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是中国近代兴起的新学术范式，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以来，大体已经经历了四次学术范式的更新——三十年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五十年代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八十年代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卷和九十年代至新世纪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今天，我们又看到金观涛、刘青峰两位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再次将我们带回到中国思想传统的长河之中。
金观涛、刘青峰夫妇
金观涛、刘青峰从香港大学退休后，回到大陆养老，他们并没有休息下来，而是开设了中国思想史的讲座，“从大历史观去思考问题，去探讨人类轴心文明的形成和他们各自演化的路径。”对于这种大历史观下的思想史研究，严博非是非常赞赏并大力支持。在他的努力下，这部书稿顺利出版了。
八十年代金观涛以“中国超稳定结构”一举成名，三十年来他并没有放弃这原有的思想架构，并进一步将其用于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他使用观念与社会互动的方法，把中国思想的起源形成、特质和变迁贯穿起来，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过程中，归纳总结出中国文化的价值和精神特质：
第一，中国文化以道德为终极关怀，追求道德完善是人生的终极意义。第二，中国人对道德内容的理解主要以儒学为基础，儒家思想是以家庭伦理为中心的道德哲学，即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大传统的主流。第三，两千年来，儒家道德是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根据和社会秩序的基石。（第一讲 先秦诸子及中国文化的超越突破003）
从上述归纳中，我们不难发现“超稳定结构”的影子，在金观涛看来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且这个主流对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秩序产生了奠基性意义。尽管如此，金观涛并没有将中国思想史写成中国儒家思想史，而是在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线索，讲述了道家、玄学、佛教和理学的思想发展。
在金观涛看来，儒家将道德视作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也是判断每个人言行对错的标准，从而塑造了至今为止，牢不可破的中国文化历史传统。在孔子之后，所有的制度和事物都与道德有关，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泛道德主义大传统，特别是以儒家道德作为社会组织正当性基础的基本原则。
道家则试图挑战儒家的道德主义传统，这种对道德性传统的挑战，依然属于中国大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在对儒家进行全面否定的同时，也给出了另外一种人生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战国诸子也同样开始挑战儒家的道德主义传统，并试图树立各家学说的价值与意义。
不过对于儒家道德主义传统的挑战，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结束而最终消歇。取而代之的是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哲学，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态，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下，顺利将家庭道德伦理扩展为整个社会乃至国家组织结构的根本性原则，从而使儒家经典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所在。
在中国思想史上，魏晋玄学具有着非常重要和独特的地位，一方面魏晋时期儒家的政治意识形态，退回到家族为中心的本位上来，这造成了国家意识形态上的真空；另一方面，佛教的进入迅速填补了这一思想上的空间，并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进一步的交流融合，构成了中国文化接受外来思想的特殊机制。这就是说，玄学一方面保留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接引了外来的文化，触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融合机制。
在来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双重刺激下，本土士大夫一面激活中国传统上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将又将佛教与道教的思想融汇于其中，形成了中国的儒学的复兴，理学的出现。
本书只是金观涛中国思想史十讲前六讲，从中国古代开始截止到中国近代，他试图以中国传统中的儒家思想的演进，以及与外来思想的融合，来描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在我看来，这与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所要实现的目标大体类似，一方面要描述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要试图解释中国传统有吸纳外来文化的能力，从而为中国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挑战找到传统的资源。
不过在我看来，金观涛刘青峰两位的努力，恰恰是因为预先设置了中西文化的对峙、古今文明的冲突，这导致了他们在撰写中国传统思想的时候，往往按照已有的框架来描述中国传统本有的思想。这使得中国思想史研究形成了一个概念循环，本是希望通过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史来概括中国精神，用来处理近代西方思想的挑战，但是这种外来文明的挑战模式，恰恰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非传统历史的本来面貌。
如果按照金观涛先生所描述的中国传统既有固定化的道德思想结构，又有融合吸纳外来思想的能力，那么，中国传统的超稳定性结构为何无法面对近代以来的外来挑战？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等到金观涛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十讲》的下卷出版之后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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