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听到一个外国人说中国是他（或她）的故乡，你的第一反应，很有可能是将这种说法只当作一种语言修辞。原因很简单，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故乡的含义既是那样的丰富辽阔，辽阔得你一辈子好像都走不到边，有时候甚至又是那样的深沉厚重，厚重得你需要去扛一辈子。
赛珍珠的身上贴着“普利策奖”、“诺贝尔文学奖”、女性作家、奥斯卡奖等等标签。在此之前，也曾经有过许多作家描绘中国的小说或者游记引起西方对中国研究热潮。元朝时，马可·波罗以他在中国的游历足迹为线索，描绘了当时封建帝国的繁华盛世。赛珍珠虽然不是第一位写中国的西方作家，却是西方作家中第一个以自己亲身生活经历为素材来创作中国题材小说的作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以写中国题材的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
她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魅力，以史诗般的形式展示了中国近代农村的生活，在世界文坛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她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100多部文学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小说《大地》。这部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荣获多项奥斯卡金奖。
镇江赛珍珠文化公园雕塑
1921年10月19日，赛珍珠（1892-1973）的母亲凯丽在江苏镇江病逝，安葬于镇江西侨公墓，是年，赛珍珠29岁。30余年之后，赛珍珠在其自传《我的几个世界》中深情地写道：镇江乃我之故乡。那时候，镇江对于赛珍珠来说，早已不再只是她曾经生活过16年之久的一座异国城市，而且，她的五位亲人还永远地安息在了那片土地上。当晚年的赛珍珠说她一生最后的愿望，就是能够再回中国，再到镇江的土地上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时候，我想任何一个人应该都不难体会和理解这一愿望当中所包含的丰富而厚重的情感及思想。
在上个世纪初期，出生在美国的赛珍珠，跟随担任传教士的父亲来到中国，经历了乱世中的种种颠沛流离，经历了人生中的坎坷起伏，对中国的风土人情有了深入的认识，对中国人生命哲学有了一定的理解。此后若干年，她致力于向世界推介中国传统文化，展示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建立起了文化沟通的桥梁。
1896年，也就是在赛珍珠四岁的时候，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在母亲凯丽的强烈要求之下，将他们的家第二次搬迁到了镇江。据说，赛珍珠大学毕业档案上家庭所在地填写的就是镇江。这座城市，有着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赛珍珠永远也抹不去的经验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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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便移居到一个扬子江边的城市，此城名镇江。我的童年便在那儿静静地消逝，住在一间建筑在山顶上的小茅屋里，从这里山巅上可以俯瞰长江和人烟稠密的鱼鳞也似的瓦屋顶。在我们家的那一边，有许多矮小的山，可爱的园景一般的山谷和竹林。
1914年，赛珍珠一家搬进了镇江登云山上隶属于美国南长老会的一幢二层小楼之中。
镇江赛珍珠故居
而对于童年时代在这座扬子江边的城市的生活，不仅赛珍珠自己有过满怀深情的回忆叙述，她的同为作家的妹妹格蕾丝在《异乡客的女儿》一书中也有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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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喜欢这座公园，这里有一条砌有鹅卵石的小道。在这里非常风凉。小道转角处的灌木丛旁设有坐椅和花坛，还有时而出现的山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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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赛珍珠故居简介
赛珍珠和南京大学渊源深厚，断断续续有长达12年的执教生涯。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的西墙根下，矗立着一座三层的西式小洋楼，这也是赛珍珠居住工作过的地方，并写下了史诗般的《大地》三部曲。她在作品里多次提及南京这座城市与城中的人事，比如《大地》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分家》（1935）里，就有很多对南京城非常细致的描写。
作家薛忆沩曾提到赛珍珠的《大地》第一部最初书名为“王龙”，而且小说中“王龙”的署名方式，也一直没有采用西方人更习惯的“龙王”这样的先名后姓的书写习惯，而是坚持使用这个名字在汉语里的书写方式。
这一说法在赛珍珠的个人相关表述中亦能得到佐证。据说在写作《大地》时，其初稿之构思甚至就是用中文思维完成的，还用汉语写出了提纲，之后才用英文完成写作。这是一种在赛珍珠的时代并不多见的文学写作经验与写作方式。
对于这一经验与方式，赛珍珠不仅有过进一步的阐述，亦还专门为之进行过辩护。
诺贝尔文学奖领奖
在当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致辞时，赛珍珠曾不乏激动地申言，“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小说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而当 《大地》及《母亲》中所描写的中国人及其生活遭遇到一些美国人的不解甚至质疑的时候，赛珍珠毫不犹豫地进行了辩驳：
在悲惨和饥饿中间生长起来而经历过最残暴的灾难的我，曾经听见过比这位“母亲”的悲惨得多的故事哩！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在早晨醒来时没有新的勇气，不想再生活下去的人，才是可悲哀的。那位“母亲”是始终甘心生活下去的。
这种回答，显然不一定让之前所有的疑惑都烟消云散，事实亦正如此。但赛珍珠对于她笔下的中国人及其生活的“本质”体验及把握的自信，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当她看了她的儿子被处死刑回来时，她固然哭得死去活来，但当她听见她的媳妇生了一个男孩的时候，她就跳了起来，又愿意生活下去了。在这样的性格中，没有悲哀存在之余地。对于她，是没有所谓“悲剧”这么回事的。
这种体验，倘若没有生活的现场感和文化的现场感，倘若没有对于这种生活的实在体验，显然是无法获得的，同样也就无法再现。不过，赛珍珠并没有炫耀自己的这种独特体验，而是强调了自己对于这种体验的自觉，以及文学表达上的自信与坚持。
赛珍珠生活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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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77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新教来华传教士大会开始。许多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20、30、40甚至50年，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曾书写过回忆录，叙述过他们在中国的“传奇”人生，其中亦不乏饱含深情者。
不过，赛珍珠的中国叙事明显不同于这类“中国叙事”文本的地方，不仅在于其想象与虚构，或者其文学性，在我看来，更关键亦更具有决定性的“差异”，还是在于赛珍珠的中国经验——她几乎就是一个“中国”的孩子（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她的美籍身份，以及她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她的自传《我的几个世界》中，她与镇江的外国侨民社区之间的联系，似乎远不及她与在她家帮佣18年的王妈以及那些陪伴她成长的当地小玩伴们之间那么紧密和那么亲近。
赛珍珠与爸爸妈妈、保姆王妈妈
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又都可以从赛珍珠自己的一段文字中得到解答：
我可以很简单的说，因为我的过去的生活，可以说全部是在中国的，所以中国对我，比美国对我更要熟悉、接近，所以我不能阻止我要写中国的一种自然愿望。
来源：文汇报、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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