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先凯
夏日的大明湖畔垂柳依依。6月11日上午,
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孟子公开课”正式开讲。在省图
尼山书院明伦堂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龚鹏程为观众作了题为
《孟子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与影响》的讲座,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孟子的思想体系及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令观众收获颇丰。
“孟子提出
人性本善的论断,并且推而广之,希望人们能做到‘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人性本善,每个人发挥他的本善,就成为共善,我们的社会就能成为一个真正共善的社会。”龚鹏程说。“孟子所推崇的‘性本善论’就是这样在个人、家庭和国家层面递进延伸的。”
性善论成为儒家仁的根基 “在古代,小孩子所读的童蒙书
《三字经》上,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从这就可见孟子的‘
性善论’是多么深植人心。”龚鹏程说,“人有很多的欲望,所以使得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原来的善性。孟子认为,假如能够把原来的善性好好地发挥出来,那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了。”
与孟子对立的是,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但在龚鹏程看来,荀子并没有直接提出“人性本恶”的论断,而是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对比,才给后人一种误解。“小孩在井边玩耍,不小心跌入井中。路过井边的人见此情景都会毫不犹豫地救助这个小孩。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就是仁之端。”龚鹏程认为,“这种仁,就是孟子认为人跟禽兽的不同之处,就是人的善性。”但荀子讲的性恶论,在龚鹏程看来,就是说人和禽兽在欲望方面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你不教育他,他的结果必然走向罪恶。“有没有受到教导和引领,才是人性本善和本恶的根本差别。”龚鹏程说。
“荀子也认为有两种力量可以使人向善,一是法律、制度、规范,还有师长的教导等外在的‘人为’,另一种是内在的人心。”龚鹏程说,“由此可见,荀子不是说人性本恶。与孟子的人性本善一样,都是说人性需要后天好好的调理,才能将恶变成善。”
龚鹏程认为,孟子和荀子关于人性的观点其实有一致性:通过内心的反省,“涂之人可以为禹”。龚鹏程认为,“性善论就成为了儒家的根本立场。这个儒家的根本立场,对中国后世文化影响很大。佛教这样一个宗教传进来,实际上佛教讲的道理基本上就是一套孟子性善论的学说,是一套儒家的基本理论。”
孝道思想成为国家的政治理念 说到儒家的孝道,龚鹏程特意强调了孟子所讲的孝道。龚鹏程认为,孟子特别强调孝道,并且提出了孝道就是要“不辱其亲”。“在赡养父母、听父母的话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让父母觉得把你生下来以后,并不是没有什么成就。而是要为社会创造价值,让父母亲觉得光彩。”龚鹏程说,“如此一来,孟子所讲的孝道便脱离了私人伦理的范畴,成为指导全社会的公共伦理。”
孟子的孝道之中,强调不能单纯听父母话,如果父母有过错,还要劝谏父母。孟子认为,父母讲的有道理我当然顺从,没有道理那就要进行劝谏。针对这一点,龚鹏程认为,这种孝道打破了父母跟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上升为价值上的共同理想。“当孝道成为价值的共同理想,这才是一个家族传承内在的核心。而孟子所开启的这种共同的价值理想,对孝道的巩固和提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龚鹏程认为,后世人们谈及孟子的孝道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应该是最直观的。“这种‘推己及人’的方法是孟子学术思想的重点。”龚鹏程说。“由此,家庭的孝道可以被推广成为国家的孝道。就是要求人们都应该孝敬父母,都应该养父母,都应该关怀父母。并且把这种心理扩大,就变成了以民为本国家的政治理念。
孟子思想成为
衡量现实政治的重要标准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要治理一个国家,孟子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实施方案。在龚鹏程看来,这些仁政的实施方法是孟子思想的终极。
“孟子所讲的王道,就是不要让老百姓饥荒,在这个基本条件满足以后,然后再孝悌忠信。一个君王对于老百姓也应该如此,这就是所谓的王道。”龚鹏程说。虽然听起来没什么特别,也很简单。但在实际的政治中,主政者却很难做到,多数的主政者驱使、剥削他的臣民如同牛马。“孟子的王道理论基本上强调的是仁爱,只有仁爱才是维持政权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老百姓支持你,你这个国家当然就强大。如果百姓都不支持你,就是因为主政者把百姓当工具,到最后百姓只有把你推翻。”龚鹏程说。
在中国,对于帝王本身有一个政权的评价、制衡、辅佐、教导系统,称之为道统。孟子的“民本”思想、“民贵君轻”的思想、“仁爱仁政”的思想、“王道”的思想,对中国政治有持续的影响力。“实际上,我们也常常以孟子讲的这一系列政治思想去衡量每一个朝代,拿它这个标准去衡量现实政治。”龚鹏程认为,“孟子也无可置疑地成为道统中最重要的一根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