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名拯，字希仁，谥号“孝肃”，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经济改革家和清官。他在京师开封做官15年，曾担任开封府尹、御史中丞、知谏院、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等重要官职。包公刚正不阿、铁面无私，5次弹劾国丈张尧佐、7次弹劾大贪官王逵，震动朝野。同时，包公还独立特行，订立了一则反贪倡廉的《家训》，严厉训诫其子孙，从政须廉洁奉公，绝对不许贪赃枉法，否则将开除族籍。其后代子孙以孝为本，恪守《家训》，身体力行，逐渐形成了名闻遐迩的“孝肃家风”，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一
包公居官最突出的特点是廉政与反贪。宋仁宗皇祐三年，包公53岁，仍在朝廷担任谏院长官，负有向皇帝进谏和纠察百官过失之职责。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即《乞不用赃吏疏》。其中名句是：“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其大意是：一个官员廉洁奉公，就是百姓的表率，就能造福一方，为国家赢得民心。反之，如果贪赃枉法，他就是独夫民贼，使国家丧失民心，导致败亡。包公在此疏中要求朝廷从重从快惩罚贪官，决不轻贷。即“此辈既犯赃滥，只可放令逐便，不可复以官爵”。他还强调，即使遇到朝廷大赦，也不要启用这种害民贼，即“永不录用”。可见，包公对贪官污吏是何等深恶痛绝，其反贪倡廉的决心又是何等坚定。
“正人先正己”“打铁还需自身硬”。那么，包公如此大张旗鼓地反贪倡廉，他能否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呢？其实，他早已为自己做人做官安排好了“座右铭”。
宋仁宗景祐四年，包公在家尽孝10年之后赴京复官前，写了一首《明志诗》，开篇就是“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他要清心寡欲以修身，正道直行以处世，做一个好人和清官。包公一生都在践行自己的诺言。如，他任知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3年，奉公守法，为百姓挖井、办书院，做了许多好事。端州出产端砚，极为名贵，每年向朝廷进贡一定数额。从前的端州长官往往多征收几十倍的砚台，以馈赠权贵，希图升官发财，砚工苦不堪言。而包公知端州后，只按贡砚数额征收，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加码多收一方砚台，减轻了百姓负担。包公3年任满返京复命时，自己仍无一方端砚。史称其“岁满不持一砚归”，朝野交口称赞。
再如，宋仁宗嘉祐二年，包公权知开封府。旧制，百姓告状不准进大门，只能将状纸交给府吏，听候通知，叫做“牌司”。其间，府吏往往从中营私舞弊，甚至敲诈勒索钱财。包公坚决取缔了“牌司”，彻底改革了诉讼制度，以杜绝府吏从中玩弄手脚，影响公正断案。包公在坐堂日，大开正门，允许百姓直接走向大堂亲自将状纸交给最高长官府尹，并可“面陈冤屈”。当时，京师谚语云：“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他断案公正，“号为明察”，人称“包青天”。这就是包公，一个清正廉明、一心为国为民的真包公。公生廉，廉生威，包公当然敢于大胆反贪倡廉。
二
包公不仅自己立朝刚毅、铁面无私，大力反贪倡廉、依法治国，致使“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而且他还对其子孙要求十分严格，严得惊世骇俗，严得令人生畏。这就是他订立了一则世所罕见的反贪《家训》。
宋仁宗皇祐三年，包公弹劾国丈张尧佐和两次弹劾宰相宋庠“窃位素餐”之后，认为宋仁宗打击贪官污吏不力，即“忠良介特之士在下既不能进，奸猾苛暴之人居职又不能退”。他一气之下，连上7道奏章，要求辞职外任，史称“七求外任”。宋仁宗比较开明，包公赌气要走，他倒也不生气，还以任期不到为由，一再挽留。然而，包公去意已决，宋仁宗见留不住了，只好放行，任命包公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相当于省长）兼高阳关路安抚使（军区司令），特赐三品服。这种封疆大吏，位高权重。此前一段时间，包公反贪态度十分强硬，刚直不阿，屡与皇帝面对面论争，几次弄得宋仁宗下不来台。尤其是弹劾国丈张尧佐，包公怒不可遏，指责宋仁宗“私昵后宫”，即用人唯亲。说到激愤时，他竟将唾沫星子喷了皇帝一脸。那么，宋仁宗为什么不处分包公，反而还要重用他呢？因为他认为朝廷离不了包公。我们看宋仁宗对包公的评价：“卿风力峻明，气怀端量。伏谏于陛，屡形药石之忠；秉宪于朝，一屏奸邪之气。”
