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策重计,谋功为首的战略决策思想
1.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曹操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起兵陈留(今河南宁陵县西南),当时只有五千人马,与袁绍、袁术等人相比,力量十分弱小,但经过十多年的经营,终于战胜北方的所有对手。这与曹操自起事以来,一贯重视谋略思想,始终抓住战略的总目标,善于使用谋略有密切关系。曹操一向胸怀大志,开拓进取,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他说:“夫有志必成其事,盖烈士之所以循也。”(《举泰山太守吕虔茂才令》,第36页)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汉灵帝初平元年,曹操参加以袁绍为首的讨伐董卓的联军,当袁绍等不敢向前追进时,曹操独具见解地指出:“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国志·武帝纪》)“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第134页)
讨董卓联军失败后,袁绍曾问曹操:“若事不辑(成功),则方面何所可据?”曹操反问袁绍:“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济也乎?”曹操则答:“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武帝纪》)这是曹操谋略决策思想的总原则,他的谋略思想的出发点是聚集天下人才的智力,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去吸引人才,团结人才,引导人才,充分发挥人的智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以道御之”,把天下的人才团结起来,加以正确的组织引导,发挥其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就能依靠群众,开展积极正确的政治军事斗争,就能“无所不可”。在当时,这无疑是远见卓识。曹操在他的整个政治军事斗争实战中,十分重视谋略,重视人才,知人善任,这是他的领导思想的突出特点。他强调“平定天下,谋功为高”(第19页)。
曹操的谋略思想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他的总战略目标,即消除战乱,统一国家,发展经济,从而实现“王者贤而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人耄耋,皆得以寿终”(《对酒》,第4页)。
曹操是历史上敢作敢为,革新创造的政治家。他二十岁进入仕途,坚持严格执法,打击地方豪强势力,伸张正义,他任济南相时(国有十余县),许多官吏都与豪强相勾结,作恶多端,残害百姓。但他到任后,查处奏免八人,惩罚一批地方恶棍,境内秩序趋于良好。那时朝臣争权,贵戚横行,曹操既不愿违背法理,取悦放纵他们的爪牙,又不能处处与他们作对,为了避免连累家庭,于是称病告归故里,读书习武,以观政治风向。
2.欲攻先谋,知敌知情
曹操自登上军事政治舞台时起,就认识到了智谋和人才的重要性。在长期的征战中,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欲攻敌,必先谋”,曹操每在政治上军事上做出重大决策时,总是全面考虑,权衡利弊得失,分析主客观形势,看条件是否成熟,然后决断。公元188年(汉灵帝中平五年)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联结豪强,谋废灵帝,约结曹操。曹操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毅然拒绝,并严正指出:“废立之事,天下之最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成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霍皆怀至忠之诚,据宰辅之势,因秉政之重,同众人之欲,故能计从事立。……今诸君徒见昔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以危乎!”“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三国志·武帝纪》)不久,王芬阴谋败露自杀。又过两年,即公元190年(汉献帝初平元年),袁绍等关东诸将又密谋废献帝,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联络曹操,曹操反对,他说:“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孰安之?诸君北上,我自西行。”(《三国志·武帝纪》)
以上两次重大的政治决策,曹操均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力量对比、人心向背经过周密分析,深思熟虑,总结历史经验,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果敢决断,其谋略决策水平远比袁绍等辈高强。曹操虽然没有留下关于决策的系统论述,但从他的有关政治军事的决策实践和他的《孙子兵法注》中仍可了解其大略。
