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诗文选本

曾国藩留在近代史册上的痕迹，色彩最浓的一笔，毫无疑问是他的军功。这位有着赫赫军功的一等毅勇侯，实际上却是一个标准的文化人。他从父亲的私塾到唐氏家塾到涟滨书院到岳麓书院，受过正规的系统的学院教育。他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到翰林，走过正途的完整的科举道路。直到三十九岁之前，他都是一个专职的皇帝文学侍从。咸丰二年底，曾氏接到朝廷令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事务大臣的上谕，他最初的态度是一口拒绝。使他作出违旨决定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他的不识兵戎的文职身份。尽管还有其他种种原因在起着作用，但我相信，占第一位的一定是这个，因为这是近于本能性的反应。对于一个业已四十二岁身处高位的中年人，弃文就武、投笔从戎，谈何容易！所以我历来认为，对曾氏的研究，无论视他为政治家也罢，军事家也罢，都不能忽视他的本色。他的本色是一位词臣，一介文人。最能体现他的词臣学养、文人情怀的，除开他自己创作的诗文外，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部诗文选本：《经史百家杂钞》与《十八家诗钞》。

《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创意于咸丰元年初曾氏供职京师六部期间，成书于咸丰十年闰三月安徽宿松军营。在此之前，有一部影响很大的古文选本名曰《古文辞类纂》，编者乃大名鼎鼎的桐城派主将姚鼐。曾氏对姚很尊敬，说过“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的话，并将姚列为他所认可的三十二个圣哲之一。姚对曾氏的最大启发，是姚所提出的文章有阳刚与阴柔之分的观点。曾氏在姚的基础上，参照邵雍的四象之说，又将阳刚分为太阳、少阳，阴柔分成太阴、少阴四类。太阳代表气势，少阳代表趣味，太阴代表识度，少阴代表情韵。后来，他又将四类分成八类，即气势类分为喷薄之势与跌宕之势，趣味类分为诙诡之趣与闲适之趣，识度类分成宏阔之度与含蓄之度，情韵类分为沉雄之韵与凄恻之韵。吴汝纶称曾氏此种分类，是关于古文的“前古未有”的发现。曾氏自己多次说过，他对古文下过苦功夫探索，有独到的心得体会。他甚至担心若过早去世，他的寸心所得有可能成为广陵之散。对古文的这个分类，应是他古文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虽受姚鼐所启发，但曾氏并不盲从姚。当时的散文名家吴南屏曾致信曾氏，说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之心殊未必然。这话说到曾氏的心坎里去了。尽管曾氏看重姚所编的《古文辞类纂》，但对此书着重辞章家而忽略经史的做法很不赞同。他说经史才是文章的源头。作为国家重臣，曾氏对姚轻视典志、治道也不满。他认为学问于姚所标举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还有经济之学。

重新梳理古文源流，纠正姚鼐的偏颇缺失，这两点无疑是曾氏在《古文辞类纂》的盛名之下，还要选编《经史百家杂钞》的重要原因。

《十八家诗钞》这部书，最先的构想也产生在咸丰年间。据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记“余在京抄成十八家诗”这句话，可知此钞本成书当在咸丰二年六月前。曾氏所选的这十八家，都是他本人极为喜爱的诗人。他在自己的文字中多次对他们的诗作表示赞誉，对他们的人品表示敬仰。他说：“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之奇观。”又说：“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朓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他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诗在曾氏心中的地位，看到他对自己所敬重的诗人之珍爱。

除开这份情感外，曾氏对诗也有很深的研究。早在京师翰林院时，他就说过：“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曾氏不是个说大话的人，此话当可相信。他曾将所抄的十八家诗细加考究，认为李白、韩愈的诗可列入阳刚中的气势类，韩愈的另一部分诗与苏轼的诗则可列入阳刚中的趣味类，杜甫、李商隐的诗可列入阴柔中的情韵类，陶潜的诗则可列入阴柔中的识度类。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曾氏认为最好的诗文应当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融合起来。他为此提出过“含雄奇于淡远之中”的美学观念，说艺术作品若能达到此种境地，才是“文人技艺佳境”。由这样一位在研究与创作两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人，来选编前代诗作，自然可以诞生一部既有品位又有特色的选本。

曾氏所编的这两部诗文选本，收在清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印的《曾文正公全集》中。随着《全集》的广泛流传，这两部选本也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清末民初研习中国古代诗文的最好读本。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毛泽东在致友人萧子升的信中说：“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又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对曾氏选本的评价，应该代表当时社会，尤其是激进青年士人的普遍看法。

今天，对国学有兴趣的年轻读者，仍可借助这两部选本，从正门进入中国古典诗文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