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津走出来的济南名士
作者：杨曙明
利津距济南约有150公里，虽说不是近在咫尺，但也不算太远。历史上的利津与济南既有黄河相连，又有隶属相关。史载，金明昌三年（1192）始有利津置县，元属济南路，明属济南府，清属武定府，民国初年属济南道，1925年改属武定道，1928年直属山东省。如此说来，利津与济南的亲密情谊可谓由来已久。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在精彩纷呈的济南名士中，既有土生土长的济南人，也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外籍人，仅就现代济南名士而说，从利津走来的就有綦际霖、李长之、杨立德。
教育家綦际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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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际霖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利津县綦家夹河村人。历史上的綦氏家族，在利津是名门望族，因而早年的綦际霖，喜读古文，工于书法，而且受家庭影响还善阅医书。从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之后，23岁那年的他来到济南，考入了山东省师范学堂，攻读理化。在校期间，辛亥革命爆发，他毅然剪去发辫，积极参加了“山东独立”活动，宣传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山东独立”失败后，他被迫返回利津，因为继续宣传民主革命，被县府视为叛逆，在被驱逐出城后，返回济南复学。1913年夏，在即将毕业时，逢袁世凯改元称帝，他为此义愤填膺，面见教育长鞠思敏，宣称“拒不接受书洪宪纪年的毕业证书”。此举为鞠思敏所看重，在随后组织毕业生赴天津考察“南开”时，他特意让綦际霖遵嘱从行，并由此让他奠定了献身教育事业的理念。
山东师范学堂当年是山东师范教育的最高学府，毕业之后十几年间，綦际霖先是任教于设在聊城的省立第三师范，而后又到了惠民第四中学任教。1928年北伐军入鲁后，山东省政府曾暂驻泰安，期间綦际霖受命赴任曲阜县长。到任后，他政令严明，关注民生，禁绝徇私舞弊，博得了百姓称赞。他曾拟定了县政革新方案，但终因官场腐败难以施行，并因之挂冠而去。1929年秋，在任职于山东省工矿厅时，他借公务出差之际，在南京走访了陶行知主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因感受良多，决计重返教育界。
济南正谊中学是鞠思敏等人创办的私立中学。1930年，应校长鞠思敏的邀请，綦际霖到校任教，并于次年夏天，被学校董事会提名主持校务，可惜时间不长，就因学校发生学潮，在政府当局逼迫下，他卸任还乡。还乡后他并未得闲，应邀参加了《利津县续志》的编修事宜。时隔不久，正谊中学董事会为了举办二十周年庆典，再次邀请他回校编辑纪念文献，筹备纪念活动。碍于鞠思敏的师情之邀，他遵命重返，主持庆典活动，并掌管教务工作，直到1937年暑假。
全面抗战爆发初始，綦际霖返回利津，受聘担任县府秘书。期间，因为抨击当局抗战不足、扰民有余，而为土顽所不容。1939年，他脱险回到济南，再次到正谊中学任教，在时任校长于明信因拒绝出任日伪教育厅长被迫辞职后，受董事会嘱托，他接任校长职务。其后，为了抵制奴化教育，他与敌伪虚与委蛇，做了大量有益于抗战，有益于民族的事。在招聘的教师中，明知有几位是共产党人，他却仍予聘任，使得正谊中学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济南的重要联络点。
抗战胜利后，綦际霖先后在省立第一师范、立达中学任教。1948年济南解放后，他出任济南三中校长。当时的济南三中，是由齐鲁大学附中、禹城中学、第四临时中学、第五临时中学和中正中学合并而成，因而情况较为特殊、复杂。綦际霖到任后，不辱使命、尽心竭力，靠着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和为人正直、心胸宽阔的品行，赢得了师生们的尊重、信任和支持。