原来，宋仁宗认为包公直言敢谏是忠于朝廷，正气凛然，可以“一屏奸邪之气”，肃正朝纲。
包公要出京赴任了，临行之前又做了一件振聋发聩之事，这就是订立《家训》。他借此再次表明了自己反贪倡廉的决心以及与贪官污吏泾渭分明、势不两立的态度。
包公的《家训》内容如下：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这则《家训》的大意是：包公的后世子孙做官，若有贪赃枉法者，不准其再回家来，等于扫地出门了；死亡之后，也不能葬于包家坟茔之中，即不准其入葬祖坟，等于开除了族籍。不按《家训》行事，包公就不承认其为自己的子孙。这在古代可以说是最严厉不过的家训了。包公真是嫉恶如仇，治家之严由此可见。
在我国古代，非常重视家教，名门望族或者社会贤达人士大都订有家训、家规及戒子孙书。其内容多为修身养性、行善积德，如忠孝传家、耕读传家、勤俭持家、乐善好施等，形成了一种家族文化，内容积极向上，纯系正能量。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是整个社会文明的组成部分。如，三国诸葛亮的《戒子书》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宋代司马光的《温公家训》中“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不如积德于冥冥之间，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再如，北宋名相范仲淹的《家训百字铭》中“立身莫歪，子孙看样。耕读莫懒，起家之本”“积德深厚，子孙昌隆”等。范仲淹不但忧国忧民，而且是其家训中“积德行善”“乐善好施”的表率。
范仲淹在苏州有一处宅院，有高人看后说是风水宝地，后代子孙可以昌盛。他便将其改建为一所学校，让百姓子弟上学深造，将来共同昌盛。这些家训对我国古代的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包公《家训》，独特就独特在训诫子孙如何做官上，重点是反贪，而反贪必倡廉。所以，有人说它是反贪倡廉《家训》。这在古今众多家训中，的确是别树一帜。同时，它也更加证明了历史上的包公，的确是一个治国理政的清官、好官，在政治上颇有远见卓识，非同凡响。反贪倡廉是一种廉政文化，即以“廉洁从政或廉洁政治”为内涵的文化。反贪倡廉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古今中外的所有国家政权都非常重视，无不大力倡导，旨在遏制官员腐败而希望国家长治久安。所谓“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廉则兴，腐则败”“治国先治吏”等，很有道理，它反映了一条国家兴亡的历史规律。包公的《家训》之所以光芒四射、历久弥新，其深刻意义就在这里。
包公做事十分严肃认真，从不轻描淡写。他立《家训》不仅写在纸上，而且“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 。即立碑刻石，竖于正房的东墙上，永远警示后人。包公在开封做官，其宅院在大相国寺西侧同里巷附近，恰好处在隋、唐和北宋时期的大运河开封段北岸。包公的《家训》影响巨大，在宋代就已经传扬天下，令官员望而生畏。同时，其子孙也始终恪守《家训》，为官清廉、爱国爱民，形成了传颂千载的“孝肃家风”，影响深远。
三
包公于宋仁宗嘉祐七年在开封逝世。宋仁宗辍视朝一日，亲至其家吊唁：“惨怆久之，谕左右曰：‘包拯公而忘私，不邀阴幸也。’”包拯的灵柩先陪葬于巩县宋陵，次年八月迁葬于故乡合肥。包家是名门望族，现在其家乡合肥包公镇大小包村尚有后裔600余人，加上先后迁移浙江宁波、河南、江苏以及海外的包氏余脉，有1000人左右。包氏有家谱，一直传承有序。“孝肃家风”的内涵非常丰富，现在择要加以论述。
包公去世之后，朝廷谥号“孝肃”，说明孝是包公第一个优良品德。文坛领袖欧阳修曾赞扬包公“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那么，包公是如何孝亲而为子孙做出榜样呢？
包公以孝为本，认为孝义高于一切，不孝之人禽兽不如，更无以为国。他有个理论“先尽孝后尽忠”。即先在家为父母尽孝而后为国家尽忠，其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品学兼优，为了照顾父母，迟迟不参加科举考试，29岁才中进士，已经晚了大约10年。包公是甲科进士，朝廷授官建昌知县，后应其请求改为距合肥较近的和州监税（仍为县级长官）。后因父母不愿离开故土，包公毅然弃官尽孝，“屏居乡里，侍养双亲”，长达十年之久。待父母相继去世，他又庐墓终丧，即在墓旁搭个小屋，守孝三年，人称“墓旁孝子”。包公是天圣五年进士，此时已到景祐四年，他已经39岁，才进京复官，开始为国家尽忠效力。史称包公“竭力于亲，尽瘁于君”，是北宋忠孝双全的典范。
