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是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言行的史书，内容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泛，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记载了唐太宗与臣下的日常对话，反映了他的执政思想与治国理念。特别是他善于以史为鉴，总结隋朝覆亡的历史经验，表现出唐太宗见识的不凡。读此书不免有些感触，随手札记数则如下：
札记之三 为臣当廉：明珠岂可弹雀？
《贞观政要》有一则如是记道：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唐太宗这个比喻甚是精妙，人不愿以明珠作弹子射鸟，为何拿性命博不义之财呢？此语虽十分警策，富于哲理，臣下听不听却因人而异了。
但有一个人听进去了，他就是岑文本。岑文本是贞观朝的中书令，负责政令的起草制定，在朝中官阶是较高的。《贞观政要》记他事迹云：“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湿，无帷帐之饰。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这段话意思是说，岑文本是个大官了，但家中房子简陋，有人劝他设法改善改善。岑文本说：我本是汉南的一个普通百姓，并无攻城略地的汗马功劳，仅靠耍笔杆子做了中书令，这已经很过了。现在拿着这么高的薪水，已经让我心惊胆战，哪能再想着购置产业呢？
这岑文本果然本份得很，是个极易满足的人。岑文本能作如是想，可能与其出身有关。贞观一朝的名将重臣，不是与唐太宗打天下的旧部，便是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功臣。
一个耍笔杆子出身的人，自然不能与之比拼，一不小心身居高位，享受那么高的待遇，能不惕然自警？他虽自谓是一普通百姓出身，但现在可是朝廷重臣，是一个明晃晃的明珠了，有资格用来弹一弹金银之“雀”的。但他知道自己这颗“明珠”闪耀得不易，与布衣时比已经是珍贵许多了，遂不复有非份之想、贪图之为，安心做一个廉洁守法、效忠朝廷的臣子。
札记之二 为政要俭：君奢则失其民。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圭说：隋朝开皇十四年天下大旱，百姓大都遭受严重饥荒。当时国家仓库粮食堆得满满的，朝廷竟然不准开仓赈灾，而让百姓四外流亡。等到隋炀帝统治末年的时候，国库的粮食可吃五六十年。隋炀帝靠着国库富饶，自己奢侈无道，终致国家覆灭。但凡治理国家，务必使百姓有积累，而不是把仓库堆满。古人说：“百姓不富足，国君怎能富足？”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讲：隋炀帝到处修建宫室，以满足他行幸天下的欲望。驰道都宽几百步，两边种树以为装饰。老百姓受不了这般奴役，纷纷起来进行反抗。到了他统治的后期，天下没有一处土地、一个百姓是他的了。由此来看，广建宫室、喜好行幸有什么好处呢？这都是我亲耳所听亲眼所见，深以此为诫。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臣下说：凡事都需要致力于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衣食为本，而生产以不失时机为本。要想不失时机，君主要清净无为才能达到。假如兵戈屡兴，营建不止，想不占用农时，可能吗？接着又说：安定百姓与国家不在别人，就在于君主，君主寡欲无为百姓就能乐业，君主多欲百姓就要遭罪。我之所以抑止私欲，就是为了克制自己以图勉励啊！
孟子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这是唐太宗的民本思想的来源，虽然他重的还是李唐的社稷，尚达不到孟子的高度。然而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像唐太宗这样重视节俭、关注民生的皇帝是不多见的，因此便也是很难得、值得赞颂的了。
他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老百姓大多数生活富足，社会民风十分淳朴，以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样的盛世在中国历史上还真屈指可数。如果历史上多一些唐太宗这样的政治人物，中国的老百姓恐怕要少遭受多少灾难，而改朝换代的事也不会那么频繁吧。
札记之三 为君要明：君昏则臣昏。
贞观四年，魏征对唐太宗说起一件往事：我在隋朝的时候，曾听说有盗案发生，隋炀帝命大臣於士澄抓捕。只要是可疑的人，就严刑拷打，以至冤屈认罪者二千余人，炀帝下令同日处死。大理丞张元济觉得蹊跷，就查阅相关卷宗，发现里面有六、七人案发当日还在其它地方关着，没有作案时间。
张元济进而推究此案，发现二千人里只有九人案发时行踪不明。这九人中官吏熟悉的，又有四人不是盗贼。可是司法部门因为炀帝已下令处斩，于是不再上奏，尽数处斩了。
唐太宗就此事对魏征说：这不光是炀帝没有君道，臣下也不尽心办事。他们应该进谏，杀头也不怕，怎么能一味谄媚承旨，苟全自己以求取悦国君呢？君臣做到这个份上，国家不衰败才怪。我幸赖众爱卿共同辅佐，才使得监狱空虚刑罚清明。贞观君臣闲时讨论前朝得失，总结经验以资当今之政，于是有了唐太宗这一番英明的议论。
说唐太宗议论英明，是因为他认识到为君主的责任，追求的是国家刑罚清明。但他责怪臣下不负责任，不能死谏以维护朝政清明，却说得太过轻巧了。自古君主少有自己承认错误的，标榜自己一贯英明正确，是君主维护自身权威的必要，如果有错误也是臣下的，或受了奸臣的蒙蔽。所以，聪明的臣下对君主的决策，都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此而多受褒奖与重用。
这样不问是非曲折，不惜草菅人命，顺从地为圣上办事，虽然好处多多，也不是绝对没有风险，那就是事件搞大了，民怨沸腾了，你也可能成为替罪羊。
当然，这样倒霉的事情固然有，但总是比较少见的，这比坚持正义与真理，招致君主廷怒而立毙杖下，甚至灭九族要好。因此在封建社会，政治的清明与否，有赖于君主一人，君昏则臣昏，君明则政明。唐太宗明而有贞观之治，隋炀帝昏则为李唐所代。
作者简介：吕达余，男，安徽铜陵人氏，大专学历，高级政工师，暨签约作家，铜陵市作协会员，有数百篇诗文散见于报刊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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