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牧童文史
优美的富士山下，隐藏着喷涌的岩浆。美丽的北海道沿岸，处在太平洋地震带范围。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相对于其他大中华文化圈里的东亚各国，千百年来“独悬海外”的日本民族，形成了其积极中带着忧郁，从容里蕴含极端的特殊民族气质。
“向死而生”的武士道精神，就是这种特殊民族气质的突出表现，而武士道精神之中对于名誉的重视，和对于死亡近乎于追求的执着，则是武士道精神的核心。
然而任何一种精神的形成和流传，都有其特地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推动，日本武士道精神中轻生死重名誉的价值观念，也是在古代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中国古代诗人李白在《侠客行》中曾写出这句十分荡气回肠的诗文：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日本武士道精神在现代人的眼中，似乎也具有这种极度浪漫的诗人气息。然而实际上，诗毕竟只是艺术作品，包含着诗人的寄托与想象，武士道精神也是如此。现代人眼中的武士道精神，不过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之后，从历史的只字片语之中拾起，再加以现代人个体的想象，升华而成的一种向往。
真正的武士道精神，非但谈不上任何浪漫，反而隐藏着人作为独立个体的悲哀。正如前文中所说的日本民族的整体气质，看似的积极之中，带着无可奈何的悲哀，从容赴死的选择下，体现的是没有退路的极端情绪。
正如同日本武士道经典《叶隐》之中的那句话：
“所谓武士道，即死而已。”
武士首先还是人，是人就有求生的欲望，这世间也很少有一种精神是鼓励人“去死”，而且还能源远流长，深入到一个民族的血液里的。这里的“即死而已”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无奈。
从日本武士道的起源来看，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治背景下的日本，其形成与发展，实质上类似于中国汉朝时期大一统王朝的瓦解和门阀制度的兴起。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武士道精神繁荣的中世纪，正是日本战乱不止，大名们混战不休的战国年代。
换句话说，在以天皇为代表的日本中央集权逐渐瓦解以后，生活在底层的日本百姓和小贵族，为了在战乱的年代里存活下去，不得不向大贵族们投靠效忠。武士的起源实质，是士兵从国家的保卫者转向家族士兵的过程。
藤原氏
所以说，武士道精神的兴起，其实是在日本大一统的天皇统治瓦解后，位于上层的大名们，和位于下层的武士阶层之间，形成的一个约定俗成的契约，即大名为武士提供地位和土地等赖以生存的资源，而武士则为大名付出自己的生命。
这种契约因为没有法律的效力，只是道德和人格上的约束，上位者为了武士们的忠诚，只能不断推动强化武士道精神里的名誉观念，借以绑定武士们。
如果说日本武士道精神之中重视名誉胜过生命的名誉观，只是一种武士阶层与上位者的契约的话，那么在面临真正生死抉择的时候，是什么支撑着武士们不会“违约”呢？是武士们本身的道德高尚吗？
是，也不是。武士阶层跟日本社会的任何一个阶层一样，划分的依据是个人的武力和地位，而不是道德。武士阶层之中固然有真正的珍惜自己名誉胜过生命的人，也一样有面对生死抉择时贪生怕死的人，所以单纯的道德，不足以构成武士阶层整体对名誉观念的看重。
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之中说：
“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
武士道精神之中重名誉轻生死的价值选择，其实是武士阶级本身的利益所在。
日本毫无疑问的也是大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其起源哲学深受孔孟之道的影响，“仁义礼智信”和“忠君”的思想深入人心。在这一现实之下，那些以家族为核心崛起的大名们，本身就是天皇的“叛逆”，自然不可能宣扬大一统的忠君，或者说“忠于国”的思想，转而强调“忠于小家”，忠于自身的报恩思想。
从这个角度上讲，大名们为武士提供生活所需和稳定的家庭环境，而武士们则出于“报恩”的思想，忠诚于大名，强调的不是国与家，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从属关系。
这就催生了“武士道”精神轻生死，重名义的需求。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从属关系的模式下，日本的大名与武士之间，无法像古代中国那样，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将“忠君”的思想打入人心，大名作为“主君”，本身就名不正言不顺。
那么武士对于大名的忠诚，就只能靠武士本身的自觉和道德水准，这显然是不利于上位者的。在此基础之上，崇尚名节，重视名誉胜过本身生命的武士道精神，就在当时实际的统治者大名和武士们的双重认可下，迅速的推广，直至成为武士阶层的一条划分标志。
等这种认知成为整个武士阶层的一种精神，那些不这么做的人，就会被排挤出武士队伍，会失去借以生存的土地和地位，也就倒逼武士们，明知道成为武士就要为上位者拼命，也不得不去“向死而生”了。
所以说，日本武士道精神之中重视名誉，轻视生命的理念形成，实际上是在作为上位者的大名们的推动下，武士阶层保有自己阶层利益的内在需求，谁要是违背这种精神，失去的不仅是名誉上的损失，同时也就失去了武士的身份，以及在这个身份之下所包含的利益。
从武士个人的角度去看，重名誉胜过生命的武士道精神，也是他们的个人追求。
日本学者中村通夫在《杂兵物语》之中说：
“为武士者，为主君之大事舍弃性命是应当，而为自身不受耻辱也是应当。”
由此可以看出，武士重名誉轻生死，不仅是其社会属性的需要，也是武士自身的个人追求。
从武士的来源看，日本武士主要是指：具有较强武装势力，需要带领“家”参与更有力的领主组成的武装集团的小贵族。其突出的特点是拥有领土，经济上相对独立。
很明显，放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这就是典型的天子与诸侯之下的“士大夫”阶层，属于社会的中层，拥有一定的地位和经济实力，放在现代，就是典型的中产阶级。
而中产阶级，是最容易出现“小资”“公知”等身份追求的，核心就在于相对于无产或者是大贵族，他们要追求更高的权利和地位不现实，要沉沦下流，与普通小民呆在一起，不愿意。
更直白一点，就是武士阶层需要找到自己与贫民，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管子·牧民》中说：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人吃饱饭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诞生精神需求。那么日本的武士们，他们能追求的精神需求有哪些呢？
同时期的中国士人们，也即是社会中层，追求的是“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可是这一点在当时的日本不现实。
第一武士阶层普遍没有治国安民的本领，毕竟他们是以武力著称的；第二没有社会现实，陷入战乱之中的日本从国家上也没有定乾坤的需求，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春秋无义战，打来打去也不过是大名们之间的兼并战争。
这个时候，强调个人名誉的武士道精神出现，就恰如其分地满足了武士阶层的这种精神需求。
所以说，日本古代武士道精神之中重名誉轻生死的价值观念，也是作为社会中层的武士们自身的追求体现。
综上，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民族温和之中带着极端的气质，武士道精神正是这种气质一个表现。
而重名誉，轻生死的武士道价值观，不仅是在统一的天皇政权被割据的大名统治替代后，作为上位者的大名们，为了保障武士的忠诚，推动形成的一种新的阶级划分标志，也是占据古代日本社会中层的武士阶层本身的价值追求。
“向死而生”的武士道精神之所以能在日本流传，源于其既符合了日本民族本身的民族气质，更是在上层推动的武士阶层划分标志下，武士们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参考文献：
《资本论》
《杂兵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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