖和史诗《高皇歌》都与盘瓠传说息息相关，几乎畲族重要的家族行动多有盘瓠信仰的痕迹。在畲族传统文化中，盘瓠传说是抹煞不了的。”“盘瓠传说虽然带有比较浓厚的神话色彩，但在畲族人民广泛流传，有深刻的影响，作为反映民族心理的象征，是识别畲族成份的依据之一，不管是否公开承认，其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18]

（七）畲族与汉族客家人的关系

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古为“百越”之地。公元7世纪隋唐之际，畲族先民已聚居于此。至于畲族先民是否为当地土著居民抑或从外地迁入的居民，学术界尚有争议，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深讨。但对畲族先民早于汉族客家人在这个地区劳动生产、繁衍、生息却达到共识。据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和台湾陈运栋《客家人》的研究，认为汉族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始自东晋“五胡乱华”，前后有五次之多，逐渐定居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按先入为“主”，后来者为“客”的惯例，畲族先民应是这里的“主户”，后入的客家先民为“客户”。有人据此认为客家的称谓由此而来，但学术界对此持有异议。唐宋时期，畲族先民被称为“蛮”或“蛮僚”。南宋末，这个地区“砍山种禾”的群体被称之为“畲民”或“輋民”。可见，至迟于南宋末，畲族先民和客家先民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长期接触，和睦共处，交往频繁，共同开发山区，并共同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在文化上发生了诸多的互动关系，尤其语言上产生互为影响的共生关系，逐渐形成今天绝大多数的畲族人民操近似汉语客家话的畲语，而客家人也历经数百年之久的与畲族先民相处，从原操北方方言演变成为另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客家方言。[19]两族在长期的文化互动，文化不断变迁过程中，“相互混化整合，从日常生产、生活习俗、语言及信仰等都互为涵化，还互为婚姻。”[20]两族的这种文化互动关系，是双向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因此，研究畲族的形成发展、社会历史、文化和语言，必然同客家人相联系，同样，研究汉族客家民系、发展及其语言形成也必然与畲族相联系。两者关系十分密切，谁也离不开谁。

近几年来，学者们十分注意畲族与客家人的这种密切关系，尤其在文化上的互动关系。朱洪、姜永兴的《广东畲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练铭志、马建钊、朱洪的《广东民族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著作中，都有专篇论述，可资借鉴。

以上管见，难免挂一漏万，谬误之处，一定不少，请同志们不吝指正。

注释：

[1] 拙著：《民族知识丛书·畲族》，第36页，民族出版社，1988年。

[2] 景宁畲笔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景宁畲族自治县·畲族志》，第144-146页，1991年。

[3] 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第1页，民族出版社，1987年。

[4] 费孝通：《潘光旦先生关于畲族历史问题的设想》（载于《畲族研究论文集》，第1页，民族出版社，1987年。

[5] 陈其光：《畲语在苗瑶语族中的地位》，载《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

[6] 转引自游文良：《畲族语言》，第7-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7] 转引自游文良：《畲族语言》，第7-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8] 转引自游文良：《畲族语言》，第7-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9]《丽水地区畲族志》，第3-4页，电子工业出版社，1992年。

[10]《丽水文史资料》（第4辑），1987年。

[11] 景宁畲族自治县统计局编：《景宁统计分析》第30期，2004年。

[12] 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博罗畲语概述》（载于《民族语文》1982年第1期。）

[13] 游文良：《畲族语言》，第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14] 李德洙主编：《中国民族百科全书》，第249页，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香港源流出版社，2001年。

[15] 拙著：《畲族风俗志》，第161-162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16] 凌纯声：《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17] 石光树：《从盘瓠神话看苗、瑶、畲三族的渊源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18] 蓝炯熹：《畲族家族文化》，第20-3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19] 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第15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20] 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第15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