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人，受儒家兼济天下情怀影响至深，希望能建功立业求取功名。然而，人生起起落落，不如意之事占了生命旅程中的大部分时间。当理想被现实撞击得七零八落时，无疑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悲愤和痛苦。庄子思想中面对荣辱穷达所奉行的安时守顺、随遇而安的精神，为文人们开辟了另一片心灵休憩的空间。明代才子杨慎，年少气盛，不惜以生命维护儒家的正统礼教，结果触怒世宗皇帝后惨遭长期流放，在漫长坎坷的生涯中，他慢慢从儒家走向了老庄，宠辱贬褒、功过是非再也不能搅乱他内心的平静。“少日声名追杜甫，暮途羁绊脱庄周”，这首诗几乎概况了中国文化上的一种普遍现象：人生得意时以儒家入世为宗，失意往往在老庄的豁达心境里寻求安慰。
也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这使你明白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则都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付镇痛剂，所以抚慰创伤了的中国人之灵魂者。”中国文化的奥妙就在这里，它一方面以儒家积极进取的价值观念引导着我们，另一方面又通过道教自然超脱的观念给了我们面对困境时一种隐忍的精神。
明末清初之际，虽然儒家的正统观念仍占主导地位，道教日益被官方冷落，但在改朝换代之际道家思想仍大肆蔓延，仙道之风盛行。普通大众学道自不比说，连王公贵族、士大夫都好道，许多明朝遗老更是逃于佛、道二教。与此同时，另一奇怪的现象却是，清人对科举的重视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连道教都认为中科举的士子是魁星转世或文曲星下凡，不仅在社会给了他们极大的尊重，甚至连鬼神也得对他们刮目相看。据《清史稿·选举志序》记载：“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官吏）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导致了清代科举考试竞争得异常激烈。
科举考试制度到了清代已然留下了很多弊端，许多文人一辈子忙于科举，最终却都铩羽而归。考生为预知命数和考试结果，往往会求助于传统的道教占卜之术，常见的有扶乩、祈梦、吉兆、测字、观星术、求签、相术、镜听、相名等，《聊斋》中就有好几篇故事涉及到这些方面：《何仙》中，乩神何仙评李生院试之文为“一等”，张榜后却屈居四等，何仙解释说是李生的命数该如此；在《司文郎》中，一瞽僧占卜时认为王生会考中，余杭生落第，但考试结果却相反，他解释是：“我所论者文耳，不谋与君论命。”这些解释，实际上也是蒲松龄自己的解释，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用命数解释考试结果，虽然没有直接揭示出科举制的诸多弊端，但它至少给了落第举子暂时的心理安慰。这种浓厚的道教氛围，决定了蒲松龄与道教之间一种尴尬的关系：信奉儒家，却不得不从道家那获取灵魂的镇痛剂，自始至终都和道教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作品是作家的第二生命，从《聊斋志异》这部书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道教对蒲松龄的影响。王恒展先生曾明确表示：《聊斋志异》作为志怪小说的代表之一，也有大量作品涉及道教文化的内容，《聊斋志异》中有近六十篇直接涉及道教文化的作品，如果再加上涉及神仙、长生、养生、法术等道教内容的作品，恐怕不止百篇。可见，《聊斋志异》与道教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道教所创造的升天入地的仙道法术和仙道妖鬼等题材意象，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蒲松龄小说的创作，书中以浪漫主义手法创作的魑魅魍魉的鬼狐世界和自鸣天籁的艺术境界，正是道教文化在书中的具体体现。要深入全面地研究《聊斋志异》和庄子的关系，对《聊斋志异》和以庄子为轴心的道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就需给予充分地注意。
人们总是在经历很多事之后，才幡然醒悟到世间还有个庄子。在科举给蒲松龄严重的心理打击后，庄子世界成了蒲松龄的心灵避难所，庄子“逍遥无待”、“万物一齐”和“无用之用”的思想被蒲松龄接受。他也许不会公开申明以老庄之道处世，但在他的小说、诗文中都或明或暗地表达出对老庄的好感和崇敬，庄子的思想早已成了他面对不公正现实命运的精神支柱。在庄子思想的支撑下，蒲松龄完成了他的《聊斋志异》，他从庄子那里汲取了许多营养——为人处世的豁达智慧及文学创作的艺术造诣，他领悟到了人的穷通毁誉是造化的安排、受命运的牵制，自此把人生的是非荣辱都看透了。
他在《斗室落成从儿童辈颜之面壁居》诗中写道：“事经错误迟方悔，志在功名苦始捐。”年迈的他已然醒悟，因而一切也就变得心安理得了。在另一首《拙叟行》中，蒲松龄为自己写了自传：“生无逢世才，一拙心所安。我自有故步，勿须羡邯郸。世好新奇矜聚鹬，我惟古钝乃峨冠。”蒲松龄借庄子“邯郸学步”的典故来表达人生不可模仿复制，要活出自我本色，表达了对庄子自由逍遥、超然脱俗境界的思慕。蒲松龄保有一种安贫守拙的淡然心态，没有因穷困潦倒而退缩，没有因愤世嫉俗而避世，也没有随波逐流地跟随世人追逐名利，反而以“发愤著书”过完了他的大半辈子，没人会记得他如何科举，而却记得那个在逆境中依然旷达自嘲、略显可爱的人。
总之，蒲松龄一生都没忘记儒家济世安民的使命，但人生蹉跎和命运不济的打击，却使得蒲松龄对庄子的人生哲学有了深刻的共鸣与体会，个体生命在宇宙之中的渺小感、无助感，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对美好理想的向往，使两位文学大师在心灵上得到契合。可以说，是庄子成就了不一样的蒲松龄。因而进一步研究蒲松龄与老庄的关联，了解他对老庄的整体态度，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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