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形地貌复杂。明清时期，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瘟疫接踵而至，甚至一度成为疫病流行的始发地和重灾区。面对疫情肆虐，医生不避风险设法救治，著书立说传播经验，为探索疫病防治作出了宝贵贡献。山西旧志中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明清以来的历次疫情，也记载了很多医家治疫的故事。
一、疫情频发
雍正《平阳府志》
山西旧志中最早的疫情记载是北魏永平（510）三年，平阳所属的两个县禽昌（今洪洞）、襄陵（今襄汾）发生瘟疫，死亡2730人（清雍正《平阳府志·祥异》）。
到明清时期，志书中的疫情记录显著增多。在明代276年间，山西共发生大的传染病疫情45次，平均每6.13年出现一次。而且，多数发生在明代中后期，特别是万历、崇祯这两个朝代，疫病流行最厉害。
万历皇帝在位48年，共有19次疫灾，平均两年半发生一次；崇祯皇帝在位17年，共有9次疫灾，平均不到两年发生一次。
特别是明万历七年至十七年（1579-1589）、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年（1610-1612）、崇祯六年至十七年（1633-1644），这三次瘟疫前后持续了27年。此起彼伏，首尾衔接。频次之高，伤亡之重，令人骇然。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在古代，疫病往往是一种继发性的灾难，伴随旱灾、水灾、蝗灾、地震等自然灾害而来。
如果以“县”为单位统计，山西古代有记载的疫情共739县次。其中，与各种自然灾害伴生的就有679县次，占92%。尤以旱灾最多，约占60%。旱灾发生的时候，空气干燥，水源不洁，容易发生呼吸道、肠道传染病。
在739县次疫情记载中，绝大多数都笼统称为“疫”“大疫”“瘟疫”“疫疠”，只有196县次有明确的疫病名称。
其中，记录最多的是“喉痹”和“白喉”，达82县次。这两种都是白喉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说明以喉症为主的呼吸道疫病，是山西最常见的传染病。如：
明代太原府城图
明万历《山西通志·灾祥》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太原府暴发喉痹疫情，得病一两日毙命，“十家而八九，十人而六七”。晋王府受灾最为严重，朱元璋第十世孙、晋王朱敏淳也染病而死。清光绪《闻喜县志》记载：光绪十五年（1889），流行白喉，死者无数，不少家庭遭到灭门之灾。
记载第二多的是“大头瘟”，俗云“大头伤寒”，旧志中又称为“肿颈”“大头风”“头项肿”等，共有61县次。大头瘟也是山西暴发最集中的传染病，疫情全部发生在明万历九年到十四年（1581-1586）这6年期间，而且集中在晋南、晋 东南地区的平阳府（今临汾）、潞安府（今长治）、泽州（今晋城）。主要病症是面部红肿、颈部肿大。“大头瘟”是个古代名称，在现代医学中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流行性腮腺炎、颜面丹毒等新称谓。
记载第三多的是“鼠疫”，共21县次。鼠疫是最烈性的传染病之一，病死率高。明崇祯十七年（1644）秋天，潞安府及所属州县发生瘟疫，“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一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清顺治《潞安府志·纪事》）。这是典型的鼠疫症状。
清末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对地方志的记载给予高度肯定，称：“地方志的作者不仅记载了患者项部和腋下长有硬血块，而且还记载患者会突然吐血死亡。就我所知，这是目前有关中国肺鼠疫的最古老的记载。”
此外，旧志中还记录了霍乱、转筋霍乱、瘴疫、疟疠、斑疹、痘疮、黍谷、黄肿、人畜共患病等9个病名。
