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存的关于货币的历史论著中,当以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为最早,该书以西汉财政、农业、运输以及战争为主,其中关于西汉货币的发展以及背景的记述,对于以后各代的《食货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平准书》是司马迁《史记》八书之一,全文5000余字,其中涉及货币的约占五分之一,记述了高祖到武帝时期货币的演变。秦末汉初,在因战事而经济凋敝的大环境下,“⋯⋯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高祖因秦币重而不便,开禁民间铸钱,黄金的计量单位由24两的镒改为16两的斤,同时又减少各类规定、放宽禁令。高祖的自由铸钱政策何时取消,史无明文。《唐六典》卷载:“惠帝三年,相国奏遣御史监三辅不法事,有辞讼者,盗贼者,铸伪钱者⋯⋯凡九条。”说明在惠帝三年(前192年)以前已由朝廷垄断了货币铸造权,否则就无所谓“伪钱”了。到了汉文帝时期,荚钱盛行,《汉书·食货志下》则说是“更令民铸荚钱”,“荚钱”即“榆荚钱”,以钱形薄小如榆荚而得名,钱上的文字仍为“半两”。当时经济凋敝,加上货币薄小,致使物价上涨。《平准书》记载当时情形:“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
上林三官“五铢”正面
上林三官“五铢”背面
到了武帝时期,推行大一统政策,“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开支浩大,而此时,富商大贾们却“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在财政日渐匮乏的背景下,币制的改革也加紧了步伐。“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当时皇家的禁苑有白鹿,少府的仓库里有很多银和锡。“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鋊,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撱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货币体系中,黄金是上等,白金(银)是中等,赤金(铜)是下等,绘上彩线的白鹿皮作为皮币,价值四十万,并规定王侯、宗室朝觐皇帝和互相往来赠送礼物时,必须用这种皮币垫在玉壁之下才行。银锡合金的“白金”有龙、马、龟三种,即“白金三品”。白金发行后,即发生大规模盗铸,据《汉书·食货志》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
秦半两钱
西汉“三铢”石范
当时正在财政困难时期,武帝进一步实行了通货贬值政策,元狩五年,又改为重五铢,郡国均可铸造,故称为“郡国五铢”。然而,同样的问题又发生了,“郡国多柬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其后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元鼎二年(前115年),因郡国五铢质量较差,由京师钟官铸赤侧(仄)五铢,以一当五,交纳税赋和国家费用都用赤侧五铢。元鼎四年,因赤侧钱贬值,又废,并禁止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五铢钱。铸造既多以后,规定非三官钱不得行,郡国五铢一律作废,销为铜输三官。“三官”亦称“上林三官”,是上林苑的三个机构。三官五铢是中国历史上质量最好的钱币之一,其铸造权完全集中于中央。
西汉“五铢”阴文铜范
对于汉以前货币的起源,太史公曰:“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这种说法只能以传说论之。“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这是对秦统一后货币最早的记载,极具历史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供图:上海银行博物馆
原文刊发于《中国城市金融》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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