上行下效，包公的后代子孙也都贤良仁孝、好评如潮。同时，包公还有个孝顺的儿媳妇崔氏，史称“节妇”。后来阴差阳错地传说为包公的“嫂娘”了，真是大错特错。原来包公的长子包繶英年早逝，其妻崔氏21岁而寡，宁死不再嫁人，“尽志于孝养”公婆（即包公夫妇）。后来包公的媵妾孙氏生下次子包绶，是由崔氏一手抚养长大的。故包绶一直称其大嫂崔氏为“嫂娘”，“以母礼视之”。崔氏因此几次受到朝廷表彰，被封为永嘉郡君。其诏书是翰林学士苏轼所写。其中讲到“使我嘉祐名臣（指包公）之后，有立于世，惟尔之功”。包绶对其生母孙氏和“嫂娘”都极尽孝道，勤于奉养，守孝终丧，人称其孝。
包公之孙包永年，字延之，是包繶之妻崔氏过继的族子。他对养母崔氏、生母萧氏皆“朝昏侍奉”，待其先后去世，又都“居丧如礼”，守孝3年，“乡闾称其孝”。包公其他孙子，如包康年、包耆年、包彭年、包景年，“皆有学问”，仁孝传家，深受好评。
包公一生勤俭持家，廉洁奉公，爱民恤民，堪称楷模。他去世后，皇帝驾幸其家吊唁，发现“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跟普通百姓家一样，史称其“居家俭约”。
包公之子包绶，初任濠州团练判官，“奉公守法，卓有盛誉”“秩满解官，人称廉洁，思惠爱，异口一词”。包绶后来官至潭州（长沙）通判，乘船上任到黄州时，得病十余日去世。随从打开其行李箱，除了“诰轴著述外，无毫发积为后日计者”，即没有积攒一点儿钱财。时人评曰：“盖知公（指包绶）生平清苦守节，廉白是务，罕有伦比。孝肃以清白劲正光于青史，公可谓能克家者，孝肃之风至于公而益炽也。”就是说，包公的廉政家风由包绶发扬光大了。
包公之孙包永年，曾先后担任开封府咸平（今通许县）主簿和鄂州崇阳县令。他“廉勤自守，蔚有政声，吏民爱思”，人称“包公之后信乎有是贤孙也”。
“孝肃家风”还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浓厚的民本思想，即“以民为本，宽民利国”。包公做官将“民为国本”看得极其重要，多次上书要求朝廷恤民爱民，复苏民力，以期国泰民安。这也是他受到百姓爱戴的重要原因。包公当地方官也好，在朝廷当三司使也好，在制定和推行政策方面，非常强调利国利民和减税救灾，提高百姓的生产积极性，早日实现国富民强。包公将这种爱国爱民的民本思想也遗传给了后代子孙，成为“孝肃家风”的一项重要内容。
因篇幅所限，包公其他历代子孙就不一一介绍了。下面介绍一下“孝肃家风”的守卫者与躬身力行者、近代相当有影响的风云人物之一包玉刚。
据宁波天一阁藏《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记载，包玉刚系包拯29代孙。包玉刚是香港巨富，还有英国籍，号称“世界船王”。但他与父亲包兆龙身上仍有包公“孝亲”和“民本思想”的基因。中国人有个传统，叫“叶落归根”。包兆龙父子没有数典忘祖。中国是他的根，宁波是他的故乡，合肥是他的祖籍。他们仍是包公的后代。包兆龙也写有一则《家训》，共12个字，即“叶落归根，热爱祖国，建设家乡”，刻石立于合肥包兆龙铜像旁。包玉刚非常仁孝、廉洁和爱国爱民，酷似其先祖包公。几十年来，包玉刚回国探亲和祭祖，慷慨捐资，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谱写了“孝肃家风”的新篇章。
在包公后裔中，包玉刚属于迁移到宁波的一支。他是宁波钟包村人，1984年回故乡探亲祭祖，看到自己读书的小学校仍无起色，宁波教育还相当落后，便捐资为村里建了一所小学、一座医院，修了一条公路。后来，他还先后捐资2000万美元建了一所综合性大学——宁波大学，捐资600万元人民币建宁波大学图书馆，捐资500万元人民币建宁波大学体育中心，还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兴建宁波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大楼。
包玉刚生活节俭是出了名的。“包玉刚是一个悭俭的人，不会乱花一分钱。但他也不是一个吝啬的人，该花的钱绝对不会手软”。他有钱，也会用钱，从其捐资建设家乡看，果真如此。包玉刚还在全国各地捐资做了不少好事、善事。因为他非常孝顺，捐资筹建的许多设施都以父亲包兆龙的名字来命名，如北京包兆龙饭店、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包兆龙住院大楼等。1993年，包玉刚听闻浙江省遭了水灾，立即捐赠500万港元，救济灾民。包玉刚不忘祖根，爱国爱民，热心公益，建设家乡，乐善好施，赈灾救民，将其先祖包公的“孝亲”和“民本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进一步弘扬了“孝肃家风”，惠及民生，为现代的家训、家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作者：李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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