统计发现，在山西有的地区，同一种疫病反复流行。如，平定州（今平定、盂县）在清光绪六年至八年（1880-1882）每年都暴发白喉。山西有记载的2次疟疠，都发生在乐平县（今昔阳）。有记载的4次瘴疫，都发生在永宁州（今吕梁市离石区）。这可能与地理环境有一定关系。比如，明清时期，永宁州四周群山环绕，沟壑纵横，植被茂密，山林间湿热蒸郁，瘴气重，容易发生瘴疫。
旧志中还记载了5次人畜共患的疫病，“瘟疫传流，人畜多毙”。其中一次发生在东南部的晋城，是清道光二年（1822）安南（今越南）进贡的大象路过晋城时带来的，属于传入性疫病。
这些疫病普遍有很强的传染性，“疫死甚多，亲属绝往来”，亲友“病不敢问，死不敢吊”。类似记载，比比皆是。
二、协力救治
明清时期，山西各府、州、县都设有官办的医疗机构——医学和惠民药局，都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如明代的太原府医学，设在活牛市街（现在解放路钟楼街到开化市街的路段）；浮山县医学，设在县衙左侧，有三间正房，一座门楼。只有岳阳县（今安泽）医学，是借住在寺庙内办公。
医学负责地方的卫生行政，但政治地位不高。府医学设正科一人，从九品，是古代九品十八级官制中的第十八级。州医学设典科一人，县医学设训科一人，连十八级也够不上，都是未入流，有官职无俸禄。
府、州、县医学是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下诏普遍建立的。到了明朝后期，由于得不到官方和社会的重视，即使在疫病高发的万历年间，有不少州县的医学就已经废弃了。
太原府所属州县城图（康熙《山西通志》）
以太原府为例。明代，太原府辖忻州、代州、岢岚、保德4个州，阳曲、太原等20个县。除阳曲县因与太原府同在一城没有独立设置县医学以外，其余州县在明初都设有医学。到明万历年间，仅存的只有忻州、代州2个州医学，太谷、祁县、交城、文水、崞县、兴县6个县医学，其余2个州医学和13个县医学都已废弃。废弃比例高达65%。万历年间之所以成为山西疫病史上疫灾最严重的时期，不能说全是天灾。
清代康熙年间，由于多年没有疫情，医学的地位有所下降。朔州、平定、沁州等5个州医学，太原、清源（今清徐）、文水等15个县医学，都已经废弃。甚至连明代时期疫病的重灾区——潞安府，府医学都不复存在了。
当时，社会普遍重视科举考试，徐沟等县的医学被改为书院，用于办学。静乐县医学被改为社学。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夏，静乐县瘟疫大作，人畜死亡众多。知县李士俊施药治瘟，用郝医生负责其事。疫情过后，李士俊想收回社学，恢复医学，受到各种阻挠，最终不了了之。
所以说，府、州、县医学的这种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应付日常可以，应付大规模的疫病就非常吃力，需要官府把一些地方名医临时招集到医学或者惠民药局，设方备药，防控救治。
光绪《山西通志·艺术录》
清光绪《山西通志·艺术录》记录了明清时期111位医术高超、卓有行谊的医家。他们中有一类人是出身于医学世家，如阳高张组家族被称为“三世儒医”、蒲州杨炳家族被称为“药丸杨氏”，都有较深的家学渊源；也有一类人是儒生出身，如曲沃苏仰伊、介休武瓛、猗氏杨斌等，因为父母久病难愈，发愤学医，后成为名医；还有一类人，是因为科举落榜，如绛县贾凝禧、阳高张祖等，立志悬壶济世，“不为良相，必为良医”。这三类人，是明清山西名医中的大多数。无论哪一种，都有一定文化基础和悬壶济世思想。
在疫情来临之际，特殊的职业使医生成为最直接接触疫病的人。他们目睹疫情之重、灾民之惨，不避疫气，不辞劳苦，施医送药，努力救治。
如，清道光二年（1822），蒲县发生瘟疫，针灸名医曹俊对登门求诊者积极治疗，夜半数起，不以为苦，应手奏功，活人甚多。另一位蒲县名医曹力壮，舍药施方，治愈众多，乡里士绅向他赠送“功侔良相”门匾，赞扬他功德堪比良相。
山西旧志还记载了一些中医治疫的方剂或者药名。如：
清道光《太平县志》卷十五记载：道光元年（1821）秋，太平县（今襄汾）大疫。病人症状为：“沉晕吐泻，四肢发搐，指甲先青，遍体遂青，缓治即死。”治疗方法是：将舌根下的青红紫泡，用针刺破直到出血，再将血点敷上雄黄，让病人蒙头出汗，三日内不要受风，可以见效。或者用“平安散”及“藿香正气丸”。另外，佩带装有“方羌活、白芷、柴胡、细辛、吴茱萸、大黄各一钱”的小药袋，也可以避疫。
