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湖田案的利益冲突，看曾国藩如何化解

湖田滨于微山、昭阳两湖西岸，南迄铜山，北跨鱼台，绵延二百余里，宽三四十里或二三十里不等，多为铜山、沛县属境。清朝末年发生的湖田案，亦称“湖团案”，是铜山、沛县土著与山东曹州流民逃荒组建的湖团，因湖田纠纷而起的冲突事件，这本是一件主要涉及经济利益的民事纠纷，却因持续数年，影响较大，又加上捻军的介入，而具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以至惊动了清廷。

同治四年（1865）五月，被朝廷倚为“勋国柱石”的曾国藩在南京接到圣谕，令他带兵奔赴山东剿灭捻军，并七天连收六道圣旨，曾国藩不得不接受重任。就在他调集兵马，带领幕僚沿河北上的途中，又接到处理“铜沛湖田案”的圣旨，为兼顾二者，曾国藩驻扎于徐州。

曾国藩

（1811年~1872年），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黄河泛滥与湖田垦种

徐州地处黄河下游，黄河为彭城大地带来了“兴”“荣”，也带来了“流离”“贫弱”。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多次决口，迁徙不定，每到一处就带来大量泥沙。《尚书·尧典》记述：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黄河改道，田舍损毁，沃野被覆，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微山湖恰好处于黄河下游，每逢河水泛滥，微山湖西岸的山东曹州一带和江苏徐州地区都首当其冲，饱受黄患之苦。

清咸丰元年（1851）秋，大雨连绵，黄河在蟠龙集（今安徽砀山县与江苏丰县交界处）决口，其后三年，黄河复数次溃决，大水汹涌，所到之处，人畜被淹，房屋庄田夷为平地，其中又以沛丰一带受灾最重，“居民流离转徙，以为故乡永成泽国，不复顾恋矣”。据光绪《沛县志》记载，除死于水灾者，人口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水过后，高阜夷为平地，泥沙溢满坑洼，少了村落，多了荒滩。

四年后的盛夏（1855年6月），连日暴雨，黄河下游的水位不断上涨而再次决堤，这是黄河的最后一次自然改道，从此黄河不再经过徐州。洪水冲毁了山东曹州府各县，百姓流离，逃荒队伍成百上千。

逃难的灾民

曹州士绅唐守忠带领一支逃荒队伍来到微山湖西岸，发现了沿微山湖西近200里湖岸县新涸出的土地。后又有大批山东灾民扶老携幼，迁徙来此，开垦出两千多顷（20多万亩）的湖田。他们寄居于此，垦荒为田，结棚成屋，比邻而居，修筑圩寨，组建湖团，史载沛县境内有唐团、北王团、北赵团三个团以及南王团的一部分，铜山县境内有南王团部分、于团、南赵团、侯团、睢团五个团。这些湖团持械自卫，逐渐安居乐业。

灾民返乡与湖田争端

几年以后，黄河固道，生息出拔。咸丰元年外出逃亡的沛县、铜山灾民陆续返回家乡，看到良田被外人垦种，交涉不成后引发争斗。冲突主要发生在团民最多，湖田最广的沛县，发生了一连串命案。

当时的南河总督庚长对此争端做了如下处理：

一是设立湖田局，具体负责湖田事宜；

二是重新勘察丈量土地，划分等次，团民以土地等次交纳田租；

三是所交租金充当军饷；

四是修筑大堤作为土民与团民垦种土地分界线。

然而有形的边堤并未隔绝无形的怨愤，尤其在沛民刘际昌死后矛盾被彻底激化。沛民接连进京告状，并将矛头直指团首唐守忠，指其纠众霸田地、戕害县令、冒充官兵，这一京控案引起慈禧关注，下令漕运总督吴棠密速查办。

吴棠查证后上禀指控并无实据，其目的是为夺取团民开垦的湖田。沛县人对这一调查结果并不满意，继续告御状，偏又出现了铜山县境内两个湖团与捻军有来往之事，土民认定湖团均与捻匪勾结，诉讼再起波澜。就在事情一筹莫展之际，“湖田案”这一烫手山芋落到了曾国藩之手。

民国《沛县志》关于湖田案的记载

扬“良”抑“莠”断难案

同治四年（1865）八月，曾国藩抵达徐州，沛县生员王献华发动多人联名上告，指控团民是“贼党”，“呈词累数十纸”，加之徐州道也前来禀请剿灭湖团，曾国藩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处理不当会激起民变。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使他的思路清晰起来。时年九月，捻军攻入唐团寨内，杀人放火，唐守忠与其族叔、儿子奋力拼杀，终因寡不敌众，被捻军抓获。捻军以利诱之并用绳索绑着他去迫使其它寨子投降，唐守忠坚决不从，大叫“固守勿降”后被杀害。

捻军（1853~1868年）是一个活跃在长江以北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

此事颠覆了曾国藩对唐守忠及湖团的看法，经过查证，他发现8个湖团中有两个——王团、刁团确曾与捻军合作，其余6个团均没有勾结捻军的证据。此时曾国藩发现领头告状的人并未失去田产，这些人多方煽动，以求从诉讼中获利，但如何处理，他依然没有找到突破口，毕竟一旦处理不当，逼迫团民铤而走险、加入捻军，这个罪名谁都担当不起。

最后他将目光锁定在“捻”字上，既然朝廷最关心是“捻军”，而土民在控告中也强调湖团通捻，那就将这一经济问题政治化，抛开土客民的恩怨纠葛，以良莠为标准确立处理此案的原则：客民良莠标准在于是否与“捻”有关，土民良莠标准在于是否参与“敛钱构讼”。

第一，通捻者驱逐，抗捻者嘉奖。追捕在逃的王团团首王长振，驱逐王、刁二团，准许其余六团在当地合法居住，缴纳赋税，使湖田成为他们的永久家业，对抗捻而死的唐守忠等三人，则厚加抚恤，表彰他们效忠朝廷。

第二，构讼者惩戒，失田者归还。对于参与诉讼的文生王献华革除功名，对于被侵占的田产，凭有效地契等官方文书，核实后从被逐王、刁二团退还的土地中如数拨还。而对于无法核准的土地则充作学田，用于兴办教育。

第三，恩威并施，缓和矛盾。通捻的仅是二团首领，而非全体团员，所以其余团民全部赦免逐回山东本籍，并在山东郓城县设专门机构处理遣返团民的安置。同时合理安排对遣返团民的抚恤，对二团已种麦田派兵屯守，收获后一半退给团民，一半作为屯兵的开支。二团果然“全数徙去，安静回籍”。

  曾国藩雷霆手段，事件处理之后，又加警告：

湖团如再有窝匪通捻重情，经官府查明，小则拿犯诛惩，大则派兵剿办；沛民也应将团民视同土著，永不再言驱逐之说。

经过曾国藩的调解，双方尽消争讼之嫌，同敦睦姻之谊。“湖团纠纷”实质上是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广大灾民自发的大型移民潮，是一次十分无奈的自救。在移民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土、客之间的诸多矛盾冲突，核心问题在于双方都在争夺生存空间、争夺土地权。曾国藩的处理虽然是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利益，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矛盾，基本稳定了局势，避免更大规模的争斗发生。后来，山东团民为了表达对曾国藩的感激之情，先后在龙固和五段等地为他建了功德碑，赞扬他给予了大部分移民居住合法权的做法。

来源：《湖团记事》沛县地方志办公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