綦际霖是著名的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曾被选为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省政协委员、市人委委员、市政协常委、民进济南市主委等。1956年，他转任山东省教师进修学院任职副院长，1960年因患老年性动脉硬化症长期卧床，1969年3月29日病逝，终年82岁。
表演艺术家杨立德
山东快书是起源于山东地方传统曲艺，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杨立德是居功至伟的代表人物。他的表演艺术轻松而幽默，质朴而豪放，俏皮而细腻，因而深受观众喜爱。业内人士对“杨派”山东快书的评价是：“继承了民间说书传统，强调以说为主，突出‘包袱’的幽默感，力求亲切感人；注重板稳，多用俏口贯口，喷口脆、发音准、咬字清、行腔俏；语言连贯，动作洗练，保持了说书艺术的细腻内蕴和情感表达的生动活泼。”
杨立德出生于民国十二年（1923）八月，出生时父亲已去世三个多月。出生不久，母亲抱着他又被人拐骗，后其叔通过打官司，才将他又抱回杨家。父亲和叔叔都是艺人，当杨立德四、五岁时，叔叔就带着他街头卖艺，无意间的耳熏目染和有意间的耳提面命，使他从小就喜欢上了快书艺术，并打下了较为厚实的表演功底。他在晚年撰写的《我和山东快书》文中曾回忆道：“那年我才五岁，学不会就被一脚踹（出）老远。年小学活不多，却是实授。”
杨立德六岁那年，生活再遭不幸，其叔叔也因病去世了，于是，他便过早地分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每天都要到街头艺人聚集处，在别人演出间隙为其垫场，由婶婶负责收钱。就这样，靠着长辈结下的人缘和自己年幼可爱的神情，他得到了很多指点和帮助。“生活逼迫我非得认真学艺不可，不然就没有饭吃，所以自小用心，不只是模仿，主要是用脑子。我生性腼腆，干这个本不够材料儿，简直就是逼出来的。”这是杨立德回忆当年生活时所讲。
1935年，有位姓高的快书艺人来到杨家，说动杨立德随自己下乡卖艺。开始时高某对他还算不错，可时间不长就不行了。杨立德对此是这样回忆的：“开始为他当兄弟，后来又说是他徒弟，最后又变成了他的奴隶。”高某不仅抽大烟，而且还养有姘头，因而开销极大。为了能多挣些钱，无论是酷暑严冬，还是风霜雪雨，他都要强迫杨立德跟着自己赶集赶会，可即便是这样，他仍是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在一次卖艺时，高某对杨立德的虐待引发了观众不满，在众怒声中，他吓得不得已而私自逃走，于是，杨立德便独自流浪，直到1939年夏天才又回到了济南。
艺术天赋成就了杨立德，生活磨难造就了杨立德。回到济南后，他与快书艺人吴平江“合穴”演出，辗转于新市场、劝业场、大观园等处。那几年，他曾经尝试着将竹板打法巧妙地化用在鸳鸯板中，并且改变了以往“半拉光脊梁”的不雅外形，改穿大褂或小褂，努力塑造干净、利索的形象。与此同时，他还结识了后来与其同为山东快书艺术大家的高元钧，并与之开始对山东快书中“荤口”进行改革。对于“荤口”改革的原因，杨立德是这样描述的：“在大城市演出跟在乡下田间地头，集市庙会确实不同，观众情况复杂，而且文化层次高得多。有一次，一个老太太指着鼻子说我：‘小孩儿唱得不孬，就是不说人话。’这对我的刺激太大啦，咱一个大活人怎么不说人话呢？再使‘荤口’就觉得不对味儿，矮人一等。”改“荤”为“清”的演出，剔除了粗野、色情的唱词，获得了观众的好评，还引来了不少女性观众。杨立德对此如是说：“咱是说书的，不是玩猴的，不能用低级庸俗的东西去换取廉价的笑声。”
1943年，杨立德离开济南，在到徐州、开封、德州、聊城等地演出两年后，于1945年到达青岛，此后数年便在青岛的西镇、劈柴院、储水山公园等处献艺，并先后为两家电台定时演播快书，逐渐成为知名艺人。1949年6月，他参加了胶东文协曲艺队；1952年，他调入山东省歌剧团，并参加了华东文艺界赴朝慰问团；1955年2月，他奉调筹建济南市曲艺工作队，翌年曲艺队成立时，他成为首任队长。
作为曲艺队队长的杨立德，率先垂范就是要创作好作品，表演好作品。他在表演好传统作品的同时，还创作了《粪变金》《孔二小姐要嫁妆》《打钟》《调房》等具有浓郁民间色彩和喜剧风格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作品。同时，他还将河南坠子《大搬家》移植为山东快书，并使之与他的俏皮风格相结合，从而成了他的保留节目。1957年6月，在山东省首届曲艺会演中，他荣获一等奖；在同时举行的山东省曲艺协会成立大会上，他当选为副主席。