这里所说的“沉晕吐泻，四肢发搐，指甲先青，遍体遂青，缓治即死”,是霍乱的典型症状。志书中的这条记载说明，在1820年前后世界第一次霍乱大流行期间霍乱首次传入中国时，山西就是第一批受灾区。
明万历《山西通志·技术》记载了大同医生任服远治疗瘟疫的事。万历八年（1580），大同发生瘟疫，传染性极强，十家九病，被染者接连死亡，亲友不敢探望或吊丧。任服远的曾祖父任荣是大同有名的医生，在世时妙手回春，多次治好疑难杂症，去世后又被百姓神化，传说他几次在外地显迹。任远服出身于这样一个医学世家，大疫当前，苦思冥想，不得其法，觉得愧对先人，愧对乡亲。有一天，梦见曾祖父告他“取松黄岗普济消毒服饮之”。醒来后，翻找到这个药方，照方抓药，药效很好。他“身亲诊视，不避传染”，前后救活数千人，被称为“神医”。
托梦也许是故弄玄虚，但药方本身却实有其事。
金元四大家之一李杲
“普济消毒饮”记录在李杲的名著《东垣试效方》中。李杲是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他首创了这个药方，治疗大头瘟有特效。万历八年大同发生的这次瘟疫，史志中没有记载疫名，也没有记载病症。任服远的这个故事，可以佐证疫病有可能是大头瘟。
三、成效彰显
山西的一些医家在长期的治疫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治疗伤寒、痘症等常见传染病方面取得了较高的医学成就。
清光绪《山西通志》收录的伤寒名家有：长治申相、李从泰、临晋张无妄、虞乡樊希先、长子蔡开周、长治丁怀、大同张文耀、阳高张组、沁州郭明威、平定魏泰等。
针灸名家有：乡宁郑郊、绛州罗秉礼、祁县吕肇勋、翼城左见龙、永济杨光庭、孝义魏国钦、左云王利仁、盂县张楷、平陆赵遵程、绛县曹鹤征、稷山史凤集、蒲县曹俊等。
痘症名家有：榆社李天培、绛州张洪烈等。
其中的一些人把自己的治疫经验和研究写成著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财富。
山西现存旧志中的“经籍志”“艺术录”“方技”“艺文”等篇目中，收录了历代医学著作目录200多部，仅治疗伤寒的就有《伤寒尊是》《伤寒金镜录》《伤寒条辨要解》《伤寒心源》《伤寒捷法歌》《诊家秘要》等20余部。
特别可贵的是，一些医家不迷信权威，不拘泥教条，在实践中敢于求真出新。
张仲景《伤寒论》
如，明代沁州人郭明威，和儒医杨国泰一道，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对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大胆删定更正，“明著其失”，告诫同行要辩证论治。
明代猗氏人潘毓儁，精通《内经》，每次配方，“多出新意，往往奇中”。
清代长治人罗从可，对轰动当时的医学新著《医林改错》梳理勘误，撰写成《医林酌中》，“以矫其偏”。
他们的医学成就和贡献受到社会好评，不少人被冠以“神医”称号，有的被称为“良医”（长治申相）、“半仙”（夏县赵含光）、“神针罗”（绛州罗秉礼）、“李仙”（大同李春先）等。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晚年得子、开枝散叶，有的子孙学业有成、仕途通达，都被看作是积德行善的回报。
他们的医术水平也得到官方的肯定。其中一些人，被任命为州县医学机构负责人，如明代沁州人霍迎祉被公举为州医学典科，高平人祁芳担任了县医学训科。
一些人被选拔进入更高一级的王府良医所，如明代屯留人李行监升为晋王府良医。
还有的进了国家最高医学机构。如明代泽州人程应宠等被选入太医院，平定人吕瑛由医学典科被选入御药局，“名动中外”。翼城人左见龙被选入太医院后，多次为后宫看病，获得御赐“真国手”匾。
郑郊郑都兄弟入祀乡贤祠（乾隆《乡宁县志·艺文》）
还有一些人，如明代乡宁人郑郊、郑都兄弟，死后被奉祀到乡贤祠，树为后世学习的楷模。明代蒲州人杨炳，去世后官府为他建立了专祠，世代接受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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