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音均表》，五篇。清段玉裁著。成书於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有经韵楼原刻本。
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字若膺，号茂堂、懋堂（曾字乔林、淳甫，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居老人），江苏金坛（今江苏省金坛县）人。清代著名的音韵文字训詁学家、经学家。十三岁补诸生，究心於小学之书。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为举人，至京师拜戴震为师。后以教习任贵州玉屏县知县，旋调四川，署理富顺及南溪县事，寻任巫山县知县。四十六岁时，以父亲年迈告病东归，居苏州枫桥，闭户不问世事三十餘年。一生著述甚丰，计有《古文尚书撰要》、《毛诗故训传定本》、《诗经小学》、《周礼汉读考》、《春秋左传古经》、《汲古阁说文订》、《六书音均表》、《说文解字注》、《经韵楼集》等三十餘种。
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段玉裁进京赴考，见到了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惊怖其考据之博”（《六书音均表。序》），深为折服。二十八年（一七六三），他拜戴震为师，从戴氏那裹得知江永（慎修）的《古韵标准》及其主要内容。三十二年（一七六七）段玉裁在《古韵标准》的启发下，细心紬绎《诗经》三百篇的用韵，发现顾炎武、江永的古音研究尚有不足，遂提出了支脂之三分、真文分部和侯部独立等著名观点，开始作《六书音均表》（“均”为“韵”的古字），以全面阐述自己在上古音研究方面的观点和成果。初稿於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二月撰成，以后又根据戴震的意见，并在朱云骏的帮助下，对初稿进行了全面修订，终於在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九月告成，前后歷时积八年之久。
《六书音均表》共分五篇。第一篇“今韵古分十七部表”，列出每一个古韵部所包含的《广韵》韵目，以及分部的理由和各韵部的界限；第二篇“古十七部谐声表”，根据“同谐声者必同部”的原则，列出每一个古韵部所包含的声符；第三篇“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把十七部分成六类，按声音的同异近远关係依次排列，并指出同类韵部和相邻韵部可以互相谐声、假借和通用；第四篇“《诗经》韵分十七部表”，按照古韵十七部臚列《诗经》韵谱；第五篇“羣经韵分十七部表”，按照古韵十七部臚列《诗经》以外的先秦韵文韵谱。书前有戴震、钱大昕等人的序，以及段氏与戴震的来往书信。
《六书音均表》是清代三百年的上古音研究中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在古音学上的重大贡献主要有四：
一、支脂之三分、真文分部和侯部独立。韵炎武分古韵为十部，江永以幽宵分立、真元分立、侵谈分立，发展为十三部。段玉裁在此基础上，把颅、江两氏的支部再析为支、脂、之三部，把江氏的真部再析为真文两部，把江氏归入幽部的侯部独立出来，将古韵部发展为十七部，使古韵研究更为细密准确。戴震曾经赞说：“大著辨别五支、六脂、七之，如清真蒸三韵之不相通，能发自唐以来讲韵者所未发。今春将古韵考订一番，断从此说为确论！”（《戴东原先生来书》）
二、古韵十七部的有机排列。段玉裁根据《诗经》押韵的合用分用情况，把十七部分成六类，依次排列，并说：‘同类为近，异类为远；非同类而次第相附为近，次弟相隔为远。”（《六书音均表。古今韵说》）这实际上是按照主元音和韵尾的相近相承，来排列韵部，不但解释了上古诗文中押韵的合用分用现象，而且为后人构拟古音音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同谐声者必同部说。在段玉裁之前，宋徐蕆在《韵补。序》中已经讲到：‘音韵之正，本诸字之谐声有不可易者。……‘浼’为每罪切，而当为美辨切者，由其以‘免’得声。……’他朦朧地提出了谐声跟韵部之间的关係；以后，江永也曾说到“熨蔚从尉，沸费从弗”（《四声切韵表。凡例》）。但作为一个原则，明白而坚定地肯定下来，则始於段玉裁。由於这一个原则的建立，古音学家才有可能通过同声符字（谐声字）的联繫，来确定那些不见於韵脚的汉字属於上古甚么韵部，才有可能建立系统的、科学的谐声原则和假借原则，才有可能把上古音研究推进到谐声时代而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
四、古无去声说。段玉裁认为上古无去声，到魏晋时代，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平声多转为仄声。这一论述大致上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从汉藏系亲属语言的声调看，古藏语没有声调，说明直到藏语分化出去之时，汉藏母语尚未產生声调；古黎语只有平、上、入声，说明三千多年前黎族由大陆移往海南岛时，大陆已有平、上、入声，而去声尚未產生。因此，汉语的声调完全有可能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渐產生和发展起来的。
《六书音均表》不足之处是：一、在古韵分部中，未能照顾到语音的系统性，虽然真文分部是正确的，但是没有能够同时把与真文两部有对转关係的脂微两部分开，虽然侯部独立是正确的，但是没有能够同时把侯部的入声也独立出来。二、古韵十七部虽然能做到有机的排列，但从总体上说，还是一种机祴的綫性的排列。实际上，之部字既能与幽部字合韵，又能与脂部字合韵，但是段玉裁列之部为第一部，脂部为第十五部，将它们隔得很远。同时，由於是綫性排列，因此他又不得不专门提出“古异平同入”说，认为之部（第一部）与蒸部（第六部）同入、鱼部（第五部）与阳部（第十部）同入等等，这种说法远不如戴震的阴阳对转说来得合理。三、不承认上古有方音。戴震曾经指出：“五方之音不同，古犹今也。”《诗经》三百零五篇，產地包括现今甘肃、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等省，在这样一个大范围中，方音不可避免。儘管歷史上有孔子删《诗》之说，但方音不可能完全被删改掉。
有关《六书音均表》的研究著作主要有：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洪诚《中国歷代语言文字学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等书的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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