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存的关于货币的历史论著中，当以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为最早，该书以西汉财政、农业、运输以及战争为主，其中关于西汉货币的发展以及背景的记述，对于以后各代的《食货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平准书》是司马迁《史记》八书之一，全文5000余字，其中涉及货币的约占五分之一，记述了高祖到武帝时期货币的演变。秦末汉初，在因战事而经济凋敝的大环境下，“⋯⋯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高祖因秦币重而不便，开禁民间铸钱，黄金的计量单位由24两的镒改为16两的斤，同时又减少各类规定、放宽禁令。高祖的自由铸钱政策何时取消，史无明文。《唐六典》卷载：“惠帝三年，相国奏遣御史监三辅不法事，有辞讼者，盗贼者，铸伪钱者⋯⋯凡九条。”说明在惠帝三年（前192年）以前已由朝廷垄断了货币铸造权，否则就无所谓“伪钱”了。到了汉文帝时期，荚钱盛行，《汉书·食货志下》则说是“更令民铸荚钱”，“荚钱”即“榆荚钱”，以钱形薄小如榆荚而得名，钱上的文字仍为“半两”。当时经济凋敝，加上货币薄小，致使物价上涨。《平准书》记载当时情形：“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
上林三官“五铢”正面
上林三官“五铢”背面
到了武帝时期，推行大一统政策，“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开支浩大，而此时，富商大贾们却“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在财政日渐匮乏的背景下，币制的改革也加紧了步伐。“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当时皇家的禁苑有白鹿，少府的仓库里有很多银和锡。“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鋊，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撱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货币体系中，黄金是上等，白金（银）是中等，赤金（铜）是下等，绘上彩线的白鹿皮作为皮币，价值四十万，并规定王侯、宗室朝觐皇帝和互相往来赠送礼物时，必须用这种皮币垫在玉壁之下才行。银锡合金的“白金”有龙、马、龟三种，即“白金三品”。白金发行后，即发生大规模盗铸，据《汉书·食货志》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
秦半两钱
西汉“三铢”石范
当时正在财政困难时期，武帝进一步实行了通货贬值政策，元狩五年，又改为重五铢，郡国均可铸造，故称为“郡国五铢”。然而，同样的问题又发生了，“郡国多柬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其后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元鼎二年（前115年），因郡国五铢质量较差，由京师钟官铸赤侧（仄）五铢，以一当五，交纳税赋和国家费用都用赤侧五铢。元鼎四年，因赤侧钱贬值，又废，并禁止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五铢钱。铸造既多以后，规定非三官钱不得行，郡国五铢一律作废，销为铜输三官。“三官”亦称“上林三官”，是上林苑的三个机构。三官五铢是中国历史上质量最好的钱币之一，其铸造权完全集中于中央。
西汉“五铢”阴文铜范
对于汉以前货币的起源，太史公曰：“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这种说法只能以传说论之。“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这是对秦统一后货币最早的记载，极具历史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供图：上海银行博物馆
原文刊发于《中国城市金融》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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