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步伐。
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第二产业对日本GDP 的贡献率达到50%左右,成为工业化的黄金时期。1956年,日本的工业化进入加速增长阶段,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0.12%,而这一阶段也是日本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1955年,日本的城市人口为5053万人,占总人口的56.1%; 1965年,日本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67.9%;1970年日本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72.1%。1963年~ 1973年,农村平均向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80万人,近60%的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工作。由表1可以看出, 20世纪50年代~70年代,随着日本工业化的加速完善,日本的城镇化也在飞速发展。
(三)政府引导
日本在城镇化过程中,尽管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但是政府在其中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如在资源合理配置中,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政府制定产业政策以在市场配置失灵时进行修正。在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过程中,日本政府注重建立统筹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体系,为农村劳动力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改善关于保护农村权益的法律法规制度。
(四)以法律手段促进城乡发展
1947年颁布的《基本教育法和学校教育法》将日本的义务教育年限延长至9年,1965年~1975年公共教育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7.6%,20世纪80年代,40%以上的农村学生能够进入大学深造,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为了使农民免受城镇化的冲击,保护其合法权益,1947年,日本颁布的《农业协同组合法》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协同组合提供从整个生产链以及金融、保险、医疗等服务业的保护,努力提高农业协同组织的专业化水平,使其成为农村建设的载体从而不断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1961年,日本颁布《农业基本法》,将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至非农业从业人员的生活水平并提供一系列农业保护措施,实施价格保护、农业补贴、限制进口、调整农产品结构等。《农业基本法》实施后,农民的收入水平以年均15%的速度增加,1972年农民收入水平还略高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1955年制定的《町村合并促进法》旨在将日本的村镇进行合并,町村数由1950年的10411个缩减至1975年的3257个,城市从214个增加到641个,城市人口比重到1975年达到75.9%。
三、日本城镇化对我国的启示
(一)促进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改变我国城镇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原因之一便是缺少具有经济中心地位、多层次、多核心的大城市,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中西部地区的大城市发育不健全,以资源型中小城市与城镇为主体,城镇发展层次较低,公共服务规模较小。鉴于日本在城镇化进程中以三大都市圈为主导、中小城市与城镇协调发展的经验,未来我国应充分发挥中小城市与城镇的各自优势。在已经存在的大城市中重点建设培育国际性的大都市,力图打造城市经济生活圈。此外,城镇的建设和发展也是我国城镇化需要重点考虑的方面,城镇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中西部地区的城镇整改县可以升级为县级市,即所谓的建制市。针对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政策。东部地区的城市应该走分散型道路,在大城市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并发掘部分公共服务设施较为健全、产业引导力度较大的城镇,重点培育其成为改革中有活力的中小城市。中部地区应走集中型和分散型的双重道路,最终形成大中小城市结合发展的格局。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发展路线,而不能照搬其他国家或东中部地区的经验。未来,多样化是我国特色城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之一,主要体现在城镇布局多样化、城镇化进程多样化及城镇产业及结构多样化等。
(二)发挥政府在城镇化中的积极作用
不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市场为主导的城镇化,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发挥宏观调控和管理的作用。我国与日本有相似的文化特征,政府在我国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十分重要。一方面,我国的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城市的规划管理,通过财政、土地、投资等政策引导城镇发展,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并加大力度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对比日本的情况,尤其是在城镇化水平达到70%之后,其基础
[城市发展战略]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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