杨立德是个性格耿直的人，1957年，因为敢于直言被错划为右派，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在“摘帽”不久就赴北京参加了全国首届曲艺会演，获得了演唱和曲目整理大奖，还为上海唱片社灌制了《大闹马家店》《大搬家》《石家庄》等唱片。
在十年浩劫中，杨立德与绝大多数名家一样，虽然被剥夺了演出和创作的权利，可是他却从没放弃对艺术的追求，经常与知根知底的老艺人们交流切磋表演艺术，收集和整理传统曲目。同时，他还非正式变相收徒，经常为曲艺爱好者传授技艺。
改革开放之后，杨立德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1980年7月，他当选中国曲协山东分会副主席；1981年济南市曲艺团恢复建制，已是年近花甲的他出任副团长，并在频繁演出的同时笔耕不辍。1982年12月，他与他人合作，整理出版了“杨派”山东快书《武松传》。1988年10月，他应邀出任“中华山东快书研究会”名誉会长。1989年5月，中国曲协山东分会、济南市文化局联合举办了“杨立德艺术生活六十周年纪念会”。在纪念会上，他还与高元钧再次联袂演出，成就了山东快书史上一段佳话。
1990年，杨立德离休了。离休后的他，仍然时常到趵突泉公园等处参加公益活动，并经常现身于辅导教学场所。那几年，曾有不少人高价邀请他“走穴”，但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我已经干了一辈子了，老了就别变了，把这点心劲儿放到团里吧！”
1994年11月8日，杨立德因病逝于济南，享年71岁。
文学评论家李长之
说起李长之，如今的利津人和济南人或许都已经不太熟知，可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他却是个响当当的文学评论家。
出生于1910年的李长之，两岁多的时候就随着父母迁居到济南，先是住在泺口，而后又迁住到司里街，他就是在那儿长大成人的。
李长之的父亲毕业于山东高等学堂，母亲毕业于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李长之，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1918年夏天，八岁的他进入“省立一师”附小上学。由于他上过幼儿园，有过学前教育的经历，所以入学时就已经认得很多字。鉴于这种情况，学校索性就让他插班，从第二册教材学起，可即便是这样，他的学习成绩也始终名列前茅。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特别是新派人物王祝晨出任附小校长之后，学校改用白话文教学，这对李长之影响至深。他的家庭生活虽然还算富裕，但在父母的鼓励下，他还是参加了很多勤工俭学的活动。譬如：加入了学校贩卖部，贩卖糖果及教科书；加入了学校工艺部，印制笔记本，制作牙粉包。同时，他还参加了学校的童子军，经常外出参加社会活动。
李长之少年成名，这虽然得益于他的天赋，但更得益于母亲对他的培养。母亲是小学教员，她对李长之的教育可谓十分得法。在母亲的鼓励下，年少时的他就特别喜欢写作，十二岁那年，就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了散文《森林的话》和《我的学校生活》，过后不久，他的诗歌《早晨的大雨》也被刊发在《儿童世界》上。他因之被称为神童，也由此明晰了自己要走的文学创作之路。
1923年8月，李长之考入了“省立一中”。在校学习的三年间，除了正课之外，他还阅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籍，创作欲望也更加高涨，写了很多新诗和小说。他的长诗《游玉涵山》，小说《放鸽记》，散文《两只老鼠的结果》和《大明湖游记》等，曾先后被《少年》杂志刊用，其中的《游玉涵山》后来还被“一师附小”当作讲义。
1926年夏天，李长之从“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了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中文科，不过时间不长，他就提出了转到理科的申请，这让其父母和老师都颇感不可思议，但父母最终还是尊重了他的意愿。至于他要求转科的原因，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对国文教员和英语教员的授课不满意。转入理科之后，他除了应付正常功课之外，仍是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课外阅读上。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古籍，而且还阅读了大量的时代新作，也正因为他的“不务正业”，所以在“山大高中”的四个学期中，他的学习成绩只有一次甲等，与同学季羡林相比，就有了些许差距。