曹操的谋略决策十分重视“知敌知情”,他强调“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之情也”(第124页)。他在决策时,详细周密地掌握相关必要的情报信息,广泛听取部下将领的意见,客观评估敌我双方以及相关方面的情况,作全面对比分析之后,然后决断。公元199年(建安四年)袁绍讨平公孙瓒以后,占有幽、冀、青、并四州,拥军十余万,骑兵万匹,南下进攻许昌。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曹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从军事经济实力对比远不及袁绍。曹军诸将闻袁绍南下攻许昌,都感畏惧,曹操召集众将领谋士,商议对策。曹操从战略高度,对袁绍的为人、智慧、胆略及其经济、兵力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最后得出打败袁绍有把握这一结论。他说:“吾知袁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分划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曹操年表》,第201页)孔融反对曹操的意见,认为袁绍地广兵强,谋士较多,而且对袁绍很忠诚,兵多将猛,难以取胜。曹操谋士荀彧反驳说:“绍兵多而治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擒也。”(《资治通鉴》六三卷,第252页)曹操在内部团结、人才谋略、法度、军队素质、人心背向等方面均占主要优势。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官渡(今河南中牟县北)一战,曹操击败袁绍,统一了中国北方。诸葛亮对此评论:“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为天时,亦仰于人谋也。”(《诸葛亮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诸葛亮文集》,第31页)
3.总揽全局,审时度势,着眼长远
曹操的谋略决策思想始终把握长远战略目标,审时度势,机动灵活,“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三国志·武帝纪》)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公元196年(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许昌,献帝任曹操为大将军,袁绍为太尉,袁绍大为不满,拒不受命,曹操为了全局利益,让大将军一职于袁绍,自任司空。第二年曹操攻打张绣,张绣降而后叛,在与张绣作战时,曹操长子曹昂为绣军所杀。后二年,曹操与袁绍处于决战对峙局面,张绣听从谋士贾诩劝说,准备投向曹操,但有顾虑,他说:“与曹有仇,从之如何?”贾诩指出:“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资治通鉴》六三卷,第253页)张绣降曹后,操捐弃前嫌,执绣手欢晏,并娶绣女为儿媳,宽怀大度,不计恩怨。
刘备为吕布所逼,投奔曹操,操礼之甚厚,高度评价刘备“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资治通鉴》六三卷,第265页)。谋士程昱向曹操提出:“观刘备有雄才而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三国志·武帝纪》)曹操深知刘备将来是自己的政治对手。却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三国志·武帝纪》)曹操的战略是收揽天下人才,为己所用,决不能为杀一刘备而自绝天下人。
曹操打败袁绍,缴获了袁绍大量辎重装备和各类古籍图书文献与情报资料,其中发现有不少许昌宫内和军中将校暗中私通袁绍的书信,众人要求清除内奸,纯洁队伍,将材料呈送曹操,面对这些材料,他一概不看,命令将全部材料烧掉,并召开会议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资治通鉴》六三卷,第282页)对重大政治问题,曹操绝不感情用事,而是深思熟虑,顾全大局,服从整体战略目标。曹操这一着,影响深远,原来那些动摇的三心二意的人更坚定更忠心了。他认为最强大的对手袁绍都被消灭了,还去追究私通袁绍的人,只会动摇军心,不如正面教育,网开一面,既稳定了军心,又树立了自己的崇高形象,提高了威望。
对于袁绍的同党,他也采取宽大政策,“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第34页),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对经过教育仍心怀二心的人,曹操则坚决惩办。袁绍谋士沮授,袁绍兵败时来不及与绍渡河,为曹操俘获,经劝降任用,后密谋归袁,事败被杀。
曹操的谋略决策原则,始终坚持“富国强兵,用贤任能”(《陈损益表》,第14页),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置屯田令》,第30页)。注重发展经济安定社会,选人用才,加强军队建设,做到“安不忘亡,常设备也”(第104页)。他在总结袁绍失败的教训时指出:“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第33页)曹操主张充分发挥人才和人力的智慧,他主发展经济,使民富裕安定。发展军事力量而不穷兵黩武,主张重视经济文化建设。曹操注重了解客观实际发展的规律和大的趋势,善于预见未来,做到“当见未萌”,也同时还注意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发挥领导集团的整体效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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