1928年的“五三惨案”，让“山大附中”被迫停课，李长之不愿意虚度光阴，便考入了“齐大附中”继续高三学业。可是，由于“齐大”及其附中是教会办学，所以教学和管理具有宗教色彩，李长之对此很逆反，于是入学不久便又选择了退学，从而结束了在济南的求学生活。
从“齐大附中”退学之后，李长之于1929年3月到聊城的“省立三师”成为高三插班生，可是入学不几天，学校就因为“匪乱”被迫停课，待到“匪乱”结束，李长之他们这届高三学生也到了毕业时间。于是，只是在“省立三师”上了几天课的李长之，便稀里糊涂地拿到了毕业证。毕业之后他就去了北平，在读了两年“北大”预科后，于1931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先是在生物系学习，两年又转入哲学系。
李长之才华横溢，在“清华”上学期间，就受聘成为《文学季刊》的编委和《清华周刊》文艺栏主编。当时，他还与季羡林、吴组缃、林庚自封为“四剑客”。“四剑客”虽然不同班、不同级，也不同系，但都爱好文学，因而经常聚之海阔天空。说来也是巧合，李长之与后来成为国学泰斗的季羡林不仅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而且还是特别投缘的好友，1934年，他曾因为友情与巴金闹过不愉快。事情是这样：季羡林写了篇书评，编委会同意发稿，可在发排时却被巴金撤下，季羡林为此很生气，李长之为此更生气，因为稿子是他约的，季羡林又是他的好朋友，而且编委会已经同意发稿，巴金撤稿事先又没有与同是编委的他沟通，因而这件事让李长之对巴金很是耿耿于怀，由此可以看出李长之的忠厚、仗义的品行。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李长之是个极具个性和影响的作家。1935年，年仅25岁的他，受邀主编天津《益世报》副刊，并在该副刊上“近水楼台先得月”，连载了他自己所写的《鲁迅批判》。在写作过程中，他曾几次与鲁迅信函往来，并得到了鲁迅的鼓励和支持。1936年1月，《鲁迅批判》结集出版，这是鲁迅研究史上的首部系统文集，也是唯一经过鲁迅批阅过的，评论鲁迅的专著，因而在文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5年夏，李长之从“清华”毕业后，先是留校任教，后又于1940年出任教育部研究员，1945年出任南京国立编译馆编审。1946年10月，他应聘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教授古典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等课程。
李长之最擅长的是文艺批评，因而建国后屡遭背运。1957年被错划右派，“十年浩劫”中又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不过，他最终熬过了寒冷的“冬天”，在“初暖乍寒”的1978年因病去世，享年68岁。可惜了李长之，可惜了这位利津籍的济南名士。
綦际霖、杨立德、李长之，三位从利津走出来的济南名士，既是济南人的骄傲，更是利津人的自豪。
【作者简介】杨曙明（男），祖籍沂源的济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历下区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有《岁月无痕》《流年似水》《心路不觉远》《凝固在记忆里的时光》《光阴的印记》等七部散文集，《有话明说》《话由明说》两本时评专著；曾为《齐鲁晚报》“有话明说”的专栏作家；主编有《济南的味道》《历下倾城》《诗意历下》《历下民间故事》等书籍；曾获得过冰心散文奖、齐鲁散文奖、泉城文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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